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 波

(延边大学 历史系，吉林 延边 133002)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侨居日本的郭沫若再也不能在书屋里进行学术研究，他毅然决然“别妇抛雏”，回到祖国投入到抗战的洪流。回国后，郭沫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中将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在炮火连天的战斗间隙，郭沫若以笔为武器，连续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等六大抗战史剧。这些史剧都创作于1941年12月至1943年春，其时正处于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抵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期。为此，郭沫若创作出了具有现实针对性、政治尖锐性、鲜明时代性的抗战史剧，并以独特的创作手法表达了反对分裂投降、主张团结抗战的政治理念。

一

郭沫若的抗战史剧有着“失事求似”的创作特征。例如，历史中的屈原是因投降卖国派权贵的迫害而被流放的，而史剧《屈原》则改为投降卖国派的代表——南后因出卖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害怕屈原反抗而施以迫害。这样的改动使得抗战与投降、爱国与卖国的对立矛盾更为突出。再如，历史上的聂政是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个人情感而刺杀侠累的，而《棠棣之花》中的聂政则是怀揣为国为民之心而刺杀了“勇于私斗，怯于公仇”的侠累和韩哀侯。这样，聂政就从一个“士为知己者死”的不羁游侠变成了爱国英雄。此外，根据主题突出和剧情发展的需要，郭沫若还虚构了一些历史人物，如“《棠棣之花》中的酒家母女、冶游男女、盲叟父女、士长、卫士之群，《信陵君》中的信陵君的母亲魏太妃和侯生之女与朱亥之女，《屈原》中的婵娟、卫士，都是于书无据的。”［1］16-17

由于当时国统区文网森严，动辄得咎，郭沫若不得不采用以古喻今、借古鉴今的手法对历史重新诠释，进而宣传反对分裂投降、团结抗战的时代主题。“失事求似”的创作手法志在隐喻现实、推动现实，用意与鲁迅在散文中掺用杂文、小说中混合“故事新编”相近。这一特殊的文艺斗争形式给了敌人措手不及的打击。深感威胁的国民党反动派急忙组织反动学者和文人歪曲、攻击这些抗战史剧的主题思想、创作意图、史料运用和人物形象塑造等问题，企图贬低抗战史剧的价值，阻止郭沫若进行抗战救国的政治宣传。面对敌人的威胁与中伤，郭沫若毫不动摇。他多次在各类场合阐述自己“失事求似”的史剧创作主张，并坚持创作史剧的精神与原则。郭沫若说:“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精神。”［2］501可以说，郭沫若是以自己的史剧创作来实践这种精神的。他那丰富的想象力，对材料的精细钻研和对现实的深刻表现力在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更有效地阐明了“发展历史精神”的史剧家的历史作用。

《屈原》是郭沫若六部抗战史剧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的尖锐、强烈、启蒙意识与批判精神通过神圣的仪式化的舞台爆发出炫目的光环。《屈原》的诞生不仅仅是郭沫若的政治理想的寄托和个人情怀，更得力于那个悲壮的全民抗战的年代。”［3］在《屈原》中，郭沫若将皖南事变后的“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的时代里，宣扬了反对分裂投降、反对倒退的政治理念。因此，国民党将《屈原》视为假借历史、讽喻现实的“骨鲠”，并组织《中央周刊》、《中央日报》等报刊对《屈原》进行欲盖弥彰的污蔑。作为反击，共产党则以《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为阵地竭尽全力宣传《屈原》，还动员左翼作家和文艺界人士开设了持续半年之久的“《屈原》诗词唱和”。国共两党在大后方重庆围绕着《屈原》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政治较量，由此可以看出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远的政治影响力。以《屈原》为核心，郭沫若六大抗战史剧在特殊的年代有效地形成了文艺斗争的战斗力，使敌人震惊，使革命青年振奋鼓舞。

二

郭沫若的抗战史剧创作具有“人物形象美丑分明，善恶对立”的风格。《屈原》中的屈原、婵娟与南后、宋玉，《虎符》中的信陵君、如姬与魏王，《棠棣之花》中的聂政、聂莹与侠累、韩哀侯，《高渐离》中的高渐离与秦始皇，《南冠草》中的夏完淳与洪承畴，《孔雀胆》中的阿盖与车力特穆尔等人物的冲突对立，深刻揭露了反动统治者、叛徒汉奸以及侵略者贪婪狡诈、专横凶残、自私自利的本质，同时又有力地发掘出英雄义士的爱国情操，热情地赞扬了他们忠贞刚直、爱国爱民、不怕牺牲、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郭沫若还有意识地让观众从时代背景、人物、事件中体会到彼时与此时的对立关系，以此展示出主人公面对的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残酷性。

郭沫若抗战史剧都是以历史上动荡激烈的时期为背景，始终贯穿着进步与倒退两大对立路线的激烈冲突。反动统治者为保全自己的统治地位和个人利益，极力维护着落后的腐朽制度，他们和立足于民族前途的志士仁人之间形成了直接冲突，双方矛盾不可调和。郭沫若的抗战史剧把暴虐的、反人道的人和事视为“历史的障碍物”，宣扬反暴政、反侵略、反压迫的反抗精神以及“把人当成人”的民权思想。

郭沫若抗战史剧围绕邪恶与正义、侵略与反侵略以及暴政与仁政进行的描写，无形中与抗击侵略者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产生了内在联系，从而使历史事件和人物具有了某种象征性，突出了历史与现实的相通之处。观众自然而然地将眼前的剧情和抗战现实进行比较，从而引起强烈的共鸣，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的投降政策并坚定了抗日的斗志，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政策，从思想上推动了正在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

三

“悲剧精神”是贯穿于郭沫若史剧创作中最为突出的写作风格与特征。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的反抗，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在革命尚未成功之前都很容易遭到失败。把这种个人的、团体的失败史形成文章就会自然成为一篇悲剧。《屈原》中合纵输给连横，失去由楚人统一、由屈原的思想来统一的机会，在《虎符》里如姬窃符救赵后壮烈死去，《棠棣之花》里聂政为刺侠累而死等剧情都让观众震撼。

郭沫若认为，“真正的悲剧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必然性的。”［2］428他的抗战史剧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深刻性，“体现了民族危亡、国家遭受到侵略的重大的历史冲突，反映出了代表历史进步的新生力量产生和壮大的‘历史要求’，以及‘这种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关系，阐明了悲剧产生的必然性。”［4］50郭沫若以这种历史观展开了悲剧的画幅，让观众把握历史发展趋势，聆听时代的呼喊。

强调悲剧必然性的郭沫若最为推崇的是社会悲剧。他的抗战史剧全都是社会悲剧，都揭露出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例如“《屈原》、《虎符》揭示的悲剧根源在于抗秦的爱国主张与腐朽的统治阶级的私利之间的矛盾，《孔雀胆》揭示的悲剧根源在于阿盖、段功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要求违背了统治阶级的意愿，《南冠草》揭示的悲剧根源在于夏完淳那改变现实的努力已经难以改变时代发展的趋势，腐朽的明王朝注定要覆灭。”［1］18抗战历史剧所揭示的社会根源，与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相呼应，更有效地传播了郭沫若的政治理念，起到了启蒙作用。

郭沫若认为，“悲剧比喜剧更具有教育意义……悲剧精神的目的正是在于号召悲壮的斗争，它的作用是鼓舞新生的力量克服种种的困难，以争取胜利并巩固胜利。”［2］428而且他深信，被英雄人物的悲剧感召的观众在伤感之余，会把悲愤的情感转化为斗争的力量，更加牢固地坚定起抗战的信念。

四

郭沫若的抗战史剧有着“英雄主义”的特征。他曾说过“……不自欺与知耻，是勇，然是勇之初步。进而以天下为己任，为救四海同胞而杀身成仁的那样的诚心，把自己的智能发挥到无限大。”因此，占据史剧中心的都是那些爱国豪杰、英雄志士:屈原那民族灵魂般地舍生取义，聂政、高渐离那英雄般地视死如归，夏完淳那英雄气概，美的化身阿盖公主那纯洁无瑕都让观众无比震撼、深受鼓舞。同时，郭沫若构筑了表现英雄们的伟大痛苦和崇高精神的历史舞台，又加重了他们所遭遇的苦难。使英雄主义有更大的宣传效果，让人们被古代的英雄所感动，为今天的英雄所激励，从内心深处认识到抗敌斗争的正义性［4］49。

值得注意的是，深知女性对抗日巨大贡献的郭沫若特意在剧中塑造出了为真理、为正义献身的女豪杰的形象。例如在《虎符》里，魏王的宠妃如姬协助信陵君盗出了虎符，她本有机会逃生，却慷慨赴死，用鲜血诠释了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在《屈原》中，郭沫若笔下的婵娟同样有着崇高的人格，她坚定不移地相信屈原是楚国的灵魂，她凭一弱女子之身同实力雄厚的南后、张仪等抗争，最后从容地代替屈原去死。在《孔雀胆》中，郭沫若为了突出“民族大团结，共同对付邪恶敌人”的主题，创造出了蒙古族阿盖公主的形象，阿盖公主站在民族团结的立场上，与破坏团结、主张妥协的车力特穆尔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她的勇敢、善良、无私、无畏，使她成为真善美的化身。郭沫若笔下的英雄人物代表着历史的进步方向，有着高尚的操守和完美的品格，在关键的历史转折时刻，为真理而舍生忘死的英雄举动催人泪下、感人肺腑。可以说，郭沫若的抗战史剧鲜明地彰显了英雄主义的历史价值。

在日本生活二十多年的郭沫若对中日之间的强弱关系有着清晰的认识。郭沫若深知，为侵华养精蓄锐几十年的日本，其国力远远超出了军阀林立、一盘散沙、工业落后的病弱中国，中国的军事和军事工业更不能与日本相比。中国在抗战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全民一心、不怕牺牲、抵抗到底、至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和信念。作为一种理想、愿望和期待，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中寻找到了像屈原、信陵君、高渐离、夏完淳、阿盖公主这样能够使人民觉醒的英雄形象，并突出了英雄人物“抵抗到底，不怕牺牲”的抗斗精神，让他们在“最终会失败的定局”面前逆流而上，以身死赴国难，与故国共存亡。可以说，这些英雄人物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空旷地带充分发挥出了郭沫若的艺术才情，创造出郭沫若与理想英雄间的价值认同以及政治理念共鸣的条件。

五

郭沫若的抗战史剧总是贯穿着把悲剧转化为喜剧的气势和脉络，有着浪漫主义的特征［5］。六大抗战史剧都有着隐喻光明与胜利的结尾，使观众看到一条光明的前途，寻找到一条斗争的道路，从心中感受到温暖并乐于沿着英雄人物指引的道路前进，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

例如，《屈原》中的婵娟为了能让屈原继续领导汉北人民斗争，以死换取了屈原的生命，屈原于是发出了《雷电颂》那样的呐喊:

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

诗与人物的完美的结合，突出了英雄人物的浪漫主义精神，更暗示了“雷”、“电”必将冲破黑暗势力，人间即将获得光明的美好结局。又如在《虎符》里，如姬逃离皇宫后，大量群众自发地寻找如姬，卫士还率领群众刺死卫士长。而“《孔雀胆》中阿盖公主在气绝倒地之前，还吟颂着激动人心的诗句:‘一切都过去了，让明天清早呈现出一片干净的世界。’”这样的剧情安排让观众在悲悼主人公不幸的同时，又看到了新的希望。虽然剧中代表着正义的力量被摧毁，但是进步力量犹如一粒正义种子，同那些英雄的言行和事迹一样播撒于大地之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感召并鼓舞着人民不懈地进行抗战。使观众不仅看到了一个在血泊和烈火中傲然屹立起来的英雄形象，而且从中感受到历史性转折的伟大契机。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抗战路线的指引下，郭沫若用他战斗的笔，揭露了日本侵略者残忍凶恶的侵略本质，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行径。打击了敌人，教育了人民，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战热情。

［1］宋嘉杨.论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的创作理念［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4，(6).

［2］郭沫若.郭沫若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3］高音.《屈原》——用戏剧构筑意识形态［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5).

［4］王文英.论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的审美价值［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2).

［5］谭洛菲.抗战时期的郭沫若［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