申晓虎

(曲靖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民国时期怒江傈僳族内地会教育的发展与国民政府的应对

申晓虎

(曲靖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中国内地会传入怒江傈僳族地区后，传教士创立傈僳族文字，开办各类圣经学校，培养本土传道人，提升神学教育水平，同时也推动了傈僳族地区世俗教育的发展。教会活动的迅速扩大，极大地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边疆统治。为加强边疆控制，消解教会影响，国民政府采取了大量措施，反映了国民政府巩固边疆，整合力量，支援抗战的意图。

内地会；傈僳族；教育；国民政府

20世纪初，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以下简称内地会)传入云南怒江傈僳族地区，传教士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立傈僳族拼音文字，通过翻译圣经，传授文字，发展信徒。同时，由于人手不足，活动地域广阔，传教士大力培养傈僳族本土传道人，借助他们传播宗教。在此过程中，教会针对不同受众群体，开办各类学校，开展神学教育，同时也推动了世俗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怒江傈僳族社会的进步。教会活动的迅速扩大，刺激了国民政府采取措施，加大边疆开发力度，增强边疆控制。

一、各类圣经学校的开办

(一)雨季圣经学校

随着傈僳族教会的发展，信徒人数的增加，需要更多的本土传道人对信徒进行牧养。同时，教会内部对教义的理解也出现了诸多问题。1937年后，杨志英(John Kuhn)夫妇被派驻怒江麻栗坪，决定开设长期的圣经培训班，以解决上述问题。圣经学校开办的时间定为每年的6月至8月，期间正值雨季，传教士难以外出布道，同时夏季是农忙季节，信徒白天大多在田间劳作，本土传道人在这段时间无法定点长时间开展福音传播，正好利用这三个月的时间对传道人进行集中培训，因此被称为“雨季圣经学校”。

在正式开办雨季圣经学校之前，传教士先为几名传道人与平信徒共11人开办了为期一周的实验班进行圣经学习，另外6周安排他们到周围的村庄传教。1938年5月28日，传教士在密多妹扒与和敏等傈僳族信徒的帮助下，在泸水麻栗坪村开办了第一届雨季圣经学校。参加第一届的学员有十数人，来自泸水南部、麻栗坪、里吾底及其他地区，多为男性。当时并没有专门为学校建设校舍，传道人学习的地点就是村里的礼拜堂。

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对传道人进行培训。开学第一天首先举行了礼拜仪式与禁食，晚上进行奉献仪式(consecration service)，以《约翰三书》为教材，对传道人开展神学教育。通过礼拜与小组的“思想交流”，形成共鸣，增强认同感，坚定信仰，为下一步的学习创造了氛围。

在圣经的教学当中也存在一些难题。许多词语及意义的表述是傈僳族语言及文化中原本没有的，在解释这类词语时传教士花费了大量的精力：[1]155

我(杨志英夫人)随后不得不在课堂上教授“团契”与“例子”。当我们讲到“团契”(傈僳语ja-la-ko)时，没有人(除了和敏、路加和旺友毕，他们以前学过)明白它的意思，我们不仅要解释ja-la-ko是什么意义，还要解释什么是“团契”。[1]155

每到周末(星期天)，学员们(包括女学员)会分散前往周围的村庄进行传教。通常是两人一组，也有只身一人宣教的情况，如遇同伴生病或因故缺席。某些学员巡回布道外出的路程约40公里，要举办3场礼拜，还要赶在周一上午上课之前回到麻栗坪。周一的上午，传教士指导学员们开展经验总结，通过相互交流，总结得失，调整教学内容，改善宣教方法，有效地提高了参加学习的传道人的素质，反过来又促进了傈僳族教会的发展。

雨季圣经学校结束时，传教士为参加的学员颁发写有学习成绩与名次的结业证书，同时学员们会选举出本届的学员主席、唱诗引领人与告别演讲者，当日进行毕业典礼。结束后，教会经过商议，将学成的传道人分派到各个村庄定点传教。第一届圣经学校的开办比较成功，在学校第一学年中，就“接纳了整个麻栗坪地区的教会”。

第二届圣经学校的女学员人数得以增加，不仅有傈僳族和敏、罗达(Rhoda)等，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几名妇女信徒。1940年第三届雨季圣经学校，参加的学员除了全日制学员们，还包括一部分旁听者。学员来自不同的民族，包括汉族、傈僳族、怒族与彝族。

1950年，因国内局势发生变化，杨志英等内地会传教士撤离中国大陆，雨季圣经学校停办。至1950年，雨季圣经学校共培训脱产的马扒(传道人)约 50余人，其中仅为泸水就培训了24名马扒。这些本土传道人对福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女子圣经学校

传道人的培训主要以男性为主。随着教会的发展，以男性为主体的传道人在宣教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传教士发现，男性传道人虽然可以通过接触户主(男性)而使整个家庭信教，但家中妇女信徒的教育无法开展，并且当时傈僳族普遍认为女性“学不会基督教”。另一方面，在开办圣经学校的过程中，参加学习的女性人数较少，难以融入整个群体，学习效果很差。有鉴于此，传教士决定专门开办女子圣经学校。经傈僳族信徒开会商议，时间最终定在每年2月份。

为了让女子圣经学校的教学具有更好的效果，传教士与傈僳族教会商定了参加学员的要求：[1]89

女学员必须是基督徒，只认信基督而未受洗的不行，

女学员必须在至少过去的一年中得到所在村寨执事的推荐，证明她的行为没有不当之处，

她必须会读写(后来这一项被取消了)，

她必须至少年满17岁。

1942年2月，第一届女子圣经学校在麻栗坪开办，以圣经教育为主，除白天的圣经课程外，传教士还利用晚上的聚会时间讲述圣经中有关妇女的故事，以此激发女学员的热情。同时，传教士还为女学员专门制作了赞美诗。女子圣经学校在培训女性的圣经知识，提高其宣教能力的同时，还教导她们卫生保健、哺育技巧与纺织技术，在客观上推动了当地妇女教育的发展。女子圣经学校一直开办至1950年。

(三)青少年与儿童的圣经教育

为进一步扩大圣经教育的影响，传教士决定在1943年开办少年圣经短训班(Short Bible School for teen-age Boys)，招收对象是傈僳族村寨中的少年。传教士注意到，村中许多男孩在成年之前也要从事劳动(多为放牧牛羊)，几乎没有接受圣经教育的机会。于是他们决定在每年三月开办短训班，招收基督徒家庭中10至20岁的男性青少年集中学习。这个时段田间的劳作还未开始，其他家庭成员能够帮忙照看牛羊，所以青少年有时间参加学习。当年招收的青少年学员人数达76人，教学的内容包括基督教教义与赞美诗的学习。

圣经学校开办的成功，特别是妇女、青少年神学教育的发展，促使传教士进一步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从1943年开始，麻栗坪教会开办了儿童事工。虽然杨志英等传教士早有此打算，但由于人手的限制，这项工作最终是由汉族传道人曾慧兰来进行的。她利用早上或晚上的时间将村中的儿童聚集起来，教育他们读圣经，讲解教义。儿童事工的开办在一定程度上为教会培训了“后备人材”，为基督徒背景教育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从另一方面来看，儿童圣经教育的开展，事实上充当了“幼儿园”的角色，起到了学前教育的作用。

(四)麻栗坪教会学校(小学)

传播福音，招收信徒，发展教会，是内地会传教活动的核心。对于世俗教育，传教士的态度是“不支持，不反对”。称戛村的傈僳族传道人路生，曾与国民政府派往村中开展教育的汉族教师有过交往。路生有意学习更多的知识，出于更好与外界交流的目的，他也有意学习汉语。但杨志英夫妇认为，学习汉语会对傈僳族基督徒产生妨碍。他们认为如果傈僳族学会汉语，马上就会被汉族地主派差，使唤他们做记帐、写信等与宗教无关的事务，会影响他们在宗教上的成长。为了让信徒在更“纯洁”的环境中生活，杨志英建议路生学习英文，但这位本土传道人最后还是选择学习汉语。[2]76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傈僳族教会自成立之初就在很大程度上实施自主管理，尽管信徒比较尊重传教士的建议，但最终决定权还是掌握在本土教会及信徒手中。

1913年，国民政府于泸水设立行政公署，并在鲁掌设立初等小学。30年代，麻栗坪教会成立后，部分信徒希望教会出面，成立教会学校，开设汉语等课程，发展教育。1933年冬，由教会执事密多妹扒与传道人余约伯、阿肯扒牵头，召集教会长老施二四扒、褚福四扒、祝发清等二十多人，商定在麻栗坪村开办教会学校，从木城坡聘请老师，经费源自信徒奉献和学费，并报设治局教育局长段承钧批准，学校于1934年正式成立。

教会学校校舍由信徒出工出料共建，并制作了三十套课桌凳。教师系木城坡信徒汉族余有炳与傈僳族余蒙恩。经段承钧建议，学校学制为初小一年级，使用公立小学教材，设国文、算术、体育，未开设宗教课程。学生完成全部学业后，可由教会介绍至腾越、龙陵等读高小，费用自理。

教会学校的学生必须参加麻栗坪教会的宗教活动。每周三、六晚上及周日全天，学生们要到村中礼拜堂由传教士教导学习《圣经》及赞美诗，时常还组织读经及唱诗比赛。[3]

教会学校的开办，满足了信徒子女的教育需求，学生人数由开始的20多人增加至60多人，班级由一年级增加至六年级，先后开办了30多个班。学校1952年停办。[4]

尽管教会小学完全是由傈僳族教会一手负责的，传教士并未参与其中，但它与传教士、雨季圣经学校等之间关系融洽，没有材料表明几者之间存在矛盾。1942年女子圣经学校开办时，还借用了教会小学因放假而空出的校舍。1943年儿童圣经学校开办时，当时任教的杨忠奎停课，带领全部40名学生参加了儿童圣经学校的学习。非免费的教会小学与免费的儿童圣经学校，共同承担了傈僳族教会的儿童教育。

二、国民政府对教会活动的抵制

(一)抗战之前的举措

国民政府为遏制英国对怒江地区的渗透侵略，增强国家认同感，巩固国防，于1912年派殖边队进驻福贡，随后于1915年在上帕设立汉语学校，1924年改设初等小学，但因经费不足，师资缺乏，收效甚微。地方当局认为，福贡一带教育的失败，“一因怒民顽梗，知识闭塞，不知向学；一因怒民赤贫，无法筹款，而入校学生，一切衣服、伙食、书籍、笔墨，均须由公供给。有此两大原因，故帕地教育，万难急时发展。”[5]1935年，云南省政府将全省大宗收入之一的卷烟税全数充作教育经费，在包括泸水、碧江与福贡在内的滇西地区创办了三十几所省立小学，由云南省教育厅管理。由于当时少数民族与国民政府之间存在较强的不信任感，许多傈僳族民众，不愿意送子女前去就读，为完成指标，设治局便将名额摊派至各乡，而且各村无论有无学生，每户均要负担2升“学粮”，[6]这更激起了双方间的矛盾。传教士对此也颇有微词：

县长开办小学，强令所有适龄儿童参加，同时收取相关税收……然而这位老师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抽鸦片。当学生成绩不好时，就对他们收“笨税”(too-stupid-to-learn tax)，并令其退学回家。通过大量接触，我们认为这些退学的学生根本不笨。[7]

教师素质低下，管理不善，部分学生败坏校纪，吸食鸦片，而且学校管理方式简单粗暴，对违反校规者。“校务处召集师生，排列于操场，老师问，‘某某学生犯了校纪，怎么办？’学生齐回答：‘打！’”[8]在这种环境下，学生学习的效果自会不如意。1950年，时任福贡县长的李世荣对教育做出总结：“在旧政府时期，(福贡)曾办过汉语学校，简易师范，省立小学，但完全失败。傈僳、怒苏(怒族)把受教育和对国民党服兵役一样看待，三十多年只培养出七个人，其中一、二人稍可做事，其余都赶不上内地四年级学生的程度。”[9]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教育状况。

(二)抗战之后的举措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入侵缅甸，企图切断滇缅公路，阻断英美对华援助，并以此为跳板攻入云南。1942年，原侵占片马、江心坡地区的英国军队逃离，致使这一带成为不设防地区。为创造更好的对日作战局势，国民政府李根源与宋希濂在六库成立“福、碧、泸、练民众自卫队”，征调编练地方武装，配合国军抗日。并委任六库土司段浩为少将司令，原第五军杜聿明部谢晋生团长为上校副司令。以谢晋生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将基督教会视为“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势力”。为积极准备抗战，加强国家权力在边疆地区的控制力，抵制教会势力的影响，谢晋生在怒江地区实施了诸多措施：[10]

1.开办学校，加强国民意识教育。鉴于傈僳族地区现代文化的缺乏，谢晋生安排政治部主任曹振书负责在称戛兴办战时汉文学校，动员青少年入学读书。同时结合军事需要，自编油印识字课本，通过傈僳语翻译，使用汉文汉语教学，贯穿抗日救国、军民合作、保家卫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等内容。此外，还开展唱抗战歌曲、军民球类比赛等文娱体育活动，增强国家意识，凝聚当地人心。

2.组建机构，关心民生。谢晋生驻防称戛、大兴地期间，为筹集军需，由驻军、设治局、镇公所及地方绅首派员组成“军民联合办事处”，由大理干训团毕业生称戛、傈僳族杨政文负责工作，并制定规章，严禁士兵下乡扰民。同时，谢晋生积极与当地各阶层民众交往，联络感情，宣传抗战救国。

三、教会与边疆安全的关系解读

片马地区位于怒江泸水县以西，北、西、南三面与缅甸接壤，系中缅边境北段商业往来的交通要道，先后为英军和日军侵占，复杂的边疆安全形势令当地国民政府对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充满戒心。尽管内地会总部设在英国，来怒江地区传教的外国传教士除傅能仁是英国人外，杨思慧、杨志英分别来自美国和加拿大，而内地会自创立之日始便竭力远离政治，但当时位于怒江的国民政府军政上层无从了解其中详情，错综复杂的安全形势又加剧了对外国人“渗透”的担忧。[11]40-44

为呈报事：窃查职属老窝镇麻栗坪地方，有英籍牧师杨志英设耶稣堂一所……该教目的系藉宗教为名，潜行政治工作……随时庇护，擅自处理讼案以买其心……更限制与未入教者通婚往来……暗使教徒擅自宣传免除国家一切税款……又于每年夏冬两圣诞节，借口办会，愚弄教民布施现洋、强捐谷米……即归牧师襄中。

该教堂附设小学两校，一在堂中，一在称戛，另编英傈合壁课本，以傈教民儿童，不用我中文……职局前任局长鲁正璜，三十三年四月出巡江西三镇，在称戛向毕索回学生二十名，入称戛保立小学，并逮笞傈民中为其奔走最力之杨阿三等，一时牧师嚣张之气为之减杀。

分析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对以杨志英为首的内地会传教士列出如下罪状：第一，受雇于英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第二，代表教民，干涉司法；第三，限制信徒与非信徒通婚；第四，鼓动边民抗税；第五，借教会名义敛财；第六，教授孩童英文，意图分裂民众；第七，挑起边界之争。其实上述指控大多缺乏事实依据。

1.作为一个基督教会，内地会所有的费用都来自信徒的捐助，傈僳族教会自成立之日始，就始终严格坚持自养，除印制圣经所需，外国传教士没有为教会提供其它任何经济资助，也无力提供资助，也找不到杨志英受英国政府雇用并领受薪水的证据。

2.内地会传教士的确曾经代表傈僳族与当地官员或头人就保护教堂一事进行交涉。例如1934年设治局在碧江一带拆毁教堂，杨志英曾前往昆明向省府官员说明情况，后省府下令阻止了当地官员的行为。此事固然令地方官员难堪，然信徒自建教堂亦受当时法律保护，传教士代表信徒向政府说明情况，也是合法合理的。

3.不可否认，传教士在教会中具有不小的影响力，然而教会自创立后很快就实现了自治。教会的讲道、日常管理是由信徒选举出的执事与讲员来负责的，传教士更多的是充当“神学教师”的角色。就婚姻制度而言，信徒婚嫁规则的制定与执行，也是由傈僳族教会负责的。以聘礼为例，由于费用过高，一些傈僳族教会通过投票，同意信徒间通婚可不支付聘礼。[1]106教会禁止信徒与非信徒通婚的作法，很难说是传教士一手炮制的。

4.傈僳族教会反对信徒种植鸦片，在某些地区，地方官员只收鸦片不收罚金，鸦片种植无疑引发了教会与国民政府基层政权的矛盾。由于怒江地处边疆，当地官员与士绅、土司相互勾结，利用地域优势，强迫民众偷种鸦片。1940年，龙云大儿子龙绳武任腾冲监督公署监督之职，乘省里收回展种权之机，召开滇西十八土司会议，宣布再种鸦片一年。泸水各土司返回后即传令各保，强令种植鸦片。教会执事齐聚开会，商讨应对措施，决定如万不得已可交税，但绝不种植鸦片，并请杨夫人以傈僳族教会名义写信给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求干预。[2]37傈僳族信徒因不抽烟喝酒，略有积蓄，成为征收重点。虽然国民党中央政府总统办公室回信称，已与省政府就此事交涉，然当地官员对此置若罔闻，并写信告诉已回麻栗坪的杨志英，她应对教会拒绝种烟一事负全责。英领事馆也写信给杨夫人，指责其不应绕过领事直接写信给总统办公室，并声称因怒江地处边疆，传教士不应当为傈僳族教会而“参与政治”。纵观此事件，传教士给国民党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虽有“越级上访”之嫌，但亦不能说“参与政治”，更谈不上鼓动边民抗税。

5.傈僳族教会实施自养政策，教会所需均由信徒奉献提供。教会发展初期，资金尚交由外国传教士管理，而自30年代以后，则由教会选出的傈僳族基督徒负责。设治局因信徒奉献一事与教会发生矛盾并未始于杨志英传教之时。早在杨思慧于里吾底传教期间就因捐款一事发生事端。1929年底，怒江两岸信徒在里吾底聚会过圣诞节，其间捐钱献粮给教会。不久，碧江设治局局长董芬以为教会马扒逼迫信徒捐款，便派人将负责人旺友毕(教名约伯)关在县衙。后经杨思慧前往说明情况，才得以释放。1939年杨志英因为玉米不够，便向教会负责的密多妹扒提出购买要求，而密多妹扒因考虑到圣经学校所需而加以拒绝，由此可见，传教士并不掌握教会资产，所谓敛财一说实属荒谬。[1]118

6.教会制作傈僳文、英文教材确有其事，但传教士出于自身知识的局限，无能力也无义务开展中文教育。然而，杨志英等外国传教士并不反对或禁止傈僳族信徒和儿童学习中文。正如前文所述，教会于30年代开办麻栗坪小学，并得到设治局教育局长段承均的支持，而传教士并没有表示反对。

7.关于边界问题，设治局在三份报告中的表述分别如下：(1)设治局鲁正璜于1944年的报告中称：“可怪者该牧师自称美籍……亦暗自宣传，谓将来中英两国争执边地界址，即以该地居民投票决定。可见彼国处心积虑，久而愈深。”(2)设治局黄绍河1948年的报告是：“牧师杨自英实系加人，奉英方密派……在本堂及称戛声言：将来日军溃败，中英勘定滇缅界务，必以双方边民投票决定。”(3)设治局李万清1949年的调查表内容是：“国籍：北美加拿大自治领籍人……自三十二年杨对未定界问题发表由双方边民投票解决之语……”[11]40-44杨志英出生在美国，后移居加拿大，是否拥有双重国籍不得而知，但认为其“奉英方密派”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片马事件”所引发的滇缅边界纠纷，其实质是英国侵占缅甸，并企图强占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径。作为与英国有深刻渊源的内地会，自然受到国民政府的猜疑。杨志英是否公开宣扬由边民投票决定一事，虽然除设治局的材料外，并无其它材料加以佐证，但外国传教士在怒江边疆地区的活动，不能不被国民政府视为一种威胁。故此，对国民政府而言，传教士是否有不当言行已不重要，其传教活动本身就是“罪过”。

[1] Isobel Kuhn.NestAbovetheAbyss[M].Toronto：OMF,1980.

[2] Isobel Kuhn.StoneofFire[M].London：OMF，1974.

[3] 何永芳.我进的第一所学校[C]//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组，怒江文史资料：第9辑,1987:30.

[4] 祝发清.泸水麻栗坪教会学校概况[C]//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组.怒江文史资料：第9辑,1987: 26-28.

[5] 高树勋,熊志华.民国时期福贡办学资料辑录[C]//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组.怒江文史资料：第9辑,1987: 41.

[6] 朱玉明.忆省立碧江小学念书片断[C]//朱发德.滇西基督教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265.

[7] Leila R. Cooke.FishFourandtheLisuNewTestament[M].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1948:59-60.

[8] 窦桂生.回顾我的学生时代和执教情况[C]//福贡县政协文史编辑室.福贡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94:146.

[9] 杨明满.民国时期福贡教育之我见[C]//政协怒江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88:74.

[10]马秉坤.谢晋生将军在片马地区抗日始末[C]//政协怒江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泸水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6:2.

[11]英国传教士杨志英在泸水的间谍活动[C]//政协怒江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87.

[责任编辑邓杰]

EducationDevelopmentofNujiangLisuChurchandCountermeasuresfromNationalGovernmentinthePeriodofRepublicanChina

SHEN Xiao-hu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chool of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Qujing Yunnan 655011, China)

After China Inland Mission reached Nujiang Lisu area, missionaries created Lisu words and set up kinds of Bible school training local preachers, improving their theology level,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 education. Upon the stimulation of church activities, National government took measures enhancing border controlling, reducing influence of church, which reflected the intention to strengthen frontiers controlment, to integrate power and to support Anti-Japanese war.

China Inland Mission; Lisu; education; National Government

2013-02-16

云南省教育厅项目“云南民族地区基督教本土化研究”(2010Y413)；曲靖师范学院校级项目“云南少数民族基督徒群体利益诉求与社会管理问题研究”(2011QN005)

申晓虎(1977—)，男，重庆合川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少数民族与宗教研究。

B97

A

1674-5248(2013)04-003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