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俊 曹静波

寒冬腊月，凌晨四点，大洪山的村子寂静无声。此时，天还没亮，星星闪着寒光，地面上隐约可见一层白霜。不远处的山林，显出朦胧的轮廓，像一团乌乌的云，让人生出些冷冷的压抑。

山爷看了看熟睡的老伴，轻手轻脚起了床，穿好了衣服。打开房门，外面的寒气扑面而来，山爷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突然，房间里传来低低的叹息声：“唉……，他爹，真的要去么？”

山爷心头一惊，老伴并没睡着啊。

“不去又能怎么办呢？”山爷的语气极其沉重。

山爷在厨房里煮了一大碗面，又倒了二两散酒，就着一碟泡菜，边吃边喝。吃着吃着，眼泪竟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吃过早饭，已是凌晨四点半的样子。山爷隔着门跟老伴招呼了一声：“我走了啊。”

房内传来老伴的叮嘱：“路上慢着点儿啊。”

山爷要进城了，进城有150多里路呢。山爷住在大洪山脚下，距镇上有20多里，要走2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赶到镇上，然后从镇上搭车进城。

山爷已算好了时间：早上七点钟赶到镇上搭早班车，那时街上的人很少，不显眼；再有一小时到城关，城里人刚好上班了。

上午八点多的光景，山爷到了城关，从车站坐了公汽就直奔市国税局而去。

国税局的财务室里坐着一位年轻的女会计，看见山爷来了，女会计一脸的惊讶：“您的补助前些天不是已领了么？”

山爷立刻局促起来，顿了顿，才小心翼翼地说：“姑娘，麻烦你给我开一个证明吧？”

“什么证明……？”女会计警觉起来。

“就是给我的补助作个证明，就是从1994年以来我领取的补助明细……”

“您要这证明干嘛呢？您不是每年都亲自签了字么？您这是……？”女会计瞪圆了大眼睛，发出一串的疑问。

“姑娘，你就开个证明吧，这也不犯错误。我现在非常需要这份证明……求你了。”山爷的声音就变得哽咽起来，眼眶里有泪光闪烁。

女会计一头雾水，拿不定主意，犹豫了一下说，你等一会啊。说着转身就走出门去。不到两分钟，她又回来了，麻利地在电脑上敲出一个表来，输入了山爷的大名后，几行数据就呼啦啦地跳了出来。

会计照着电脑上的数据，认真抄写一遍，末了，去办公室盖上单位的印章后，递给了山爷。

山爷如释重负，双手恭恭敬敬地接过证明，非常认真地看着：

证 明

兹证明彭义山同志于1983年元月——1993年6月曾作为我市（财）税局山镇分局（所）的协管员，在岗期间，按月发放工资。自1994年以来，市局为表彰其曾经为财税事业所作的贡献，决定每年给予其一定的生活补助，补助明细如下：

1994——1996年：100元/年；

1997——2003年：200元/年；

2004——2010年：300元/年。

特此证明

（盖章）

看着看着，这些文字和数字在山爷的眼前逐渐模糊了，它们把山爷带进了一段自豪的历史。

山爷是大洪山革命老区人，1946年生。因为辈份高，山民们都称呼他为山爷。山爷年轻时当过兵，后来在村里任小组长。由于山爷人品好，威望高，被镇上财税所的领导看中，推荐他当了财税协管员。

在那十来年里，山爷协税护税，尽职尽责，从不假公济私。有一次促收途中，山爷口渴难耐，好不容易走近一户人家，家里却没人。看到菜园里面结满了黄瓜，山爷就喊了几声，仍然没人应，他就进了园子，摘了一条黄瓜。临走前，他在瓜藤上系了伍角钱，并留下了一张字条。这事后来在山镇传开了，山爷的名气一下子更加响亮起来。

国地税机构分设时，取消了协管员制度，山爷就回家种田去了。当时山镇国税所的负责人恰好是当年推荐山爷当协管员的那位领导，他考虑山爷曾经为财税工作做过不少贡献，就建议市局每年给他一点补助，市局研究后批准了他的提议。补助虽然很少，但也算得上一点心意吧。山爷从协管员的岗位上退役后，市国税局又聘请他为社会义务监督员，每年发给他200元津贴。

2003年以前，各乡镇都设有国税分局（所），山爷每年腊月间就在山镇国税所里领取补助，非常方便。后来，税务机构收缩到了市区，山爷只好搭车进城了。

第一年山爷进城时，财会室的同志建议他办一个卡，局里直接把钱打到卡上，免得他为这一点儿钱来回奔波几百里路，又花路费又耽搁时间。

这是一个好主意，可是山爷并不领情。

山爷并不在乎这点补助，但他非常在乎每年能进城领取补助这个活动，他认为国税局没有遗忘他，他跟国税局还是有关系的。他心甘情愿花路费来城关领钱，那是一种别人难以领会的幸福的感觉！

每次进城前，山爷总要选择最热闹的时间段到镇上搭车，然后大声对每一个熟人打招呼。后来，山民们见他进城，老远就喊：“山爷，您老进城领‘工资’去哩！”山爷于是就很满足地、使劲地点头，脸上写满了自豪。

有人问山爷，您老每年能领多少钱啊？山爷却秘而不宣：“不多！不多！”

山爷的回答，却让别人猜测出很多的意思。

山爷的两个儿子媳妇就曾做过无数次的猜测。儿子媳妇从来没见父亲在他们面前“大方”过一次，他们心里不免相互猜忌：父亲不会是把钱给了对方吧？

儿子媳妇的猜疑，让一大家人的关系变得异常的紧张，像逐渐上涨的洪水在寻找一个爆发的决口。

腊月初，山爷到城里领回补助后，恰逢二儿子家想承包村里的渔塘，急需七八万元周转，可手头一时凑不齐，两口子马上就想到了山爷。他们暗忖：国税人员一年收入至少有二、三万元吧，这些年来，父亲手上少说也该有10来万了。借几万元用用，天经地义吧？

两口子的如意算盘在山爷面前失灵了。山爷很干脆地说，没钱！

老二两口子怎么也想不通，做父亲的怎么会如此吝啬地对待自己的亲儿子呢！父子间迅速爆发了一场口水战。事态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山爷心里很难受，为了息事宁人，他细数了这些年的补助情况。可老二两口子说啥也不信。他们坚持认为父亲把钱给了哥哥家。

山爷满身是嘴也说不清了，他后悔自己以前在这个问题上总是讳莫如深。他不知道自己这是虚荣心呢还是一种别的什么心情在作怪。无奈之下，他只好再次进城——为了拿到一份补助证明。

后来，山爷的两个儿子看到这份证明后，啥也没说，再也不跟父亲提钱的事了，一家人慢慢又和睦起来。

山爷呢，仍然常常对别人说：“我曾干过税务工作呢。”说的时候一脸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