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飞 滨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8)

梁陈时期，很多诗歌中的游侠形象失去了魏晋时期的雄强刚健风貌，普遍被披上了风流倜傥、悠游享乐、极尽人世风情的绮丽色彩，显得浮华萎弱。游侠形象的绮丽化使这些诗歌大大降低了其本应具有的阳刚之美，这也是长期以来游侠诗不被重视的原因。梁陈诗歌游侠形象的绮丽化与梁陈之世浮华的世风、文风直接相关，因此，对它的重新审视对认识游侠诗和其他诗歌的发展，以及当时的社会风尚、士大夫精神风貌都提供重要参考。在梁陈诗歌中，游侠形象的绮丽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游侠进行绮丽化的描写，二是将贵族公子进行游侠化处理，本文分而述之。

一、对游侠的绮丽化想象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殊人群，游侠身上普遍具有勇武强直、意气任事、重交守诺、崇道尚义等精神特点，这些特点往往让进入文学作品中的游侠形象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刚性之美，一种力量的冲击，让人感到热血沸腾、激情昂扬。然而在梁陈时期的很多游侠诗中，游侠的刚性精神被淹没在了一片浮华之中，游侠形象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绮靡萎弱的状貌。这种现象集中表现在对著名游侠——刘生的描写上。

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云:“刘生不知何代人，观齐梁已来所为《刘生》词者，皆称其任侠豪放，周游五陵三秦之地。或云抱剑专征为符节官，所未详也。”刘生这一形象，最早出现在北方的民间文学中。陈释智匠《古今乐录》云:“梁鼓角横吹曲，有《东平刘生歌》，疑即此《刘生》也。”［1］359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存有《东平刘生歌》一首:“东平刘生安东子，树木稀，屋里无人看阿谁?”［1］369据现有资料来看，刘生形象进入文人诗歌应当也在梁代。然而，自梁代始，在那些上层文人手中，这位民间游侠就带上了浓厚的绮丽色彩。如梁元帝萧绎的《刘生》云:“任侠有刘生，然诺重西京。扶风好惊座，长安恒借名。榴花聊夜饮，竹叶解朝酲。结交李都尉，遨游佳丽城。”诗歌中的刘生重然诺、好结交、豪宕不羁，表现出游侠固有的精神特点，但是，朝夕宴乐、狎妓风流的浮华生活却销蚀了他“任侠豪放”、“抱剑专征”的风骨，让他从一个民间游侠的身份中游离出来，似乎更像一个上层社会中风流倜傥的翩翩公子。萧绎是一个皇帝，也是梁朝宫体诗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生活主要在宫廷之中，不大可能接触民间游侠。所以，他对刘生的描写仅仅是一种绮丽化的想象行为。

帝王之所好，臣下必奉迎之。在萧绎周围，定当还有很多同类的诗歌。只是时代所限，我们无从看到。到了陈朝，诗人对刘生的想象更为流光溢彩。陈后主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刘生的诗歌。这些诗歌都是陈叔宝君臣的作品，极有可能是一组他们聚会宴饮时的唱和之作。陈叔宝的《刘生》云:“游侠长安中，置驿过新丰。系钟蒲璧磬，鸣弦杨叶弓。孟公正惊客，朱家始买童。羞作荆卿笑，捧剑出辽东。”诗歌中的刘生不仅有一般江湖游侠的豪荡、意气，而且还被这位“生深闺之中，长妇人之手”［2］的君主有意识地涂上了为国立功的色彩。但是，这本应让人振奋的游侠形象却被一种极度的奢华富贵之气笼罩，让人终觉浮靡。张正见的《刘生》云:“刘生绝名价，豪侠恣游陪。金门四姓聚，绣毂五香来。尘飞玛瑙勒，酒映砗磲杯。别有追游夜，秋窗向月开。”诗歌中的刘生名响天下，不仅有豪侠陪游，那些豪门贵族也纷纷与之结交，极具游侠的豪荡周游之风，但是香车宝马、佳人美酒等世俗的极度欢乐，使风流倜傥代替了其豪荡和意气而占据主导。江晖的《刘生》云:“五陵多美选，六郡尽良家。刘生代豪荡，标举独荣华。宝剑长三尺，金樽满百花。唯当重意气，何处有骄奢。”诗歌中的刘生也是以豪荡著称，然而“美选”、“荣华”、“金樽”、“百花”、“骄奢”等浮华描写，却大大侵蚀了豪荡的刚性。江总的《刘生》云:“刘生负意气，长啸且徘徊。高论明秋水，命赏陟春台。干戈倜傥用，笔砚纵横才。置驿无年限，游侠四方来。”这里的刘生是一位气质不凡、风流倜傥、高论满腹、才华横溢、众所仰慕的才子。而这位诗人想象中的才子身上同样也笼罩着一片浮华之气。

可见，梁陈诗歌中的刘生形象刚健不足而绮丽有余，诗人对刘生的描写完全是个人审美取向下的想象。或许是因为刘生不为人知的生平给诗人提供了想象的空间，而这种想象中的绮丽也恰恰反映了当时游侠诗的一个特点。

二、对贵游公子的游侠化欣赏

汉代时就有贵族公子效仿游侠的装扮习性，像游侠那样纵情畅饮、斗剑学射、驰骋游猎的风气，司马迁所言“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3］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此后，这样的风气可谓代代相传，历久不衰，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颇有意趣的文化景象。这样的景象，在文人士大夫的诗文中也多有反映，而曹植的《酒赋》为开其先者。曹植在《酒赋》中描写的王孙公子开怀畅饮、扬袂起舞、叩剑清歌的场面，展现出当时贵族公子们的生活状态。之后，西晋时期的左思在《吴都赋》中写到的轻訬之客身披华服、结党连群、飞觞举白、翘关扛鼎、拼射壶也是如此。梁陈诗歌中也有很多对这种现象的描写，而且梁陈诗人是带着欣赏的眼光将那些效仿游侠的贵族公子视为游侠来写的。不同的是，不管是曹植《酒赋》中的王孙公子还是《吴都赋》中的轻訬之客，都体现出一种意气洒脱、青春自由的美，都透射着一种刚强劲健之气，而梁陈诗歌中被诗人视作游侠的贵族公子，其面貌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梁简文帝萧纲在《西斋行马诗》写道:“晨风白金络，桃花紫玉珂。影斜鞭照耀，尘起足蹉跎。任侠称六辅，轻薄出三河。风吹凤凰袖，日映织成靴。远江舻舳少，遥山烟雾多。云开玛瑙叶，水静琉璃波。广路拂青柳，回塘绕碧莎。不效孙吴术，宁须赵李过。”从诗歌中所说的“白金络”、“紫玉珂”、“凤凰袖”、“织成靴”等华丽装扮来看，这些在和煦春风中潇洒悠游的人并非真正的游侠。因为虽然自汉代始，游侠的装扮趋于华丽，但绝非仅仅是鲜衣丽服、装束华美，还往往佩戴象征着武力的刀、剑、鞬、弓、弹丸等物件。所以，此诗中所描画的应是一群效仿游侠的贵族公子，诗人不过是带着一种欣赏的眼光称其为游侠罢了。在这些游侠身上，具有一种“斜影”、“蹉跎”所反映出来的柔弱，加上由流水、舻舳、远山、烟雾、彩云、涟漪、青柳、回塘、碧莎等构成的一幅幅靡丽之景，以及“不效孙吴术，宁须赵李过”的精神归结，其形象更显得绮丽而萎弱，游侠的刚性之美硬是被淹没在一派世俗的浮靡中了。类似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庾信的两首诗，其《侠客行》云:“侠客重连镖，金鞍被桂条。细尘障路起，惊花乱眼飘。酒醺人半醉，汗湿马全骄。归鞍畏日晚，争路上河桥。”其《结客少年场行》云:“结客少年场，春风满路香。歌撩李都尉，果掷潘河阳。隔花遥劝酒，就水更移床。今年喜夫婿，新拜羽林郎。定知刘碧玉，偷嫁汝南王。”庾信是直接运用游侠乐府古题来写那些贵游公子的，这就更容易让人以为这些人就是游侠。前一首诗中，那些所谓的侠客们是一派醉眼昏花、精疲力竭、酒醺人醉、萎顿马上、争上河桥的光景。后一首诗歌中，那些所谓的游侠少年们踏着春风、伴着花香悠游行乐，调笑戏谑、折花弄酒。没有丝毫游侠的英武气息，完全是贵族公子的游闲行为。这样的诗歌风气到了陈叔宝手里更是变本加厉，其《乌栖曲》云:“陌头新花历乱生，叶里春鸟送春情。长安游侠无数伴，白马骊珂路中满。”诗歌中给我们展现的也是一副貌似游侠的贵游公子的阳春游乐图。所谓的游侠少年们鲜衣怒马，在大好的春光里成群结伴、踏青游玩，他们绮丽而柔弱的形象在明媚的春光和悦耳的鸟鸣声中亦展露无遗。

因为是把并非游侠的贵族公子视为游侠来写，所以在这些游侠形象身上，名弓宝剑被绮装丽饰所取代，驰骋游猎的场景被大好的春色淹没，江湖驰突、杀敌塞上被寻花问柳替代，展现出来的只是绮丽与浮华。严格地说，这类诗歌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游侠诗。但是，它们又都是在游侠的影响下产生的，而且历朝历代不乏其篇，所以本文还是将其纳入游侠诗的范围加以考察，以便全面而深刻地展示出这一时期游侠诗的状貌。

三、关于游侠形象绮丽化的解读

在梁陈诗歌中，游侠形象的绮丽化是中国古代游侠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浮华的世风，一些帝王士大夫的精神风貌以及审美取向直接相关。

首先，关于游侠精神的萎弱问题。在梁陈游侠诗中，游侠精神的萎弱实际上是诗人自身精神风貌的折射。六朝时期，尽管朝代更替频繁，但是因为地处江南，经济繁荣的大环境以及因为经济繁荣催生出的商业都市，使达官显贵们物质生活极为富足，很多帝王士大夫的生活都奢华侈靡。在梁朝，除个别皇帝生活节俭外，多数皇帝及士大夫都过着极为奢华的生活。当时，“蓄妓之夫，无有等秩。为吏牧民者，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率皆宴饮之物，歌谣之具”［4］4930。到了陈朝，奢淫之风更盛，及至陈叔宝朝，更是变本加厉。史载，陈叔宝即位后，“于光昭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各高数十丈，连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县楣、栏、槛皆以沈、檀为之，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瑰丽，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杂植奇花异卉。上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又有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并有宠，迭游其上。以宫人有文学者袁大舍等为女学士。仆射江总虽为宰辅，不亲政务，日与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馀人，侍上游宴后庭，无复尊卑之序，谓之‘狎客’。上每饮酒，使诸妃、嫔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被以新声，选宫女千馀人习而歌之，分部迭进。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略皆美诸妃嫔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达旦，以此为常。”［4］5478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一些帝王及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气质逐渐变得敏感、纤弱，最终刚健不闻、萎靡充斥，呈现出病态。《颜氏家训·涉务》写道:“梁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弱，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这里说的梁朝景象，同样适用于陈朝。梁陈帝王士大夫的萎弱气质必然影响其诗歌创作，故而梁陈诗歌中的游侠精神也自然呈现出萎弱的状态。

其次，关于游侠形象的绮丽化问题。梁陈游侠诗中，游侠形象的绮丽化现象与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取向相关。梁陈之世，很多帝王士大夫都安于逸乐、纵情声色，所以其审美取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映在文学创作上，他们不再注重内容的充实，而更多地追求精美的艺术形式及浮艳的文辞，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感官上的需求。如萧统云:“事出于沉思，义归乎藻翰。”［5］221萧纲云:“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5］113萧绎云:“至于文者，惟须绮糓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性灵摇荡。”［6］853帝王、太子们尚且如此，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文人士大夫的情况亦可想而知。这样的取向，必然导致文风的浮靡。宫体诗在当时之所以兴盛的原因也在于此。刘勰直接指出:“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7］后来，《隋书·文学传序》中亦云:“梁自大同之，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这对当时的浮荡文风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不过，梁陈诗歌中游侠形象的绮丽化虽然大大降低了游侠诗的审美价值，但是在艺术想象及技巧形式方面对后世游侠诗创作还是极具借鉴意义的，这在唐宋时期的很多游侠诗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1］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119.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271.

［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严可均.全梁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萧绎.金楼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