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锐东／文

新加坡2011年5月举行了第12届国会选举，已连续执政50多年的人民行动党(简称“人行党”)在国会中继续保持绝对优势，但得票率创下历史新低，反对党首次攻下一个集选区。大选结果虽未改变人行党“一党独大”的地位，但被外界广泛认为是新反对党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阵线”解体后再度“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人行党领导人也把此次大选称为政治“分水岭”。一年多来，人行党增强忧患意识，力推改革，以期在新形势下维护长期执政地位。

一、人行党深入总结得票率下降的深层次原因，用选举暴露出来的问题“倒逼”改革

人行党自1959年起在新加坡连续执政，将一个被认为不具备独立建国条件的弹丸之地，建设成现代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高度繁荣的发达经济体，创造了广受称道的“新加坡模式”。开国总理李光耀深谙东西文化之道，在继承被前宗主国英国植入的议会民主制度的同时，以“威权主义”治国，并通过制度设计将精英执政与草根关怀融入人行党文化基因，使该党获得远高于西方政治体制下“选举党”的组织动员力，在联系群众、廉洁从政、高效治理等方面经受住了长期执政的考验。李光耀退居二线后，继任者吴作栋和李显龙先后对人行党执政方式进行了一些适应时代新要求的调整，但在整个执政方略上仍保持“萧规曹随”。

近年来，人行党执政中积累的一些问题逐步暴露。首先，精英执政的“家长式”作风与民众心理存在的落差日渐显现。虽然从吴作栋时代开始，人行党领导人已有意识地在执政风格上更加重视突出“平民化”色彩，但老一代领导人所秉持的威权主义作风并未完全消除，与年轻民众不满足于“被安排”的心理发生冲突，逆反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选民投票倾向。其次，紧密联系民众开始出现流于形式的问题。人行党领导人承认，部分人行党议员因为党处于长期执政地位而出现了精神懈怠的问题，对走访选民敷衍了事，在每周例行接待选民时表现得高高在上，既不愿深入基层聆听民众意见，也不愿向民众耐心解释政府制定政策的原因和过程，给一些急需帮助的选民留下“忘记倾听”的负面印象。第三，对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解决不力。近年来，人行党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保持发展活力，大量引进移民，在保持国家竞争力的同时，也加剧了房价、物价上涨，民众负担加重，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虽然新加坡2010年经济增长高达14.5%，但人行党在2011年大选中得票率却不升反降，主管内政、住房等问题的内阁部长得票率低于人行党平均得票率，显示民众对政府忽视民生的不满正在上升。

面对60.14%的历史新低得票率以及失去一个集选区的挫折，人行党表示“听到了选民的声音”，强调进行反省和改革。在2011年11月的人行党大会上，党主席许文远认为，党组织脱离群众、民生政策效果不佳和未能有效吸引选民是造成该党大选成绩不佳的三大主要原因。人行党秘书长、政府总理李显龙宣布，人行党决定将自身改造成一个更具活力、更能了解和满足国人需要的政党，以便在新的政治时代中继续获得选民委托。

李显龙指出，“人行党是否能成功转型，关键在于每一个党员是否能从根本上改变思维和行为(方式)”。

2011年5月14日，李光耀和吴作栋宣布将不会在新内阁中任职。

2011年5月8日，新加坡人行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绝大多数议席，总理李显龙（左三）和其他候选人一起庆祝人行党获得选举胜利。

二、人行党积极推动党内和政策改革，迎合民众诉求

(一)以亲民为导向，加快实现执政方式改革。大选后，人行党加速由“威权主义”向“柔性”执政方式转变。李显龙表示，新加坡已经进入政治发展的新阶段，人行党政府必须在保持为民服务精神和正直诚实品德的同时，以包容、协商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改变制定政策和与民众接触的方式。为此，人行党提出党的领导人要加强与基层的日常联系，在非选举期间也要经常深入民众，参与基层政治；动员支部、青年团和妇女组等非核心部门积极参与党的决策，给予后座议员和普通党员更多建言献策的机会；领导人纷纷建立自己的网络社交平台，更加重视做好社会舆论导向工作。

(二)着眼未来发展，推动党内民主与领导层年轻化。人行党还果断在党内和内阁中吐故纳新，领导层年轻化程度得到较大提高。大选后，人行党中央执委会和内阁进行改组，李光耀、吴作栋主动卸下正式职务，一批新生代政治家担任党政要职，甚至有多名首次参加大选的新人被直接任命为部长或同级职务。新内阁的14个部门之中有11个引入新的部领导，平均年龄从56.2岁降到52.5岁，党的中央执委会也是30年来最年轻的一届。李显龙表示，人行党将着手在本届和下届国会的新人中培养第四代领导集体核心，以期在 2020年实现党政领导权的顺利交接。

(三)以让民众分享更多发展成果为核心，出台多项民生政策。

首先，改革政治职位薪金制度，缩小政务官与普通民众的收入差距。新加坡政府一向以“高薪”闻名，新加坡总理是全世界年薪最高的政府首脑。但随着“平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和金融危机下民众实际收入缩水的影响，该制度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2011年5月，李显龙在新政府就职时宣布成立政治职务薪金检讨委员会，全面检讨长期执行的“高薪”政策。2012年1月，国会批准了该委员会提交的《一个能干并具奉献精神政府的薪金》报告，要求政府与民众“共体时艰”。据此，新加坡将取消政治职位养老金；总统、总理和部长年薪下调36—51%，将制定政治职位薪金的参照范围从48人扩大至1000人；设置“国家表现花红”取代“国内生产总值花红”，除考虑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外，又增加了公民平均实际工资增长、收入最低公民的实际工资增长和整体失业率三个社会经济指标作为参照，将高官收入与中低收入公民生活水平挂钩。

其次，收紧外来移民政策，资源配置向本国公民倾斜。2000—2010年的10年间，新加坡人口从403万猛增至508万，新增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外来移民。迅速增长的移民挤占了大量社会资源，引发多重社会问题，排外倾向在新社会中有所抬头。为缓解社会矛盾，争取本国公民支持，人行党政府一方面逐步收紧移民政策，废除“金融投资者计划”，提高“全球投资者计划”门槛，增加申请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和公民的难度；另一方面，采取本国公民小学入学优先、对外国购房者加征特别印花税、下调永久居民的医药津贴等措施，在教育、购房、医疗等领域凸显公民优先原则。

第三，抑制物价过快上涨，照顾低收入群体。新加坡虽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但经济的强劲反弹也带来了迅速上升的通货膨胀压力。2011年，新加坡通胀率高达5.2%，其中交通和居住成本分别激增10%和9.9%，“涨”字以近四成的得票率当选年度汉字。大选后，人行党政府着力改变经济政策只重宏观经济增长成果，忽视物价、收入等微观经济对民众生活影响的做法。在2012年2月公布的财政预算中，强调提高国民收入，通过提高公积金缴存率和所得税免税额度、提供医疗补贴等来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并向低收入者提供补助。

三、在全新的政治生态和内外环境下，人行党面临的执政挑战和压力将长期存在

(一)新的社会结构造就新的社会环境。目前，独立后出生的选民已占新加坡选民总数的40%，且该比例仍将继续提高，这一现象成为新加坡国内政治环境变化的根本原因。首先，年轻选民出生、成长在物质富足年代，对人行党早期建设国家的功绩缺乏切身感受，更关心当前涉及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方面有更高要求。其次，年轻一代更多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其对“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正在挑战建立在“责任和义务”基础上的传统社会价值观，并对人行党长期一党独大地位和“精英治国”执政方式多有不满。第三，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急剧扩张，互联网成为新思潮传播、流行的阵地，对人行党的执政、宣传和治理方式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党的权威在后威权时代受到更多挑战。一方面，人行党曾经的绝对权威正在滑落，其“永远正确”和“不可战胜”的神话正在不断被打破，开始面对民众的诸多不满和质疑。2011年大选前，李显龙公开表示，愿为政府的不足之处向人民道歉，这在人行党领导人中尚无先例；大选中，人行党也首次丢掉一个集选区，导致多位重量级人物未能进入国会。另一方面，以李光耀为首的人行党元老虽仍受尊重，但在民众中的号召力已明显下降，某些言行甚至成为人行党的“负资产”。老一代领袖淡出政治舞台后，既为李显龙积极打造人行党新的执政文化提供了施展空间，同时也使得党内思潮开始从“大一统”步入“多元化”时期，党的思想建设、组织权威、动员能力等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

(三) “朝消野长”的效应或将持续显现。经过多年经营，以工人党为代表的反对党已积累起一批坚定拥趸和具备一定影响的候选人。2011年大选后，人行党执政地位虽不致动摇，但反对党实力上升、对人行党构成更大挑战的趋势日渐明显，被看作是新加坡政治从“一党独大”向“朝野竞争”格局转变的“新常态”。2012年5月，工人党在其后港单选区国会议员因道德丑闻去职后，仍以明显优势击败人行党，捍卫了该党蝉联20多年的堡垒选区，进一步抬高了其打造“第一世界国会” （即新应像发达国家一样在国会中拥有强大的反对党）的声势。

(四)发展环境面临内外双重制约。从外部看，新加坡国小民寡，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在当前西方主要经济体深陷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发展速度极易出现大起大落。从内部看，新加坡政府为保持经济活力，近年来大规模引进外国移民，挤占部分社会资源，造成新加坡社会“排外”情绪有所发展。如何在不景气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发展本国经济，同时在引进移民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之间保持平衡，将是对人行党政治智慧的一个长期、重要考验。

总体看，一年多来人行党政府展现出了积极的改革意愿和姿态，但现有“修修补补”式的政策改革能否满足民众诉求，尚有待时间的检验。在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人行党维护长期执政地位将面临更多困难和挑战，其应对举措和效果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