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

(长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重庆 涪陵 408000)

达尔文(1859/1999)在其奠基之作《物种起源》中避免论及人类进化这个敏感话题，只是在该书的末尾暗示“人类的起源和历史，也将由此得到许多启示”，这并非达尔文的疏忽或者遗漏，是其故意而为之。达尔文在著述《物种起源》之初就非常清楚该书将招致其他科学家、宗教人士以及公众群起而攻之。如达尔文预期的一样，在150年的时间里，《物种起源》的确经受了来自宗教、人类学、科学领域研究人员的猛烈攻击。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生物管制机构主持人Thompson博士在《物种起源》出版100周年之际这样评论:“《物种起源》的成功带来了长久的、可悲的后果，也就是使生物学家陷于无凭的臆测而不能自拔……达尔文主义的成功导致了科学信实精神的没落。”①在所有的攻击中，英国语言学家(也有人认为是德国语言学家)F.M.Müller从语言进化角度给予了达尔文进化论最致命的一击。Müller(1861)说:“语言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标尺，没有哪种动物能突破语言界限……语言科学使我们认识到达尔文极端主义的谬误……语言是人与动物根本的区别。”Müller认为语言的使用意味着要有形成一般概念的能力;没有任何其他动物被假定具有这种能力，因此，这就形成了人类和动物之间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由此，达尔文进化论一直信奉“自然史上的格言‘自然界没有飞跃’”(吴文、郑红苹，2012)的金科玉律受到史上最严峻的挑战。面对Müller的质疑，达尔文(1871/1984)经过10年的研究，终于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给语言进化等问题做出了一个明确的交代。

鉴于Müller等人的抨击，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1871/1984)一书中特别开辟了“语言”专栏来论述语言进化问题，并提出了“乐源性语言进化理论”。该理论是达尔文基于多种生物数据比较，运用进化理论分析，从生物学角度提出来的实证性语言起源理论。在论述语言进化时，达尔文已经认识到语言的多成分性;因此，在达尔文看来，语言这个复杂的产品需要多器官配合才能生成;只关注语言某一方面是不足以弄清语言的起源的。在多个成分中，达尔文尤其关注了发音器官的进化，人类的发音器官虽不能在其近亲哺乳动物中发现，但却与鸟类等鸣禽具有高度一致性。另外，达尔文对语言进化的论述还是建立于大量实证数据的基础上，他不仅拓展了非人类灵长目动物语言行为的数据库，更是把实证数据延伸至脊椎动物。最后，达尔文依然拒绝接受人类进化独特性之说，而再次申明人类进化理论与动物如昆虫、鸟及其他动物的进化是一致的。在该书中，达尔文试图通过性选择和用进废退功能来诠释和构建生物普遍进化理论。因此，在达尔文看来，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并无实质的区别，顶多就是进化的程度不同而已(张梦井，1994)。他援引Whatley大主教的观点:人类“并不是唯一的动物能够利用语言来表达其心理上所闪过的东西，并且多少能够理解他人如此表达出来的东西”(达尔文，1871/1984:102)。

1.0 语言是“说话本能倾向”使然

1871年，达尔文首先提出语言是一种本能的理论。然而，他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1871/1984)中却强调语言不是一个真的本能，因为任何一种语言的习得都要经过学习，并提出语言是一种艺术。但是他跟其他的艺术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人有喜欢说话的倾向，这点我们从幼儿咿呀学语就可以看得出来;没有一个孩子有酿酒、烘焙或书写的本能倾向(Pinker，1994/2004:324)。故达尔文认为语言是习得一种艺术的本能倾向使然，然而却是一个并非完全为人类而设计的能力，因为我们在鸣禽身上也看得到。

为了进一步分析语言进化，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用第三、四章专门论及“人类同低于人类的动物的心理能力比较”，其中把“语言”作为重点讨论的对象。在这两章的论述中，达尔文通过实证数据证实与人类一样，动物亦有各种情绪、好奇心、模仿性、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等，有力地回击了Müller等人的抨击;且花了大量的篇幅来回应语言进化的断层现象，并从三个层面构建了“乐源性语言进化理论”。第一个阶段包括智力和复杂心理能力的发展，这就使得人类能发出多种多样的声音;第二阶段是在性选择压力下人类开始用它的喉音来发出真正有音乐意味的抑扬的调门，即歌唱;第三阶段，由于声音的使用日益增多，发音器官通过使用效果的遗传原理得到强化和完善，而且反过来对说话的能力又会发生作用，即语言的连续使用与脑发展使得意义与第二阶段的“歌唱”相结合(Fitch，2010:469)。

从理论上，达尔文对语言机制(生物学意义上的专门掌管语言的机制)与具体语言(如英语、法语、汉语等)进行了区分。达尔文所谓的语言机制意味着“人类有一种求得语言技艺的本能倾向”(达尔文，1871/1984:105)，而同一物种的所有成员亦有发出本能的鸣叫来表达情绪的倾向。在讨论语言进化时，达尔文回答了语言是自然天赋还是后天教养之争。他认为:语言“肯定不是一种真正的本能，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必须学而知之。然而，语言和一切普通技艺都大不相同，因为人类有一种说话的本能倾向，如我们幼儿的咿呀学语就是这样”(同上:104)。达尔文援引生态学家Peter Marler的观点指出“语言并非人的本能，但语言是人类求得语言技艺本能倾向使然”(同上)，只要语言学习的生物条件和环境条件具备，人类就有说话的本能倾向。

达尔文认为语言器官对语言的习得固然重要，但是大脑神经系统和心智的发展也会对发出有音节的语言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认为“所有高等哺乳动物都有发音器官，都是按照和我们同样的一般图式构成的，而且都是用作交流信息的手段，因此，如果交流信息的能力得到了改进，这等同样器官还会进一步发展，显然是可能的;相连的和十分适应的各部分，即舌和唇帮助了这一发展的完成。高等猿类不会用发音器官来说话，无疑是决定于它们的智力还没有足够的进化”(同上:109)。但达尔文并不认为发出有音节的语言是人类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鹦鹉照样可以清晰地发音，并且它还有把一定声音和—定观念连接在一起的能力，即有些鹦鹉当被教会说话之后，也可以准确地把字和物以及人和事连接在一起。因此，达尔文下结论说:“动物和人类的区别在于人类把极其多种多样的声音和观念连接在一起的能力几乎是无限大，而这显然取决于其心理能力的高度发展”(同上:104)。

最后，达尔文敏感地意识到人类语言进化与鸟唱的关联性，提出“鸟类发出的声音在若干方面同语言极为近似，因为同一物种的所有成员都发出同样本能的鸣叫来表达它们的情绪;而所有能够鸣叫的鸟类都是本能地发挥这种能力;不过真正的鸣唱，甚至呼唤的音调，都是从它们的双亲或其养母养父那里学来的。达尔文援引Daines Barrington的研究证明，“‘鸟类的鸣声同人类的语言一样，都不是天生就会的’。鸟类最初鸣唱的尝试‘可以同一个幼儿不完全的咿呀学语的努力相比拟’”(同上:105)。除此之外，达尔文还意识到因为文化传承的差异而导致的“地方方言”在鸟类鸣唱中亦有体现，“栖息在不同地区的同一物种，它们的鸣唱有轻微的自然差异”(同上)。最后，达尔文也提及并非拥有语言器官就一定能习得语言，语言学习需要大量的训练;这同具有适于鸣唱的器官但从来不鸣唱的鸟类事例是相似的。例如，夜莺和乌鸦都有构造相似的发音器官，前者能用它进行多种多样的鸣唱，而后者只能用它呱呱地叫。人类也有相似的案例:美国女孩Genie在被父母残忍地隔绝了与外界所有正常接触后，13岁时人们发现并帮助她与外界接触，但她最终还是没能发展她的语言能力。

2.0 达尔文“乐源性语言进化理论”

随着声音的使用日益增多，发音器官通过用进废退原理得到强化和完善。在此基础上，达尔文的“乐源性语言进化理论”的第一阶段即为人类原始祖先心理能力的发育阶段，他认为“甚至在最不完善的语言被使用之前，人类某些早期祖先心理能力的发展也一定比任何现今生存的猿类强得多;不过我们可以确信，这种能力的连续使用及其进步，反过来又会对心理本身发生作用，促使其能够进行一长列的思想活动”(同上:107)。达尔文在《人的由来及性选择》中多次说到社会和技术等因素促使了早期祖先认知能力的提高。处于第一阶段的声音，并非现在意义上的语言，虽然发出者的意图很明确，但可能并没有听者理解，即语言还远未达到约定俗成，例如现在很多动物都能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但并非所有的声音都能为同类所理解，或者只有少数部分被其最亲近的族类所知晓。

达尔文的“乐源性语言进化理论”第二阶段则为性选择压力下用它的喉音来发出真正有音乐意味的抑扬的调门，即歌唱。达尔文根据广泛采用的类推方法断定:“这种能力特别行使于两性求偶期间，它会表达各种情绪，如爱慕、嫉妒以及胜利时的喜悦，且还会用来向情敌挑战。所以，用有音节的声音去模仿音乐般的呼喊可能会引起表达各种复杂情绪的单字的发生”(同上:106)。达尔文还进一步试着猜想:在当初，会不会有过某一只类似猿猴的动物，特别的腹智心灵，②，对某一种猛兽的叫声，如狮吼、虎啸、狼嗷之类，第一次作了一番模拟，为的是好让同类的猿猴知道，这种声音是怎么一回事，代表着可能发生的一种什么危险?如果有过这种情况，那么这就是语言形成的第一步了。

“乐源性语言进化理论”第三阶段，也是语言进化最为重要的一步，是如何使情感抒发的音乐语言传达真正的意义，并让他人理解。正如洪堡特(1999)所言，人类“是唯一将思想与声音联系起来的会歌唱的动物”。人类语言从非前提性的歌唱跃进为前提意义明确的语言是“乐源性语言进化理论”最关键的挑战。达尔文援引Müller＆Farrar的话说:音义结合的语言起源于“对于模仿和修正各种自然声音，其他动物的叫声以及人类自己辅以手势和姿势的本能呼喊现象”(达尔文，1871/1984:106)。例如，Zuberbühler(2002)发现尼日利亚加沙卡古姆蒂国家公园的白鼻长尾猴看到豹子接近时都会发出pyows的警戒声，看到麻鹰来临时就发出hacks声，而将两种声音结合，就是示意同伴离开。达尔文认为人类语言就是这样产生的。达尔文“乐源性语言进化理论”兼收了拟声词语言起源假说、手势语原型语言理论的合理成分(Fitch，2010:476)。

达尔文的“乐源性语言进化理论”虽未把语言进化继续向前推进，但已经暗示语言进化至音义结合并非语言进化的终极目标。因为“声音的使用日益增多，发音器官通过使用效果的遗传原理将会强化和完善化;而且反过来这对说话的能力又会发生作用”(达尔文，1871/1984:106)。除此之外，语言的产生促使人类能够进行一长列的思想活动，如果没有言词的帮助是无法进行的，正如不使用数字或代数就无法进行长的计算一样(同上);这就预示出文字的出现将成为必然。

3.0 “乐源性语言进化理论”存在的问题

尽管达尔文“乐源性语言进化理论”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也是该理论150年来一直为现代语言学所忽略的主要原因(Bichak jian，2002)。受其所处时代的限制，达尔文的语言进化理论仅仅关注了词汇意义，即现代语言学所谓的“词汇语义学”。但是从现代语言学视角来讲，除描写词的意义外，语言学还必须描写一切词组和一切句子的意义，且句子的意义相对词的意义更重要;然而达尔文理论对句子意义的解释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句法学用句法规则把单词组合成词组，把词组组合成句子，把若干简单句组合成复杂句，这样便能造出无穷无尽的句子(傅玉，2010)。语义学以句法表达式为基础，用语义规则把词的意义组合成词组的意义，再把词组的意义组合成句子的意义，把简单句的意义组合成复杂句的意义，这样便能得出任何一个句子的语义。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达尔文“乐源性语言进化理论”来推测或者理解这些句子的语义。虽然达尔文在文中提及“动词的变化、名词与代名词的变格等等原先是各自分明的一些字眼，后来才合而为一，略加变化而成;这些词表达了人与物之间最明显的关系”(达尔文，1871/1984:111)，但是对于那些词(syntactic glue)，如虚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等)、词形变化而来的词汇(过去式、复数、动名词等)等等，又怎能假想为有一只“特别的腹智心灵的猿猴，对某一种猛兽的叫声，如狮吼、虎啸、狼嗷之类，第一次作的一番模拟”而来的呢?对此，他的理论不能作任何的解释。

但是，达尔文的这一缺陷为Otto Jespersen所弥补。Jespersen认为语言的“目的在于表达思想感情，特别是向别人传达思想感情”;那么如何“向别人传达思想感情”呢?(李朝，2000)在论述语言形成时，他考虑的问题是音和义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毫无意义的一串音乐意味的抑扬的声音是怎么成为思维工具的?在他看来，“毫无意义的一串乐音逐渐获得模糊的意义，后来就变成像词一般的小单位的组合(音节)，继而越来越能被分解并与同类的其他单位组合(音段)”(Jespersen，1922:440)。他认为，在语言群体具有了大量规约化的、可以切分和重新组合的音义配对，并且因此可以扩大有限的一套信息之前，语言不可能发展。他曾着重指出“语言的演进显示了进步趋势从不可分割的、不规则的聚集演变成自由、规则地加以组合的短成分;可以切分而且是音义结合的短成分……可以重新组合而且可以扩大到有限的一套信息——组成新的句子”(同上:429)。这类音义配对的短成分数量不少，但仍有限;不过它能扩大，扩大到什么程度，Jespersen没有说明。如果我们结合他创造新句子的论述加以考虑，那么这个“扩大”理论上应该是无限的，因为造句依据的新的情景是无限的(任绍曾，2004)。这样看来，Jespersen的这些论述中提示了语言利用有限的音义配对创造无限句子的特征;这也丰富和发展了达尔文的“乐源性语言进化理论”。

“乐源性语言进化理论”遇到的第二个挑战来自达尔文声称的语言进化的内驱力为性选择。我们以达尔文的鸟类乐音方式寻求配偶为例来推导人类语言，这将无法解释现代女性语言天赋高于男性这一事实(Henton，1992;Kimura，1983)。“鸟类把它们的发音器官作为求偶手段”(达尔文，1859/1999:685)，“在交配季节，许多公鸟追求母鸟并不那么积极，而只是在母鸟面前显示其羽衣或者纵声歌唱”(达尔文，1871/1984:268)，“雌者最容易受那些装饰较美的、或鸣唱最动听的、或表演出色的雄者所挑逗，或者喜欢与之配对”(同上:259)。“当雄鸟倾吐其全部歌唱，与其他雄鸟竞争，以吸引雌鸟时，其感情同人类所表现的大概差不多是相同的，不过远远不及人类情感那样强烈”(达尔文，1859/1999:690)。达尔文最后强调，“发音器官的最初使用及其完善化是同物种的繁殖有关联的……发出的声音是由有节奏地反复同一音调构成的……这种音调有时甚至使异类感到悦耳……在某些场合中唯一的目的在于召唤或魅惑异性”(同上:684)。按照达尔文雄性鸟类语言优势的观点，男性的语言天赋应该高于女性;为什么女性的声音比男子的更甜蜜、柔美，女性的语言天赋却要高于男性呢?

达尔文的理论中的这一困惑可能的解释是:在人类祖先语言起源之初，性选择促使男性语言得到了发展，并导源了原型语言;但是在后期的进化过程中，可能又有其他的事件(如近亲交流)诱发了女性语言的进化，使得女性语音器官发育追至甚至超过了男性，故女性的语言天赋超过男子可能是后期的发展而为。近亲交流压力促使女性语言发展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一些线索，如在现实中，几乎无一例外的，各民族的母亲都担负了抚育婴幼儿的义务，母亲在引导婴幼儿语言发育时自身语言也得到了发展;母亲语言对婴幼儿的影响也相对更多，因此小孩的语言更多的与女性具有高度一致;而至于青春期发育则更多的受制于后天学习等压力(Fitch，2010)。在女性语言发展、进化中，近亲交流等压力是否与女性语言进化相关呢?现在有研究显示在性选择促使鸟唱的鸟类，在后期其他选择压力的推动下，部分雌鸟也具备了歌唱的能力(Langmore，2000)。这一发现亦为解释人类两性兼具语言能力提供了参考依据。

4.0 结语

达尔文的“乐源性语言进化理论”秉持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一贯主张，并认真思考了人类跟其它灵长目动物的同源关系、鸟类发音学习的模仿式发展以及鲸鱼歌声的关联，用阶梯的形式在语言的进化序列中把这些不同的进展表达出来。达尔文认为语言不是以完美的形式突然跳出来的，而是由心智发展促使声音形成，进而发展为“音乐”，最后才是音义结合而成的现代意义上的“语言”;现代“语言”也是由在不同时间产生的语义、音系、词法和句法各自按照不同的顺序，以组合的方式逐渐发展出来。因此，达尔文的语言进化是一种逐渐发生的、自然选择的过程(吴文、郑红苹，2012)，其“乐源性语言进化理论”是他的语言起源及进化观的核心。达尔文“乐源性语言进化理论”兼收了拟声词语言起源假说、手势语原型语言理论对语言起源解说的合理成分，对语言起源做出了较为科学的推理;他把人类语言的起源放在整个生物(动物)进化的大背景中，植根于整个生物起源的土壤中，有其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生命力，揭示了人类语言的起源和演变、进化的一般规律。

但是因其所处时代语言学发展的限制，达尔文“乐源性语言进化理论”没能为现代语言学的句法语义学给出合理解释;以性选择压力下而实现语言进化的男女两性语言发展推论与现实语言研究相悖，受到部分学者质疑;且该理论与宗教宣扬的语言起源观背道而驰，故该理论自诞生以来，一直为西方语言学者所排斥。21世纪以来，在达尔文“乐源性语言进化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语言进化研究人员纷纷把动物交流方式研究作为语言起源研究的突破口。人类的语言也是生物界的一种沟通方式，研究其他动物的沟通也许能对了解语言的本质有所启发(Balter，2010)。正因为语言起源研究转向动物交流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对鸟类鸣唱的兴趣，语言进化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EVOLANG－8)2012年的研讨会由研究鸟脑的专家Okanoya及他的同事在日本京都主持召开。随着后期语言进化论者如Jespersen、Fitch、Pinker等人的补充、完善，“乐源性语言进化理论”这个尘封了150年的理论终将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成为语言进化研究的科学指导理论之一。

* 论文撰写过程中，承著名语言学专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香港中文大学王士元教授鼓励并惠赠书稿和论著，谨此致谢。

注释:

① http://meeting.dxy.cn/72/article/i7867.htm l.［2011-12-08］.

②叶笃庄、杨习之在翻译达尔文的论著时使用该词表示猿猴的心智发展到与现代人心智一致。

［1］ Balter，M.Animal communication helps reveal roots of language［J］.Science，2010，(328):969－971.

［2］Bichakjian，B.H.Language in a Darwinian Perspective［M］.Frank furt:Peter Lang.，2002.

［3］Farrar，F.W.Philosophy and Darwinism［J］.Nature，1870，(21):527 －529.

［4］Fitch，W.T.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5］Henton，C.The abnormal ofmale speech［A］.In C.Wolf(ed.).New Departures in Linguistics［C］.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1992.27－59.

［6］Jespersen，O.Language:Its Nature，Development and Origin［M］.New York:W.W.Norton＆Co.，1922.

［7］Kimura，D.Sex differences in cerebral organization for speech and praxis functions［J］.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1983，37:19 －35.

［8］Langmore，N.E.Why female birds sing［A］.In Y.Espmark，et al.(eds.).Signaling and Signal Design in Animal Communication［C］.Trondheim:Tapir Academ ic Press，2000.317 －327.

［9］Müller，F.M.The theoretical stage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A］.In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ed.).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C］.London:Longman，1861.

［10］ Pinker，S.The Language Instinct［M］.New York:Morrow，1994.洪兰译.语言本能［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11］Zuberbühler.K.A syntactic rule in forestmonkey communication ［J］. Animal Behavior，2002，63:293 －299.

［12］达尔文.On the Origin of Species［M］.London:John Murray，1859.舒德干等译.物种起源［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13］达尔文.The Descent of Man，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M］.London:John Murray，1871.叶笃庄，杨习之译.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14］傅玉.最简方案框架下的局域性研究新进展——《理解最简句法》述评［J］.山东外语教学，2010，(5):104 －108.

［15］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6］李朝.叶斯伯森论语言的变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6):417 －424.

［17］任绍曾.叶斯伯森语言观研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4):264－272.

［18］吴文，郑红苹.论乔姆斯基的进化主义倾向——与刘小涛、何朝安的商榷［J］.外国语，2012，(1):42 －47.

［19］张梦井.达尔文的“语言观”［J］.文化长廊，1994，(2):20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