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保英

（河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屡屡被政府和社会各界所关注，凸显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融入问题的迫切性。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这是中央第一次在文件中公开正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①参见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融入问题也正是为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实现。为研究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融入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特殊群体的人力资源优势，以河北省石家庄市新生代农民工为样本，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共发放问卷500份，其中有效问卷455份，有效率为91%。

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

本文中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又被称为二代农民工[1]。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他们来自农村，主动流入城市并努力寻找就业和发展的机会，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代际交替已经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也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在规模、文化程度、务工的目的、交往及娱乐方式等方面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农村流动人口即老一代农民工截然不同，他们有着突出的群体特点并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

（一）规模巨大且非独生子女居多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及农民工群体的代际交替，人数众多、规模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80后、90后，国家统计局的监测资料表明，在2009年外出农民工中，25岁以下的占41.6%，26—30岁的占20%。2011年2月2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4亿，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而在我们的实地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中独生子女的比例仅为13%，有87%的新生代农民工是非独生子女。农村非独生子女外出打工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流，尽管忍耐力和吃苦精神与其父辈相距甚远，但与同龄的生活在城市的独生子女相比，他们更具有肯于吃苦，关爱他人，工作耐受力强等特点。

（二）文化程度较高但又缺乏专业技能

据全国总工会调查报告显示，62.5%的新生代农民工仍停留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接受过专业技能教育的比重不足四成。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4.8%，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3.5%，认为工作中专业技能不足的为40%。正是由于新生代农民中非独生子女居多，其父辈们在忙于“打工”、急于“挣钱”，供其读书的同时，由于工作、生活等各种条件的限制，对他们的学习关注度不够，督促力不强；又由于我国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平，他们缺乏社会优质教育资源的眷顾，致使其知识积累不够、专业技能欠缺。

（三）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且权利意识正在觉醒

新生代农民工的世界观、价值观、择业观与他们的父辈比起来，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盖房、娶媳妇、供孩子上学这是改革开放之初第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的主要目的，而且进城打工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根还在农村，他们还要回归农村。而新生代农民工却没有这个目标，他们主要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实现个人价值、扩大视野和享受生活。调查中，有51%的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就是为了改变现状，来城市打工就是为了改变原有的艰苦生活，提高生活质量。也就是说他们主动流动到城镇打工已经不再仅仅是满足于得到一个饭碗，不再是简单的为了获得工资，他们的需求更丰富，要工作，要社会保障、更要发展的平台。因此，调查问卷中就富士康事件产生的原因一项，被访者认为工作中缺少人文关怀、权利得不到保障的占34%，这表明他们的权利意识正在觉醒，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是他们没有组织起来的要求，也缺乏组织起来的能力，又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造成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使得他们成为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权利时常受到侵害。

（四）新兴媒体伴随其成长并成为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于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以计算机、移动电视、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电子报、博客等新兴媒体成为他们娱乐、交往、交流的最便捷的手段。调查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娱乐方式中，朋友聚会和上网聊天占到55%，说明新生代农民工重视社会交往，他们对于电脑、网络并不陌生，且使用度较好。新生代农民工娱乐方式选择读书的只有10%，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对知识的学习现状不好。新兴媒体伴随其成长并成为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对新兴媒体的依赖度较高，新兴媒体对其影响较大。网络的世界很精彩，现实的世界很无耐，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的巨大反差，使其容易产生失望的情感或绝望的念头。

总之，这一群体具有了规模庞大但非独生子女居多、文化程度较高、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新兴媒体伴随其成长成为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特征。他们迫切希望融入城镇，但是城镇显然还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国家和政府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如果不做重大调整，必然会引发各种矛盾，甚至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

二、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融入问题与挑战

有着1亿多人口的新生代农民工，身处城市并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社会进步与和谐影响越来越大。现阶段由于国家相关的制度和机制、人们的认识和农民工自身的素质等原因，将他们变成了“飘浮的一代”，回不去的农村，留不下的城镇，从而埋下了社会不安定的隐患，也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现存的制度障碍

对新生代农民工制度性排斥，是我国的一大特色。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统筹城乡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和体现。时至今日，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由于作为社会人的身份，流动面临许多障碍，新生代农民工虽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主体，并为城市繁荣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却被户籍制度及其包含的福利所阻隔，而没有更多机会参与劳动成果的再分配，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其中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融入最大的、韧性最强的制度障碍。例如，在城镇化的进程中，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7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但上述结果是基于农民工进城居住6个月以上即为常住人口统计口径得到的，而这些被统计在城市人口的常住农民工并没有获得城市户籍或市民身份[2]。不难看出51.27%背后存在着众多的 “准城市人口”。他们是城镇常住人口，但没有城镇户籍，也就是说他们是被城市化的。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下，这些“准城市人口”不能取得流入地城市户籍，不能把家安在城市，更不能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调查显示，对生活障碍感到不好说的占到了25%，社会保障和住房各占到了24%。可见，社会保障缺失和住房压力是新生代农民工两大生活障碍；同时，由于生活中存在着诸多障碍，有25%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好说，农民工面临的压力和障碍有很多方面，而社会保障和住房障碍合计占到了48%。新生代农民工广泛分布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已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但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下，他们依然是农民，既不能在城市生根，也无法享有由户籍制度衍生的其他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制度性障碍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产生的关键。

（二）保障机制缺乏

新生代农民工要融入城镇，就必须在城镇拥有相对稳定的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始于20世纪90年代“民工潮”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愿选择，但与18世纪英国“圈地运动”导致农民变为产业工人不同，离乡的中国农民仍然“掌握”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庇护下的那一点土地，他们的根仍在农村[3]。农村土地仍被附加上了社会保障的功能。新生代农民工户籍虽在农村，而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出现的征地现象，使他们可能或已经失去土地，他们自身也没有准备再回农村，他们更熟悉城市生活。与其强烈的愿望相比，由于对新生代农民工实行身份性歧视，更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融入的保障机制匮乏，实践中常常使他们的利益受损。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利益有关。而我们目前缺乏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利益仲裁机制等，由此使其产生不安全感。仅以利益表达机制为例，由于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为依托，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谈判能力，在他们的个人权利受到侵害时，维权只能采取个别行动或无组织的情绪化表达，在强大的政府权力以及庞大的企业组织的权力面前，他们只能处于弱势地位。当发生工伤、拖欠薪等劳动纠纷时，大部分农民工的解决办法是“一找老乡，二找劳动局，三找媒体”。问及是否会寻求工会帮助，绝大部分农民工茫然地摇摇头[4]。在2000年11月，我国就出台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但是由于许多非公有制企业没有工会组织，协商工作无从展开。即便有工会组织，也可能是个形式，工会职能缺位，农民工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制度保障。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参加各类社会组织的比率偏低，而真正代表农民工自己利益的组织较少。如果农民工有直接代表自己的社会组织，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团体来集中和表达他们的共同意志和利益，就有利于在法治的轨道上实现他们的利益诉求，并促进社会的稳定。

（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不足

新生代农民工中非独生子女居多，具有友爱、互助、工作耐受力强等的优点。他们的不足表现为自身知识结构不合理、缺少专业技能。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走出校门，调查中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掌握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愿望。这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愿望是强烈的。但有近40%的人感觉现在从事的工作对以后的发展帮助不大，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以后的发展帮助不大不利于农民工自身技能的逐步提高和我国人力资源的积累，会造成我国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使我国经济发展缺乏强有力人力资本支持。

（四）社会认同度低、缺乏情感寄托

社会认同决定一个社会群体的特性，社会群体关系的本质，也意味着尊重、权利与尊严。因此，在公共生活的舞台上，从成员的言行中可以看到他们看重什么、要求什么、追求什么和认同什么。在我国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城市对农村本应是“多予少取”，而实际则是“取而不予”。例如，在改革的进程中，农村大量土地被出让，收入却较少投入农村，用于改善农村的面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而更多地投入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他们，不仅社会认同度较低，而且从民工、农民工到新生代农民工，一连串的、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更新的，并且永远带有歧视性的称谓总是将中国人分成了城里人和农村人，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农民工总是被打上了不平等的烙印。

任何国家的公民都应该拥有基本权利，都应有个位置，有个生活的空间。而我国的现实是生活在城市和乡村边缘的新生代农民工却没有这个位置，也没有生活的空间。2010年发生的富士康十余名员工连续自杀的悲剧曾经震动了社会。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密集自杀现象的背后隐约可见的是他们对生活、对社会的绝望。这样一个血气方刚的群体，繁重工作之后，他们似乎走不出封闭厂区中的“集体宿舍”，集体宿舍只是一个住所，没有家庭的温暖，更见不到自己的家人。新生代农民工除同事外，很少与其他行业及本地人交流，圈子局限于老乡、旧友之间。当遇到烦心事，也是自己解决，或向老乡寻求帮助[5]。城市很繁华，他们很孤独，看不到希望而滋生绝望。富士康也许是压跨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其根本原因是他们缺乏情感寄托，缺乏社会关爱和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随着农民工亲手建设的城市越来越漂亮，他们却越来越成为城市进一步排挤的对象。如何让新生代农民工在他们生活的城镇有基本的生存保障，有生存尊严及从现代化中分享收益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问题。

三、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融入对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存在的问题会影响到这一群体的安全和对生活的信心。现阶段积极探索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融入问题的对策，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融入，应以这个特殊群体的幸福、尊严和全社会的公平、正义为目的。把“农民”变成城市形态的“市民”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一场革命，一场由社会、国家和政府、企业及农民工自身等的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并借助新兴媒体将四者统筹的一场革命。

（一）社会——注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

消除社会排斥，而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可以分为经济排斥、政治排斥、公共服务排斥、社会关系排斥等四个方面[6]。注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并把全社会所倡导的人文关怀，转化为关心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行动，使他们有归属感，并能够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

首先，城市市民要消除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转变观念，唤醒“感恩意识”。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发展，为城市居民的生活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没有农民工的奉献，就不会有城市的今天和明天。2011年春节期间大量农民工返乡过年，令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陷入服务“半瘫痪”状态。据新华网报道，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显示，在江苏打工的农民工91.7%回家过年，让城市服务业面临“没人服务”的窘境。许多网民也反映很多领域出现了“服务真空”：常去的餐馆关门了，饭店上菜的速度慢了，家里没人送水了，快递员不接单了，修鞋、修表、修水管都找不到人了，给生活带来许多不便。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创造更多条件使其融入城市并在城市扎根。

其次，社会组织、团体也应主动接纳新生代农民工，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在心理、文化、法律等方面为他们提供具体的帮助，并为他们进行政治参与创造条件。社会组织对农民工的情感具有慰籍作用，还可以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团体来集中和表达他们的共同意志和利益。现代社会组织发达的国家平均每100人就有一个社会组织[7]98。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参加各类社会组织的比率偏低，而真正代表农民工自己利益的组织更少。调查中，农民工政治面貌现状为：75%的新生代农民工属于群众，团员占到18%，党员只有7%，说明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以群众为主。目前，仅有13.8%的农民工参加了各类社会组织[8]。高涨的权利意识，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新人”的鲜明特征。绝大多数农民工有参与当地政治生活的热情，但是无论是国家的行政组织、社会团体，还是社区组织等，农民工都很难进入，最突出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得到城市社区参与、组织支持的机会极少，最终制约着他们的城市融入。

同时，共青团组织应充分发挥其自身作用。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团组织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融入进程中更具有优势。团组织应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之间的桥梁，有责任也有义务关心帮助新代农民工，真诚善意地为他们排忧解难，使他们尽快融入城市。而各级团组织已经并不断地为之努力。2011年各地两会上，各级团组织和参加活动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围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这一重大主题，提出了一批重要的提案、议案和建议。据不完全统计，省级团组织在同级两会上共提出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提案、议案和建议89件[9]。

（二）国家和政府——弥补制度缺失、确保制度落实、加强机制创新

制度乃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更严谨地说，“制度是人为制定的限制，用以约束人类的互动行为”[10]7。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户籍转变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最重要的外部特性，户籍制度作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木桶”中最关键的一块木板，其长短决定整体的未来。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加长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融入的短板，否则农民工不会真正走进“春天里”。因为城市电梯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不打破现存的户籍制度，外来打工人员和城市人永远不会均等。城市电梯理论，指的是每个乘坐电梯的人都不希望更多的人进来，因为会增加拥挤和停留时间，城市就是电梯的既得利益者，城市需要外来工人，但不乐意让他们和自己享受同等的电梯待遇，也不想如何创造更多的电梯实现共享。因此，加快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建立统一和开放的户籍制度是当务之急。目前，国家和政府已有了这样的决心，2011年3月5日召开的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胡锦涛在参加江苏团审议时表示：“有些农民工离开农村在城市里工作多年，实际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分子。最近，中央正在讨论制定关于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文件，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解决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的落户问题。”这使我们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文件未出台之前，国家应尽早推进现有制度整合和城乡衔接，尽快剥离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其他职能，将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分享对象范围逐步扩大，让每一位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由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的衔接，使其有尊严地生活。

确保各项具体制度的落实。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为了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不断制定和调整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具体制度和政策，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就业、户籍、住房、教育等领域的权益保障。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作为弱势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应是该部法最大的受益者。目前，山西省、江苏省、云南省已经制定了专门的农民工权益保护法规，如2011年4月11日《云南省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规定》正式予以发布。这是全国第一部专门规范农民工资支付保障工作的省级政府规章，已从2011年5月1日起实施。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被主流社会结构所排斥、忽视的状态开始改变，体现了政府在保护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职能的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者身份和地位开始得到国家的确认，权益的保护也正在成为政府施政的重要方向。然而制度虽丰满，现实很骨感。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制度和政策，我们还更多地停留在制度层面。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不得不采取 “开胸验肺”的极端方式“以身维权”。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融入，需要制度的完善，更需要政府用行动去激活它，保证制度的真正落实。

不断进行机制创新。机制是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在任何一个系统中，机制都起着基础性的、根本的作用。在我国现存制度的框架下，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融入问题，还需完善和不断创新相关机制，如利益均衡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利益仲裁机制等。由于目前相关机制的匮乏，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规模庞大，但现实生活中侵害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例子屡见不鲜。在郑州城管打人、上海大火等不少公共事件发生后，首先承担责任的都是最基层的操作工，对此，有网友指出：“电焊工，农民工，临时工，挣的是买白菜的钱，顶的是卖白粉的罪。”缺乏完善的机制难以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人数众多，但他们是弱势的大多数。由于众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组织起来，加入工会的比率也很低，面对庞大的企业，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唯有通过机制创新，真正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边缘性问题，切实维护农民工的自身利益。

（三）构建政府支持、企业主导、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的培训体系

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新生代农民工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掌握职业技能，这是他们城市融入的关键。这就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双向努力。

一方面，政府和企业应本着以需求为主的原则，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逐步形成内容多样化、方式灵活化、机构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化的培训体系。培训内容多样化，一是心理上的培训；二是技能上的培训；三是协助新生代农民工了解及规划职业生涯发展方向。培训方式灵活化，通过短期培训、专业培训、技能培育等方式，社会上的专家学者、爱心企业家等也可以为这一群体义务服务，使他们有一技之长。机构多元化，专业的技工学校、专门的培训学校、企业自己举办的各种培训班或工会、妇联举办的各种形式的培训班等方式；资金来源多渠道化，政府加大投入、企业积极投入、社会热情投入，使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有充足的资金保障。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增强竞争的机会和提高向上流动的能力；增强对城市社会的适应能力，从而顺利融入城市社会。

另一方面，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来说，也要明确提高职业技能对其城市融入的重要性，增强提高自身素质的自觉性，因为态度决定高度。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没有经过系统的技能岗位培训，劳动技能的低下，不利于自身发展潜能和创业能力的培养。在我国加快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科学技术。这就意味着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能尽快提升自己的工作技能和劳动素质，继续作为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参与竞争，未来的路定会越走越窄，更不会有向上流动的机会。新生代农民工也已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深感社会发展进步给其带来的压力。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比其父辈更浓厚的文化气息，求知欲和上进心更强，不满足于低层次的打工状态，希望能和城里人一样有向上发展的空间。因此，超过30%的农民工在工作之余选择学习，另有高达56%的人希望有关部门能提供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

（四）发挥新兴媒体优势、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融入

新兴媒体作为继报刊、广播和电视之后崛起的第四媒体，通常是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并受其影响的媒体形态，如数字电视、直播卫星、移动电视、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电子报、博客等。作为以网络为主体涵盖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相融合而产生的，拥有众多使用者的信息载体，新兴媒体具备了影响力大、时效性强、信息量大、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等显著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大大增强了新兴媒体传播的有效性和影响力。西单女孩、旭日阳刚走上2011年的“春晚”，再一次验证了新兴媒体的力量。要充分利用新兴媒体的特点，努力发挥新兴媒体在增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高度关注、积极宣传和报道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营造出人人关注、帮助他们并志愿为他们服务的浓厚、温暖的社会风气。而作为新兴媒体伴随其成长并成为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可充分利用新媒体在政治参与中的明显优势扩充政治参与的平台，理性表达利益诉求。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能力的增强，在国家决策机构中影响力得到相应拓展，定能促使其政治地位不断提高，自身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新生代农民工”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因为，当他们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时，对城市社会的冲击将是巨大的，也必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隐患。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改变现状的强烈渴望，而在向“上”的渠道被体制机制阻塞的背景下，强烈渴望就会异化为心理失衡。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融入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

[1]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EB／OL].[2010－06－21].新华网.

[2]郭杰，于泽，阎衍，等.当下经济困境[N].改革内参，2012－11－02（4）.

[3]吕鹏.农民生存伦理[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1－30（9）.

[4]沈锡权，岳德亮，商意盈.警惕劳资矛盾向“劳政矛盾”演变[N].经济参考报，2011－07－04（5）.

[5]赵光菊.“农二代”生存现状 [N].改革内参，2012－11－16（10）.

[6]李景治，熊光清.中国城市中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排斥问题[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6）：62.

[7]叶庆丰，青连斌，晏荣.中央党校学员关注的社会问题[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

[8]韩妹.调查发现参加社会组织可使农民工心理问题发生比率降低64.8%[N].中国青年报，2011－04－28（7）.

[9]陈凤莉.大江南北聚焦共同主题：地方两会89件提案议案关爱农民工[N].中国青年报，2011－03－15（2）.

[10]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 [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