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大企业，在本质上是一种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现代组织形式。在现代工业社会，城镇化往往与大企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深刻理解大企业的性质、行为及其变化，对于我们理解现代城市的兴衰，认识和应对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企业是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

从历史上看，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企业从事生产性行为变得有利可图，促使企业引用新技术、扩大规模、提高产能。这催生了大企业，同时带来了就业机会增加，吸引人们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促成了城市规模的扩张。1764年，珍妮纺纱机的发明使一个人可操作的锭子数由一个增加到十六至十八个，大大提高了纱的供给效率。随后出现了水力纺纱机、骡机、梳棉机、纺纱机等。这些每年都有改进的机器，首先在棉纺织部门，后来在羊毛加工、麻纺织业、蚕丝加工等部门都取代了手工劳动，并进一步衍生出新的工业部门：铁矿开采，煤矿开采，锡、铜、铅矿开采，玻璃生产，陶器生产等等。这些部门的生产，一开始就要求企业具有较大的规模。机器工业逐渐把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从市场经济中淘汰出去，从而大企业得以产生并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

与大企业的产生相伴随的，是城市的扩张。恩格斯这样描述早期的城市扩张过程：“大工业企业要求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共同劳动；他们必须住得集中，甚至一个中等规模的工厂附近也会形成一个村镇。他们有种种需求，为了满足这些需求，还需要其他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当第一个工厂很自然地已经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就业时，工资就下降。结果就是新的厂主搬到这里来。于是村镇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为大城市。”[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406,934、39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可见，大企业的生产性活动能够带来众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促进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扩张。按照这样的机制，棉纺织业“在80年内使兰开夏郡的人口增加了9倍。居民共达70万人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城市……就像是用了法术一样，一下子就从地下变出来了”。[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406,934、39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不仅是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英国所有在工业革命期间出现和急剧扩张的大中小城市，无一不是在大工业的带动下，“像是用了法术一样”，一下子从地下“变出来”的。

1870年到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获得广泛应用，电动机取代了蒸汽动力，电灯、电钻、电车等电气用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内燃机得以创制并被用于制造汽车、飞机和远洋轮船。这不仅带动了相关工业发展，还推动了石油开采和石油化工工业的产生。同时，新的通讯手段——电报、电话的发明使讯息更加畅通。而化学工业也出现了巨大的发展，出现了塑料、人造纤维等工业品。另外，炸药的出现极大推动了军事工业的发展。此一时期创建的企业，相比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而言，多数企业创建伊始规模就很大。如1870年芝加哥钢铁业平均雇佣工人数量是纽约同类行业的6倍，大规模肉类加工业是后者的23倍。各种具有面向全国市场规模的大型企业的建立并从事相应的生产性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增长。这一时期，芝加哥城市人口在1890年跨过100万大关，1900年又超过200万，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并出现了郊区卫星城，作为大企业的附庸。[注]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第66、68,161,55、98,191,239、242,30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而底特律，全国有2/3的汽车出自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城，汽车工业兴隆一时，就业率持续上扬，期间共150万移民涌入。[注]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第66、68,161,55、98,191,239、242,30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从1860年至1900年间，城市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由19.8%上升到39.6%，1910年达到45.7%。[注]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第66、68,161,55、98,191,239、242,30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这一时期的城镇化机制与恩格斯描述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大致相同，即以大企业为中心所形成的就业机会吸引人们源源不断地向城镇集中。不过，随着汽车的普及和城市变得拥挤，大企业出于对其成本和销售的全盘计划的考虑，将生产中心逐渐向郊区迁移。这是由于大企业的生产性行为，即有计划性和寻求低成本，导致城市发展出现的新现象，它不仅带动了城市规模的扩张，也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1919-1929年间，美国西部各州共铺设了10万英里的高速公路。[注]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第66、68,161,55、98,191,239、242,30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0世纪中叶后，第三次工业革命进一步促进企业扩大规模。这次工业革命首先在美国发生，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领域。在这一时期，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在其带动下，制造业基础更加雄厚，销售市场更加广阔，出现了大型跨国公司，它们从全球视野来制定生产计划，按照要素禀赋进行生产布局。与前两次工业革命不同的是，由于大的生产型企业在本国已经达到最大规模，其产量已足够全国产品需求的供给，因此，很多企业不再谋求资本设备和人员规模在本国的进一步扩大，而致力于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来创造新的需求，维持其垄断地位，并将生产中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降低生产成本，拓展国外市场，谋求最大的利益。与大企业的这一生产性行为相伴随的，是一些新兴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由于承接了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产业，或者由于本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出现了类似于西方国家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城市扩张和郊区化拓展倾向。而同时，西方国家的一些旧工业生产基地，则由于核心产业转移出去，缺乏新的产业来带动城市的发展，出现了衰落。上文提到的汽车城底特律，在其最繁荣的时期，曾经是美国第五大城市，1950年前后，人口达180万。然而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底特律开始衰落，2007年金融危机后，汽车业遭遇空前危机，到2010年，城市人口已经只剩下71.3万。[注]周武英：《底特律缘何濒临破产》，见《经济参考报》2013-03-05。另一些城市则利用新技术革命的契机，吸引大企业在此设立研发中心，获得了迅速地发展。如 “硅谷”，位于旧金山市和圣何塞市之间的这块长30英里、宽10英里的狭长地带，吸引了一些全国著名的大型公司如IBM,Zerox,ITT等在此设立分部，洛克希德公司、威斯汀豪斯公司也在这里设立分厂。到了2000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圣何塞主要大都市统计区，人口已经达到168万。[注]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第66、68,161,55、98,191,239、242,30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出现的产业迁往郊区发展的倾向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继续发展，城市规模获得了新的扩张。如洛杉矶大都市区，虽然其市区人口只有410万，但整个大区人口已达1 600多万。[注]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第66、68,161,55、98,191,239、242,30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这一时期对研发的重视，不仅使西雅图、圣何塞这样的城市获得了发展，也促进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蓬勃兴起，对生活品味的追求带动了城市繁荣。总之，大企业生产性行为的发展变化，是城市扩张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造成了一些适应力不强的城市的衰落。

二、大企业的“权力”与“城市病”

大企业一旦形成，其规模就赋予了它广泛的经济与社会权力，它不仅可以根据其需要来制定产品价格和安排生产数量，还能利用市场力量的不对等，进一步采取非生产性的行为，迫使供应商接受垄断低价、消费者接受垄断高价、工人接受较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运用强大的金钱的力量买通政府官员来实现自己的特殊目的，胁迫政府服务于它的生产目标；它甚至还可以通过知识阶层，形成有利于其的意识形态，使人们的观念变得有利于它行使广泛的权力而不被谴责。按照加尔布雷思在《权力的分析》一书中的观点，权力有三种来源：人格、财产和组织；行使权力的手段主要有三种：应得权力(Condign power)、报偿权力(Compenscvtory power)和制约权力(Conditioned power)。[注](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权力的分析》，第3、4页，陶远华、苏世军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城市化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皆与大企业这种组织行使权力的行为有关。

在15-16世纪资本主义形成时期，与“圈地运动”相配合，新兴的资产阶级借用国家权力，对失去土地的农民实行血腥立法，用鞭打甚至处死的方式惩治流浪者，迫使他们成为工场手工业的廉价劳动力。这一过程中，“应得权力”即通过压制和惩罚使他人屈服的权力起着主导作用，它在促进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形成的同时，也造成了最初的城市问题，即贫富悬殊及穷人的生存状况恶劣，并衍生出道德沦丧和犯罪率高等问题。由于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符合资本家扩大生产的需要，因此这个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渐扩大，变成了根深蒂固的“城市病”。

资产阶级国家形成后，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随着国外市场的拓展和工业利润的提高，资本家更多地采用“报偿权力”作为行使权力的手段，即在劳动力紧缺时，允许工人的工资有所提高。这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同时也吸引了爱尔兰等偏远地区的人口前来城市谋生。大量的人口涌入，大大降低了工人的工资水平，同时扩大了资本家行使“报偿权力”的能力。这一时期，“城市病”开始变得尖锐起来。

首先，大量的人口使得原有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堪重负，住房严重不足，出现了很多居住条件极差的贫民窟，仅伦敦就有万人以上聚居的贫民窟达20个以上，那里的采光、通风及卫生条件都很恶劣，甚至很多人住在对健康很不利的潮湿、不通风的地下室里。其他城市如曼彻斯特有2 万人住在地下室，占工人数的12%。而在利物浦，1/6的人住在地窖里。[注]田娜：《英国城市化问题与政策述评》，载《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电子期刊》2006年秋冬。

其次，环境污染严重。在1780-1880年的100年间，英国利用自己的煤炭储备建立了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如一篇文章里所描述的：“谢菲尔德是我见过最脏、最多烟的城市之一。由于小铁匠铺没有高高的烟囱，加上城市又有许多的山坡，这样冒出的烟就直接升到了街道上，因此造成人们不停地把烟尘吸入体内。人们在城里呆久了，就必然吸进煤烟，积在肺里，受到有害的影响。”[注]转引自李宏图：《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与治理》，载《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2期。另外，棉纺织业的印染等技术的使用和其他工业的建立，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据记载，1858年是泰晤士河的“奇臭年”，6月份时臭气熏天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注]转引自李宏图：《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与治理》，载《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2期。应该说，环境污染问题长期得不到重视和解决，是由于缺乏与资本家相抗衡的力量来制约其生产行为。而资本家们显然有很强的动机来将环境成本转嫁给公众承担，他们宣称这是经济增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希望享受更多更便宜的生活便利品和必需品，就必须接受污染的事实。这种谬论的盛行实际上是资本家在行使一种“制约权力”，或称“框定性权力”，[注](美)詹姆斯·A.卡波拉索、戴维·P.莱文：《政治经济学理论》，第219页注解，刘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也就是对公众灌输某种对资本家有利的意识形态，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使人们对利益被侵害习以为常，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样，资本家也宣称劳动者的低工资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生产要素价格是经济体系有效率运行的前提。因此，人们的工资低，生活贫困，只是因为自己能力不够，跟资本家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人逼迫工人去做低工资的工作，因此并不存在剥削。这种观念为公众所接受，劳动合同等制度安排也强化了人们对既存权力的服从，人们不再觉得资本家在行使什么权力，认为那不过是社会本身的规则，这就是“制约权力”的行使方式。不过现实的发展，总会让事情变得严重起来，此时，人们就不能不开始质疑资本家所灌输的那些理论的正确性了。比如，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爆发了著名的“宪章运动”，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在19世纪初更是此起彼伏。工人恶劣的生存状况使资本家的生产活动难以为继，而环境问题不仅影响到穷人的生活，也影响到富人的生活。最终，英国政府和议会开始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着手解决这些城市问题。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张，使资产阶级的权力进一步扩大。此一时期，除了贫困、环境、交通拥堵等问题一直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长期存在，还出现了严重的城市腐败问题。例如，19世纪末，随着美国城市的迅速发展，亟需建立和健全相应的政府机构和管理体制，提供必需的城市服务。一些职业政客趁虚而入，占据政府要职，他们的出现使大企业通过行使“报偿权力”来谋利有了可乘之机。一时之间，大企业与市政府沆瀣一气，相互利用，造成了市政管理的混乱和市政建设的无政府状态。在纽约，19世纪60年代，一个叫特威德的人投靠纽约市民主党，拉帮结派，成为所谓的“城市老板”，他本人虽然只担任市监理部主席和市公共工程特派员，但却通过帮派兄弟控制了纽约市政大权。铁路大亨古尔德依靠他操纵的纽约市法院，获得了伊利铁路控制权，作为回报，特威德被聘为该公司法律顾问，月薪高达10万美元。在费城、波士顿、芝加哥、圣路易斯、辛辛那提、匹兹堡，甚至在首都华盛顿，类似特威德这样的“城市老板”比比皆是，使得行贿受贿、假公济私、贪污腐化成为美国市政府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从1860年到1900年间，美国全国市政部门的债务由2 000万美元增加到了14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都流入了城市老板极其党徒们的腰包。[注]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第122-123，128，133页。市政管理混乱造成了其他城市问题也异常突出，如贫民窟问题，1879年，纽约市的贫民窟住宅有2.1万个，至1900年增至4.3万个，容纳居民高达150万，而当时的纽约市人口还不足400万人。[注]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第122-123，128，133页。另外，各城市的污染严重，市政规划混乱，社会矛盾尖锐，犯罪率高。从1880年到1890年，全国犯罪收监率上升50%。芝加哥市的杀人案件从1881年的1 266起剧增到1898年的7 480起。[注]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第122-123，128，133页。一系列的城市问题导致了19世纪90年代被称为进步时期的城市改革运动。不过，所谓的城市改革，只是新兴工商业部门的企业家取代城市老板来进行企业化的城市经营，它们虽然促进了城市的规范化管理，迎来了19世纪90年代末大企业的“黄金时代”，但却是以城市中的中下层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大企业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力图保证其生产和销售活动有计划地进行，寻求更低的成本，保持稳定的增长，并在此之外，运用其“报偿权力”和“制约权力”，追求超额利润。这使拉美、亚洲一些国家的城市出现了病态的发展。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宣传，是大企业发挥“制约权力”的又一个例证。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在各个国家占据了主要的讲台，它宣扬自由贸易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在此思想的指导下，许多国家成为跨国大企业的原材料产地或倾销产品的市场，农地被进行集约化的种植，大量人口被迫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城市化率很高。在拉美国家，200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阿根廷为89.6%，巴西为79.9%，墨西哥为75.4%，乌拉圭为93.7%。[注]程洪：《拉美国家城市化存在的问题及影响》，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11-17。然而城市并无足够的就业机会提供，这就导致了涌入城市的人们只能聚居于贫民窟中，生活艰难，并且随着城市的扩张，贫民向郊区迁移，出现了“贫民窟包围城市”的尴尬局面。

值得指出的是，对“利己主义”的推崇使城市生活充满了拜金主义的气息，人们之间只是相互利用，缺乏相互的信任、理解和帮助，一切以满足个人欲望为中心。这种文化上的“城市病”为颓废、吸毒、犯罪等现实的城市病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然而，这些思想却因为在总体上符合大企业的利益需求而被广泛宣扬；而符合公共利益的城市公共品：绿地、广场、锻炼的场所、公共艺术品等，由于无利可图，总体来说是供给不足的。

三、我国的大企业与城镇化

我国的城市发展有漫长的历史。远在先秦时期，就有“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说法。长期以来，城市在农业社会中主要发挥着政治中心、军事据点等功能，其发展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集团的政治和生活需要。对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来说，城镇具有明显的寄生性和对立性。到明清时期，最大城市的人口已达百万，其他州府级城市也有数十万人口。1840年以后，经济功能逐渐取代政治功能主导城市的发展。首先是通商口岸的开设，促进了上海、天津、汉口等开埠通商城市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开放城市出现了现代工业，促进这些城市人口出现了爆炸性地增长。据统计，从1843年到1933年的90年间，上海人口增长了15倍，天津增长了6倍，北京也增长了1.5倍。[注]何一民：《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研究》，第190页，巴蜀书社2009年版。另外，出现了一些以重工业为主导功能的新兴工矿业城市，如唐山、鞍山和本溪等。20世纪初，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我国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城市人口增多，城市空间扩大，不过，抗战期间和国内战争期间，城市发展出现了停滞。

建国初期，为了配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以及通过建立新的工业基地，改变工业生产布局不合理状况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这一阶段重点进行了城市规划建设。1954年6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提出了城市建设的方针，其基本内容是对具有重要工业项目的城市进行改建、扩建或者维修，具有很明显的辅助大型工业项目的特征。经过这一时期的建设，我国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由1949年的98个，上升到1957年的140个；中西部地区建立起了一系列新兴工业城市，如包头、兰州、西安、太原、郑州、株洲、成都、乌鲁木齐等；城市化率从1949年的10.6%上升到1957年的15.4%。然而，从1958年到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受到政治因素的巨大干扰，60年代出现了较大的波动，70年代则处于停滞状态。经过20年的发展，到1978年，城市化率仅为17.9%。1979年后，我国的城市化率稳步提升，到2011年，已突破50%，达到51.3%。[注]周文：《我国城市化发展回顾与思考》，载《经济问题探索》2009年第11期。改革开放后，城镇化速度的加快是多方面的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对外开放使沿海开放城市获得迅速发展，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吸引农村和内地人口流入。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和发展使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第三，企业改革使城市企业活力日益增强，从而吸纳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就业。第四，经济管理体制由以计划为主向以市场为导向转变，放宽了人口限制，促进了人口要素的自由流动。第五，各级政府对城市规划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大，为人们在城市生活带来了便利，促进了更多人口流入。另外，政府对城镇化的倡导和直接参与，如大量征用郊区土地进行建设或者卖给开发商，也促使城市空间的扩张和城镇化加速发展。当然，政府的行为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毫无疑问，城镇化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国的城镇化，应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这就有必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处理好各种关系。具体来说，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极利用大企业的生产性行为，促进城镇发展。在西方国家的城镇化过程中，大企业一直起着主导作用，这是由大企业的生产性决定的，即它可以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由于其拥有一定的市场权力，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能够支付得起较高工资，并对工作条件予以一定的保障，所以对工人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大企业的稳定发展是城市稳定发展的保障。我国的大企业由于是从过去的计划体制转变过来的，在管理体制上并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创新能力不强，在政府的庇护下尚可生存甚至利用垄断权力获得高额利润，但却无法跟国外同类企业竞争。因此其难以走出国门，获得进一步增长，面对大型跨国企业的竞争，显得尤为脆弱。如果依赖外资企业来维持城市的稳定和扩张，则无疑可能导致城市实际经济控制权的转移，使城市发展卷入更大的不稳定当中。因此，要使我国的城镇化稳定发展，最关键的，就是要增强大企业的创新能力，使其有能力稳健地发展。而要增强大企业的创新能力，关键是要切断它与权力之间过于密切的纽带，迫使它通过创新来获得垄断利润，而不是通过非生产性的权力来获得。当然，由于我国的大企业不是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而来，在国家权力面前显得比较弱小。增强大企业的独立性，避免它沦为政治权力的工具，更是目前的一个比较紧迫的任务。

第二，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并培育抗衡力量，抑制大企业的非生产性行为。大企业的非生产性行为对城镇化进程会造成负面影响。比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贫民窟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而拉美国家的贫民窟和环境污染，更是我们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尽力避免的。理论上说，大企业的发展需要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而农业收入偏低，导致农村人口涌入城镇，使企业能用较低工资雇佣劳动者，这是一种市场行为的结果，但也包含了大企业和工人之间的权力不对等这一因素。应当培育独立的工会的力量，作为抗衡力量来为工人争取权益。政府也有必要基于对必需生活资料的计算来规定最低工资水平，以免工资水平降低到人道水平之下。同时，应当建立健全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工人在失业、患病时能够得到有效的救助，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环境问题的解决，也可以通过培育抗衡力量和加强立法及政府监管，防止企业将成本转嫁给社会。另外，对于发达国家曾经出现的政府决策被大企业所控制的情形，我们也应当有所预防。加强舆论监督，扶持抗衡力量，使经济生活的各个主体都有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参与立法和政府决策的协商，从而使大企业的非生产性行为受到最大限度的约束。对于大企业基于垄断通过“购入低价”和“卖出高价”等方式剥夺竞争性企业和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有效的应对方式也是培育抗衡力量，促进中小企业的联合和消费者的联合，争取自己的权益。另外，针对大企业对公共品提供不足的情形以及大企业所代表的“利己主义”城市文化，政府应当设法提供必要的公共品，或者鼓励市场体系来提供，使城市有更多的绿地、艺术品、公共健身和娱乐设施，并设立资金鼓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多方面的艺术创作，使人们多方面的高尚情操有展示的机会，而不是被利欲所蒙蔽。

第三，按照世界潮流的发展来处理好大企业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目前，发达国家的大企业都有跨国经营的趋势，将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或者污染比较严重的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本国只留有研发和销售部门以及一些对劳动者素质要求较高的新型工业部门。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体现在西方大企业生产部门转移到我国，可以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众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他们的收入，并且带动农村人口流入城镇，促进城市发展。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趋势，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吸引国外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企业来我国投资设厂。同时，也应认识到，正如这些制造型企业在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造成了许多问题一样，它们在国外更是无所顾忌，从而造成发展中国家诸多城市问题。有必要使他们如同在其本国一样，受到关于劳工和环境等方面的法律约束。考虑到一旦这些资本撤离，或者转移到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国家或地区，他们之前带来的城市发展与繁荣也将消失，如果没有替代性的产业发展，则城市将面临萎缩，如今天的底特律市一样，成为一片废墟，因此，我们在引进国外直接投资来促进就业，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应该借它们来壮大我国相关工业的实力，加强科技研发，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创新，使我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拥有坚实的基础。要做到这点，必须深化我国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使他们能够对市场进行有效率的反应。并且，应该有长远的眼光，加大科技和教育的投入，提高我国国民的素质，并加强产学研的结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使大企业的发展有坚实的人才基础和制度保障。

至于国外城市发展的郊区化和往大都市区发展的倾向，我国在进行城市建设时，也可以加以借鉴，将大型制造企业搬离市区，仅将市区作为研发和金融中心，向周边的各个生产中心辐射。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城市扩展的行为，要以产业发展为基础，主要由市场来自主地完成，政府只应在其中起引导的作用，避免政府过多地干预和直接参与。也就是说，在城镇化过程中，既要避免大企业滥用权力，也要避免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政绩而滥用权力，盲目扩大城市规模和进行不合理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