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考入了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感到非常沮丧，那个时候，当老师是个让人瞧不起的职业，师范师范，同学们说是叫人施舍给你饭吃。可那个年代，能够上个大学就十分了得了，百个考生里，顶多录取三五人，真的是“百里挑一”，哪里像今天这样，三个考生就有两个半被录取，只要肯花钱，没有上不了大学的。

但是我在中学阶段没有好好读书，和人忙着谈文学去了。虽然自认为文学谈得不错，但当时大学里可没有特长生这一说，不能靠推荐入学。初中快毕业时，武汉已经有了重点中学重点高中这种做法，那是1978年。我的班主任是个历史教师，他当然地认为我是必然进重点高中的，因为我在武汉钢铁公司第四子弟中学是语文成绩最好的，而武钢三中才是重点高中，直到现在，三中仍然是湖北省重点中学，其学生是以善于进行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闻名的。我的一位做记者的朋友因为报道此事还得了全国新闻大奖。

很可惜，我没有进入三中，我的数理化成绩一塌糊涂。而留在四中，尽管还是所谓的快班，我已经有抬不起头的感觉。好在开始分文科班和理科班，当时凡是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几乎都进了文科班，就像今天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都去考什么美术学院。

我倒是真的开始学习美术，直到高考前几个月才因为色彩过不了关而急忙放弃，改考文科。语文考了武钢地区一个高分，数学27分，英语38分。

武汉师范学院却是个历史悠久的学校，可以追溯到1930年，原来是湖北省立乡村师范学院。我们进去时，校园靠近沙湖，有不少旧建筑，房子没有超过三层楼的，大都破旧不堪，却是实木地板，让人怀旧。中文楼是个标准的凹形三层结构，中文系在一二层，三楼是外语系，我不知道进入大学是可以找女孩子的，还是一如既往地找文学同路。我的一些同学就在三楼开始发现他们的花姑娘了，而我，则发现这个学校竟然有毛泽东晚年最后提到的几个文化人之一的冯天瑜，还有当年与何直一起发表讨论现实主义道路文章的周勃。

但是武师从77级到我们80级，几乎没有什么喜欢文学的人，不像武汉大学那样，文学已经成为一种运动，几乎人人都拿起笔来，小说、散文、杂文，到处是文学的大字报，所以他们那里出现了高伐林、池莉、方方、林白、王家新、喜宏、野夫、易中天那样的作家。

特别是诗歌，更是学生们爱好的东西，青春期，诗歌就是最好的排泄物。我的同学里，只有历史小说家杨书案的儿子杨帆和他当时的女朋友范春歌在向一些文学刊物投稿，他们是79级的，经常和80级的一起上大课。这二位后来没有继续自己的文学梦，杨帆做了不成功的商人，以和靓女谈爱情闻名，他谈的最出名的一个女人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姜丰，和姜的爱恋导致他的婚姻破裂，并导致他代表新加坡方面在武汉开发的长江广场失败。范春歌也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但她在新闻方面却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国女记者里面，她是最早获得范长江奖的，大大小小获奖无数，大大小小担任的职务也不少。

有人说文学误国，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文学，甚至不是精神的东西，是物质，1979年开始的新时期，最需要的是物质、是钱。误国没有我不知道，可我现在知道，文学起码把我误了。在文学领域混了二十多年，没有发财，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其实在湖北，文学误人的事情多了，最典型的，还是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的那些新军中的革命党，他们是一个文学小组的，孙中山搞了那么多次革命，都没能直接推翻清政府，这些文学青年有一天酒喝高了，头脑一热，一个姓熊的大喊一声，革命去，枪就走了火。文章写错了可以重新开头，枪一响就是政治问题了，可是这些文学青年毕竟没有斗争经验，就像没有学过开车的人，一不小心把车发动了，只好硬着头皮开下去，直到撞着个老司机黎元洪，文学青年才做鸟兽散。

武师没有文学气氛，我只有到其它大学去找，去过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中南财经大学。去得最多的当然是武汉大学，那里的环境，建筑，以及学生的形象，我都觉得这才是文学之乡。依稀记得，我去武汉大学是祖慰的介绍，那个时候，祖慰好像刚刚从广西调动到湖北，他自己是个男高音，夫人在武汉音乐学院教二胡，他和夫人住在音乐学院的亭子间里，他当时四十多岁，喜欢搞文学聚会，我知道沙龙这个词语还是从他那里听说的。祖慰当时是以幽默讽刺小说闻名全国的，后来他找到更加合适自己笔锋的文体：报告文学。他的报告文学获得过不少全国性的大奖，其中有一篇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奖的《转型人》，为人们报道了洗掉脚泥，扭转传统农民形象的钟华生，后来他也是靠这些人跑到法国去了。

在此之前，我也参加过类似沙龙的聚会，那是1978年左右在武钢那个圈子里，我见到了一位长相清甜的医士，她在武钢卫生防疫站工作，当时爱好文学的漂亮小姐是很引人注目的，所以她一出现在我们的小组里，马上受到欢迎。她不喜欢高谈阔论，也很少把自己的作品拿来讨论，显得不太合群。她的诗歌写得非常好，但我们这个小组多是写小说的，大家并没有把她当回事，按照当时说法，左不过又是个文学花瓶。

没有想到她后来成为中国作家中引人注目的女人，池莉，这位从仙桃考入冶金医专的女孩子，至今我仍然认为她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美女作家之一。那个时候，池莉也就二十岁出头，在她眼里，我还是个小孩，巧的是，我住的红钢城20街坊和她住的卫生防疫站宿舍就在一起，我又在她工作的楼上跟着一个叫袁宗华的国画家学习水墨，所以就这样熟悉起来。袁和池一样，在武钢卫生系统是另类，大概是因为对艺术的追求，使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思想和工作方式以及生活作风，领导对二人的管理一直头痛。袁有很多女学生，因此很遭议论，他是医院美工，单位在顶楼给了他一间好大的工作室，他经常是通宵在里面活动，那个时间虽然已经不再提阶级斗争了，但是因为艺术活动搞什么小团体也是不能容许的，特别是晚上人来人往的，把门卫弄得很紧张。袁还经常睡在单位，他又是武钢画家中最喜欢标新立异的，比如带头画人体什么的。

他们来往并不多，但池莉显然是欣赏袁的，所以在她以后的小说里，袁是一个充满文化悲情的人物。因为池莉在武钢的命运也非常不好，甚至她在和第二任丈夫相爱时，单位领导在大会小会上不断谴责她，想把她的名声搞臭。其中一个领导的儿子是我初中同学，我曾经要求同学回家劝告其父，这根本不是生活作风问题。这当然是一点用也没有的。池莉至今也不能原谅那些迫害过她的人，甚至不愿意和武钢的人打交道，她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是她对自己过去的经历一种怀旧式的嘲讽。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成了她的小跟班，也许是我的童言无忌，使她觉得我还没有学会虚伪，江城夏日里那个白色短袖上衣和花布大摆裙的江南女子，一直是我头脑中池莉的永久形象。她从来没有和我探讨过文学，总是日常琐事，到武汉市文联工作后，她还给我介绍过女朋友，对这事她曾经很生气，因为我表现得无所谓，没有向她汇报以后的过程，但是我一直心怀感激。这里还应该提到，当时武汉几个名女人，像三特集团总经理王苏、《武汉晚报》的名记程秋萍，都给我介绍过女朋友，她们大概看出来我不善于和小女孩交往。

到了武汉大学，才发现玩在武大是名副其实的。每次去武大，感觉他们好像都不用上课，整天忙着各种活动。当然主要是文学活动，准确点说，就是诗歌朗诵会特别多。那个时候，感觉是另外一种文化大革命来了，各个学校都有串联的积极分子，在武汉大学的礼堂里，我作为武师的代表被高伐林、王家新安排在第一排就座，还要像其他学校的代表一样，被点到名字时要起立转身向全场同学挥手致意，接受一阵欢呼。

这样的代价是，我成为武师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毕业分配时，成为武汉学生中惟一的“优秀分子”被分到乡村中学去了。这里要强调一下，武师虽然不是个好学校，但对武汉学生留城还是特别照顾的，不仅照顾武汉学生，连乡村来的学生，也是尽可能留在武汉，所以武师虽然没有出什么学术类人才，却为武汉各级政府培养了不少官员，像后来的武汉市长李宪生，就是毕业于武师的。现在的市文化局长还是我的同班同学。但是李宪生就读武师之前后，也是武师管理最混乱的时期，不说别的，就是一个人事制度，就让人糊涂，比如我们中文系80级的辅导员，一个大龄女青年，自己都没有上过大学，还一直跟着我们插班学习，但却是我们的领导，原因是她父亲是武师一个副院长。过去在内地有子女顶职一说，警察的儿子当警察，工人的儿子当工人，记者的儿子当记者，但是领导的女儿当领导也只有在武师才会出现。当时的状况，后来被武师自己的教授涂怀章写进了一本很轰动的长篇小说。

我一直认为，我的所有基础知识都是在中学阶段解决的，主要还不是老师起的作用，甚至老师起的是反面作用，我是完全靠自学的，那些照本宣科的老师其实也是可怜之人，他们没有自己的教学主张，有的自己都没有上过大学，也是靠顶职这样的途径进的学校。在大学，你更不可能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自然，在武汉师范学院你也别想学到什么学习的方法。我的教古典文学、古代汉语、哲学、古典文论、政治经济学、教育心理学的老师都是家庭条件很不好的同志，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照本宣科、固执己见，不容许学生有一点自己的见解，学生一旦在课堂上提出和他们不同的看法，考试时就会遭到报复。武师整个的教学理念就是学生一定要听话。

的确，所有听话的同学，分配时都得其所哉，而且听话的学生后来都有了各种官职，出了一大批处长、厅长。而我，整个大学期间是写小说，我是同学中最有钱的人，因为我有稿费。我甚至用稿费买了当时非常贵的日本进口照相机。说的这里，我必须提到一点，我的年级辅导员曾冒领我的稿费。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身份证，稿费单来了，必须要到系里的办公室盖公章才能去邮政局领，我们学校自己就有个邮政所。辅导员宣布，李更利用在学校学习期间写小说，收入应该归公。于是我的不少稿费被她领了。当时我居然想不出反驳的理由，现在看来她是严重侵犯我的人权了，可我当时自己也觉得像个老鼠，搞文学创作在武师就像搞投机倒把，那个时间，投机倒把是要判刑的。

我们那个辅导员在其父下台了以后被从学校清除出去，在另外一个单位也不称职，最后上吊了事。武师后来改名为湖北大学，现在居然是一类本科，真是今夕何夕啊。就是这样，我们这些人也不愿意再回学校去参加什么校庆之类的活动。

十七岁上大学，这在通常看来，实在是早了点儿，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应届高中毕业生几乎都是十七八岁，我上大一时，正好是十七岁，其实我不算年纪小的，我们年级还有个乡村来的，才十五岁，身体因为缺乏营养发育不全，几乎还没有变声呢，而我们班最大的已经二十七岁了。这个十七岁对我还有个特殊意义，我开始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了。

其实我在十七岁发表的作品，都是十五六岁时写的，刚刚来了热情，写的数量比父亲当时写得还多。1979年，正是池莉参加我们武钢文学小组的时间，父亲在《武钢文艺》负责人的位置上被一纸调令弄到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当驻会专职副主席，并负责创办大型文学刊物《长江》。出面调动他的是从延安来的老文艺干部骆文，骆是延安时期流行歌曲作者之一，东方歌舞团曾经将他的歌曲作为保留曲目：太阳一出磨盘大，姑娘树下纺棉花……

骆文复出以后，本来想进省委宣传部，因为种种人际关系问题没有去成，便到刚刚成立的湖北省文联当了主席。刚刚恢复运转的省文联、省作协也是派系林立，新中国十七年，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各种运动造成文人们空前的矛盾。武汉这个地方曾经是中南局的首府，管理湖北、河南、湖南、广东等省的军政要务，文化机关也不例外，来自这些地方的文化神仙不少，都是有各种领导背景的，不好得罪，大概如此，骆文就选择了有工人背景的李建纲主持日常工作。李来自大型厂矿，这在当时还是时髦，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还没有过时，加上李没有在文化单位混过，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际矛盾，刚刚解放出来的那些文化人还在鹬蚌相争呢，正需要李来做中间人。

当然，父亲做这个职务首先还是他在当时文坛上的名气。早在1953年，他就代表湖北省出席新中国第一次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十九岁的他到怀仁堂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后来出版的20卷《1949——1979新文艺大系》中，他的名字出现在1954年的记录上，和他同时出道的工人作家有上海的唐克新、胡万春、东北的李云德、后来做了高官的郝建秀。从《大系》的记录上看，他的进步缓慢，虽然湖北方面也为他出了小说单行本《去工地的路上》，但却是起了大早赶了晚集，他连自己的处女作也没有收集，这本书现在只有上海图书馆还有收藏。相反，上海的胡万春不久就由姚文元做序出了小说集，成为中国工人作家的优秀代表。到了1979年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新华社发了一张几位工人作家的作秀照片，和以上提到的作家一起合影的还有广东的陈国凯。

打倒“四人帮”以后，父亲连续发表了《三个李》、《打倒贾威》、《牌》等中短篇小说，陈荒煤带头评论他的作品，那个时候电视还没有普及，最火的文艺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中午开播的小说连播，当时主要是播长篇小说。《打倒贾威》惹了武钢的个别领导，他们一致要求要打倒李建纲，在武钢范围内封杀所有有关李建纲的出版物，以至武钢的工人跑到外地去买回来传播。这个时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连续播送《打倒贾威》，一年里反反复复播了好几遍，“贾威”们没有打倒李建纲，李建纲却因此参加各种笔会，到处游山逛水，甚至还去省作协当了官。他的对立面不无泄气地说：李建纲当湖北作协副主席是历史的误会，他怎么能和姚雪垠、徐迟、碧野排在一起呢？

父亲是个非常听话的干部，因为姚雪垠、徐迟、碧野等不爱管事，姚更是长期在北京享受副部级待遇，湖北作协就是骆文说了算，父亲只是按照他的意思做具体工作，当然也替他得罪人。他从工人队伍里出来，自然也向着工人作家，还调了一些工人作家到作协工作，有些人就对他不满了，认为他搞帮派。实际是作协老同志都有身价，他指挥不动，只有去找几个肯干活的人。

有些莫名其妙的议论甚至把我也装了进去。记得我的写作课老师涂怀章在同学中说我在外面发表作品是沾了乃父的光。他在学期终了，勉强给我的作文考试60分，还说是看在李建纲的面子上。他甚至说我的文章是李建纲写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的文风和父亲差别很大，父亲喜欢小说，我喜欢理论。

2005年10月，在湖北双峰山，武汉作协举办的长篇小说创作班上，我见到了离开武师就没有再见过的涂怀章，他对我很热情，并且解释了当时为什么给我60分的原因，那是一个全新的版本：李更的文章抨击了时弊，引起学校当局的恐慌，当时是准备给我处分的，还是他为了保护一个有才华的学生，和学校领导争取了好久，出于治病救人，让我过关；事实证明，他是有眼光的，而且那篇作文很有主见，二十多年以前就能够对国家宏观调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是非常难得的，是属于叫早的公鸡。

其实，父亲在我的写作上从来就只是口头表扬，在他负责的《长江》丛刊上，没有发表过我一个字，他给很多青年作者推荐过稿件，从来没有具体帮我推荐过。反而是他调来的陈龄后来也做了《长江》副主编，为了我的稿件多次向外省杂志推荐，虽然都无结果，但我始终感激他。他也是首先发现池莉的编辑。

我当时对父亲意见非常大，多次说，人家茹志鹃都亲自推荐自己的女儿。他质问，你是王安忆吗？再说，刘真已经就这个事写文章批评茹志鹃过分了，人家顾工想帮助顾城，都不自己出面，还是公刘在帮忙。

池莉说，以后做了编辑一定发我的东西。果然，她一到《芳草》当编辑，立刻找我要稿子，并且是整版的发表我的诗歌。

还得靠自己。当时，朦胧诗已经开始甚嚣尘上了，因为蔡其娇、舒婷都是福建的，《福建文艺》拿出大量篇幅来讨论“朦胧”的问题，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寄了一篇去，居然很快获得通知，文章将发表在1980年11期，三千多字让编辑变成了两千字，我的文字铺正式开张了，第一笔稿费，人民币十四元。

父亲比我还高兴，在这以前，老实说他并不大看好我的写作能力，对我的思辨性文章没有表态。记得他在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改剧本的时候，把我寄给他的稿件给他的责任编辑黄宏坚看，那个女编辑自己也是小说家，她不知道我是谁，看了我的稿件，只说这个作者是个神经病吧。

现在神经病得到认可了，一大批比我还神经病的青年开始他们的出现：北岛、舒婷、顾城、杨炼、食指、江河……

接着，1980年12月，我的组诗和叶文福的组诗同时在《长江文艺》上推出，他是头条，我是二条。他当时已经是全国著名诗人了，拥有大批兄弟，后来的《人民文学》主编韩作荣就是他的铁哥们。叶当时是把我当学生、当晚辈的，叫我是一口一个“这孩子”，叫我父亲是“建纲同志”的，所以，怎么也不能接受我紧排在他后面，怎么也应该排个和他一样著名的诗人才对呵。特别是知道我的稿费标准和他完全一样时，他拒绝领稿费。我可高兴坏了，要知道，叶诗人从来是个骄傲的公鸡，这下又出来个小公鸡，热闹了。当时，叶文福还在陈再道的部队，他都敢批评陈再道，经常跑到地方上打秋风，他的战友韩作荣虽然以他为荣，却也为他的无组织无纪律不拘小节着急。叶诗人灵感来了喜欢大量浪费字纸，他写诗有洁癖，讲究落子不悔、一气呵成，写错一个字，就把整张纸揉成一团扔了，久而久之，他的窗外形成纸冢，被领导多次警告，要知道，贪污和浪费都是犯罪。后来还是韩经常去他窗口外帮他及时处理。

在我的印象中，叶诗人是第一个敢说自己是天才的，并且认为诗歌天下无二。湖北宜昌有个诗人叫刘不朽的，他听说了很不爽，他对我说：我都是最牛逼的了，我都不敢称永垂不朽，他凭什么？湖北还有个女作家叫叶倾城，估计叶诗人知道了会更加暴跳如雷。

叶文福的急才是最让我佩服的，有一次诗人们打赌，见什么写什么，要立竿见影，七步成诗。当时桌子上有一盒火柴，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满含深情，眼睛里面几乎出现泪光，缓慢地朗诵起来：可怜一家子，挤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虽然不能站起来，可个个都正直……

他不领稿费，成了湖北诗人议论的大事，几个诗人们便决定拉上我去给他送稿费，记得当时是刘益善带领，从武昌过江到他下榻的汉口饭店去，那个时候的叶诗人是很讲究排场的，他住的汉口饭店是当时武汉最好的酒店。我们进房时，叶诗人刚好成诗一首，只见他扑在床上，把头埋在被窝里，双腿颤抖，大喊着：叶文福啊，只有你才能写出这么好的诗啊！

在他的发动下，他的家乡蒲圻成为诗的海洋，从农民到县委书记，人人能诗，我曾经多次跟着他到蒲圻参加诗会，亲眼得见那些壮观的场面：诗人们的车队一进入县城，群众队伍夹道欢迎，真正是春晚上宋丹丹的小品说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那是相当……大餐那是一桌接一桌，激动人心的时刻是一出接一出，县长和诗人们一起不断地起立、坐下，坐下又起立的，干杯加朗诵，知道的是诗人到此一游，不知道的以为是上战场前的表决心。蒲圻诗人有传、帮、带的好传统，叶文福带出了饶庆年；饶庆年带出了王建；王建带出了卢卫平……

饶庆年写出的江南小雨愁煞了一代中国诗人，他死后多年，《诗刊》召开的诗人集会，仍然要到他的墓地上去拜访；王建从蒲圻纺织厂到珠海找工作，先后在东大集团、巨人集团、忆安科技搅得风生水起，成为罗湘江、史玉柱的善后总裁；卢卫平在保健、医药行业搞了一大桶金后，现在珠海文联从良，从老鼠向猫的方向发展。

1987年10月，我到北京采访中国艺术节，专门到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去看望独居的叶诗人，他用一条破旧毛巾请我洗脸。2004年，我看了《往事并不如烟》，史良说毛巾不要用到发硬，忽然想到叶诗人那毛巾不仅发硬，而且发黑了。1988年，我又到北京，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的地下室里，叶文福拉着高伐林来看我，我请他们吃柿子椒炒白肉，叶诗人抱怨自己的作品发不出去了。而高伐林在劲松他那个只能摆一张方桌的小客厅里请客时，问我特区是不是容留文人之地时，我无言以对。

1980年，湖北英山出了个诗人熊召政，他的成名作《举起森林般的巨手，制止！》就是直接受到叶文福的名作《将军，不能这样做！》的影响，二十七岁的熊召政从此进入文坛视野。

1989年以后，我和他们都失去了联系，高伐林后来陪第二任妻子去了美国，他的女儿高歌毕业于哈佛，如今是全美华人中的名人。叶文福也娶了新夫人，我的《李更如是说》出版后，他曾经给我来信，说自己在写小说，并且准备编辑一些能够赚钱的书，要我给稿子，我不相信他会成为书商，这和他的形象差得太远了。再以后，只在《人民文学》偶尔看到他的几首小诗，估计也是韩主编的照顾。

1996年，我随珠海天年公司的车队去湖南、湖北慰问水灾中的老百姓，离开灯红酒绿的湖南岳阳，仅仅五十公里的距离，我看到破败不堪的蒲圻。后来我多次自己开车路过岳阳和蒲圻，这两个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岳阳的新马路越来越多，蒲圻却连一条平整的马路都没有了，就像它现在的名字：赤壁。

想当年，蒲圻是中国比较早引进外资的内地县城，1985年，蒲圻纺织厂被香港老板承包，饶庆年给我介绍过一个蒲纺女孩子，她用蒲纺的布为我做了一件风衣，我曾经穿了多少年，使我充分感受了蒲圻的暖意。现在，那些诗意到哪里去了呢？诗人们还有多少可以去的地方呢？

李建纲做了湖北作协秘书长。秘书长除了许多烦琐的日常工作，有一个很大的权力，就是可以帮助别人入作协。那个时期的作家协会可是个最最时髦的单位，入了作协，就等于被官方承认为作家，而作家在哪个单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于是不少青年开始团结我，当时听到的都是关于我的非常正面的评价，我就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好鸟了，大言不惭地到处去和人讨论文学，甚至还为《长江文艺》开办的文学讲习班学员去讲课。秘书长大人不便于直接帮助自己的儿子，但是对自己儿子推荐的人物都十分愿意帮忙，当时我帮很多后来成为朋友的人入了作协，比如我的中学老师、我在大学的同学、我在社会上混的朋友。

我在那个时候开始与高伐林、王家新、熊召政、郑赤鹰、邓一光接触。熟悉高伐林和董宏量也有关系，董当年在武钢是有名的车间诗人，他在工厂黑板报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是工人们非常喜欢的工人诗人。董和高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都是汉口的老居民，住得很近，对于诗歌的认知也相近，甚至一起合作出了本诗集。高伐林去美国以后还为董宏量找过赞助，帮董也出了趟“美差”。

高伐林在大学主持的文学沙龙和董宏量在武钢主持的文学沙龙经常一起集会。那个时候虽然大学有生活补助，但是仍然解决不了文学青年的日常开销，赚稿费是大家写作的一个共同目标。高伐林是世家子弟，他家上两代在武汉是非常有名的中医，甚至开过医院，在租界有大房子，听说因为他爱好文学而放弃中医遭到家人极度反对。他不靠家庭，和我们一样，到处接可以有稿费的写作任务。记得武钢为了把老干部的事迹整理出来，找了不少写手，其中就有高伐林、王家新。开始编辑找我，我还瞧不起，可是一看前面答应参加的，都是湖北一些名气不小的作家、诗人，我也就认可了。我是给一个广东老太婆写回忆录，我还是通过采访她才知道什么东江纵队的，记得当时弄得挺费劲的，她的广东话极其难懂，做记录都一大本，我写的那篇叫《在羊城的夜幕下》。

高伐林为人很好，他写的完全是我们现在的所谓主旋律的诗歌，很有激情，他的诗句经常让我想到郭小川的作品。他的诗歌延续了艾青所代表的一代歌功颂德的精神，当时我把艾青、贺敬之、臧克家、田间、张学梦、高伐林等诗人都看作是一种类型。高在当时的武汉是非常出名的，那个时间，徐迟已经不大写诗了，而曾卓好像还没有改正右派。高到处发表诗歌，他也经常帮董宏量和我向外刊编辑推荐作品。王家新虽然和我关系也很好，但他从来没有帮我向外推荐过作品。后来我才理解，王当时并不顺，他和高的诗风区别太大，当时的朦胧派还没有坐大，他应该属于后朦胧派的，发表作品更加困难，还要找我帮忙，以便在《长江》上发表诗歌。当时我对王家新印象深刻的，一是他的吃苦作风，二是他的刻苦精神。

我是在湖北作协一次为大学生作者召开的会议上见到王家新的，当时大学生作者似乎分成两派，高伐林代表的是官方喜欢的那种诗风，王则代表一种民间写作的形象。高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总是阳光的、笑得很灿烂的；王则很少笑，甚至好多时候还是抑郁的样子。不知怎么，我很喜欢王的诗歌，他的那种写法好像代表了一种地下的、神秘的感觉，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那种风格，所以我一见他就忽然恭维起来，我说我很崇拜他。他听了一下子好像要脸红，好在他皮肤比较黑，不容易看出来，他当时非常小声地表示，以后多交往。他抽烟很厉害，为了表示友好，我专门买了一种咖啡味道的烟给他，他很高兴，一边抽，一边要我也来两口，说好抽呵。

个子不高的王家新是个很腼腆的人，他的声音不高，带有很重的乡音，我很长时间听不清楚他的话，后来我到了湖北西北部游历，才知道他说的其实是河南南阳一带的方言，他是丹江口人，湖北十堰、襄阳、樊城、武当山、老河口、谷城、陨县等地说的都是河南话。他是我认识的少数上过大学而没有学会普通话的朋友之一。有一次湖北作协组织作家到新疆采风，所有的人都是坐卧铺去的，只有他是坐了来回的硬坐。那个时候，武汉到新疆一个单程的火车都要七天。他下了车连腿都站不直了，有诗人注意到他的腿已经肿了。可见他多能吃苦。

我好像任何时间到他在武大的宿舍去，他都在写诗。中文系的学生宿舍是当时中国几乎所有集体宿舍的样板，肮脏的筒子楼，弥漫着厕所的恶臭，进任何一座楼房、任何一个房间都像在进厕所。王家新却在那里写新鲜的诗。他写作有个习惯，总是一边看别人的作品，一边写自己的东西，桌子上总有摊开的诗集或文学杂志。有时候他不在，我一边等他一边对照他所看的作品和他的诗歌的关系，这也启发了我的写作方式，看到好的作品，也会带来自己的灵感。我后来发现，好的诗人都善于取法“第二自然”，就是从别人的作品里面找自己需要的“诗眼”。我后来到武大也多是与他联系，因为高伐林是学生会领导，我天生不喜欢和领导打交道，就是朋友也不例外，我一到武大就是吃王家新和他的女朋友沈睿的，有时候活动太晚了回不去，就挤在他床上，或者干脆就把他挤到沈睿那里去。

我是在武昌紫阳路215号院子里见到沈睿的，她当时在楼下长满杂草的角落里站着，王家新来二楼的编辑部谈着事，他小声告诉我有个朋友，不方便上楼，叫我下去陪陪她。沈睿是个喜欢笑的女孩，她一笑就露出补过的牙齿，深度眼镜后面是有着女人魅力的目光。她告诉我她是老北京，这让我一下有了好感，因为我那时特别想去北京，而她的北京话让我又特别喜欢。之后，我便特别和她谈得来，很多活动中，王家新是主角，没有工夫管她和我，我便主要和她聊天，有一次她忽然对王家新说，你看我和李更的话比和你说的都多呢。王家新就是笑。

沈睿有个弟弟，叫沈武龙，管她叫三姐，沈睿就让我也管她叫三姐。1981年7月，我和从小玩大的朋友张广慧从武汉出发，我带了一百二十元，广慧带了八十元，开始我们长大成人的第一次远行，武汉到上海，东方红24号轮船，六元，底仓，散铺，一人发一条巴掌大的芦席，到了16铺码头，在上海外滩，露宿一个礼拜，当时正好是长江发大水，经常漂着一些上游下来的尸体，我们穿着又寒酸，晚上睡在情侣们谈恋爱的石头凳上，被人误以为是四川逃亡的农民。又是六元一张船票，又是底仓，散铺，不过这次是海轮，好像叫长自号，从上海到青岛，只记得在青岛却喝不到青岛的啤酒，在海里晒得脱了皮，两人都像石斑鱼了。我们又从青岛坐火车到烟台，还是六元一张车票，远远地望了望华东共军打过仗的山头。在烟台，我们睡在五角钱一晚上的澡堂子里，然后投奔广慧在刘家沟的亲戚，一路上感受山东的富裕，公路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刘家沟到蓬莱的马路还是柏油马路。我们骑着自行车去的蓬莱。在广慧亲戚家，新媳妇把新房子让给我们住，我在那里充分享受了山东的各种面食，使我至今仍然想念广慧亲戚家那位巧手老太太。我们从烟台坐火车直上北京，平生第一次路过原籍沧州，在站台上张望许久。到了北京，我们的第一夜，在人民大会堂外边呆了整晚，看着那些骡马大车在半夜里大摇大摆地从长安街上走过天安门广场，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张广慧，现在已经是中国很有名气的版画家，是湖北美术学院的版画系主任。湖北版画家艺委会主任。

新街口，石碑大院，沈睿的家，一个比较完整的四合院，我就这么住下了，让我感动的是，她和她妹妹沈瑞君，把我换下的臭衣服都洗了。这以后，我经常到北京，只要到北京，必然到她家去玩。

在武汉的时候，我已经从王家新那里拿到了《今天》，好像是蓝色封面，几乎没有什么设计，铅字油印的，现在到了北京，我当然就想着见见那些杂志的作者。我见到了杨炼、江河。杨炼非常热情，他邀请我们到他岳父在中央党校的家去吃饭，又去他在国际关系学院的家，他当时好像刚刚结婚，新夫人也是非常热情、漂亮。他说他才从武汉旅行结婚回来，还用仅有的几句武汉方言和我开玩笑，并且要我以后在武汉给他找女朋友，他非常喜欢武汉女孩子，他说王家新太老实不善此道。而其实，我自己都没有女朋友。

当时顾城不在北京，杨炼抱怨顾城不够朋友，顾城半夜需要的时候，就急召杨炼到天安门广场去散步。可杨炼想叫他去自己家聊天，顾城就经常以太远了推托。顾城那个时候已有明显的抑郁状况了。

彼时，《福建文艺》已经将他们讨论朦胧诗歌的文章编辑成书，杂志给我寄了两本。《作品与争鸣》也创刊，我的争鸣文字也在上面被提到，王家新从我手里要了一本朦胧诗歌讨论集。他在杨炼、顾城面前好好表扬了我一把，无非是别看我年纪小，可理论有一套。杨炼就建议我专门研究他们的作品，我说你们自己都能够写的。杨炼说，我现在不写理论，写不出作品来的人才去写理论。他指的是一位老诗人，当时那位老人把自己一辈子的诗歌重新拿出来，再一首一首给自己写评论，这让当时很多诗人不满。

我从北京回武汉以后，顾城和舒婷合出了一本诗集，这应该是朦胧诗歌第一次正式出版。顾城给我写信，要求我帮他们推销，每卖一百本可得他的一张肖像。后来他寄来的肖像不是什么照片，而是一张复印的东西，现在看来非常可笑，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先进产品。

却是启发了我的编辑欲望，我也开始到处约稿，我要搞出版了。高伐林、杨炼、顾城、王家新、熊召政、董宏量都给了稿子，杨炼为了我的杂志更加精美，还寄来了钟阿城的线描，这可让我犯了难，怎么印上去啊？内文我先是搞蜡版刻，后来认识一位在武钢机要室打字的女孩子，当然是有目的地去建立的朋友关系，她帮我打了所有的文稿，最让我惊奇的是，她告诉我他们科有日本进口的复印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世界印刷业的进步，但是要动用那个机器，风险非常大，被领导知道非被开除不可。我马上到处写信，约来各位的相片，我不仅把他们的肖像印了上去，还把他们的手迹印在杂志上。

我编辑出版的杂志在当时是民间印刷最先进的，比《今天》的形象要好得多，作者队伍也很强，只是周期长了点，一本杂志从约稿到出版，忙了我大半年。正准备大干一场，把北岛、舒婷的东西也弄点来，顾城还叫王家新把他《无名的小花》全部的手稿带给我，让我认真学习，拿出像样的评论来。这个时候全国开始打击非法出版物，这是解决西单墙问题的延续，一些小团体搞的出版物都被清查了，还有不少人物因此进去了。我吓得赶紧销毁自己辛苦了一两年制造的杂志，当时想的是怎么也不能成为社会的对立面吧。而分配到团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高伐林也不断写信叫我不要再玩这个了，还是自己多写点东西往《诗刊》这样的地方投稿算了，连顾城、杨炼、王家新们也多在《诗刊》想办法去了。

王家新那个时间和武汉一些非常民间的人士来往很多，我估计是陈松叶的影响。陈是个非常好客、非常江湖的男人，他的为人方式不仅让我这样的城市人大开眼界，更让来自农村的王家新迷离其中。陈有许多女朋友，陈的男朋友中也多是有不少女朋友的，这个时候，一位不知道是宜昌还是沙市来的会拉小提琴的女孩子进入王家新和沈睿的空间，我知道的时候，已经闹到水深火热了。

那天晚上，沈睿急忙找到我，要一起去找王家新解决问题。我当时天真地建议，要不要请高伐林，高是做思想工作的专家。沈说王和高已经不说话了。我觉得莫名其妙，在武汉大学门口的公共汽车站，沈和王吵了一晚上，王痛苦地解释。并且还哭了起来。这让我不知所措，我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还以为是王的内心脆弱。

后来我才知道，王家新本来可以和沈睿一起分配到北京的，结果却是发配原籍。王认为是沈和高伐林在学校说了对他不利的话，才导致他连武汉都留不下来。我后来责怪过沈睿，我说就算朋友不做了，也不应该做敌人。沈睿急了，说你怎么也这样不理解我？我是为了挽救他。果然，沈睿分配到水利部以后，主要的精力都用来解决王家新的进京问题。

王家新通过顾城、杨炼几个帮忙，认识了在《诗刊》当副主编的刘湛秋。1992年，我在北京再见刘湛秋，刘跟我说到当时王家新的窘状。刘彼时已经和在《诗刊》帮忙的一个女孩子好上了，他们当时办了许多诗歌学习班，全国各地召了几十万学员，每天有大量的信件要处理，也就要王家新和那个女孩子一样，每天收发信件。刘说，没想到自己那么看重的顾城会打他女人的主意。《诗刊》赚的是文学青年的订刊钱，作为文学青年的王家新靠文学青年的支持，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北飘一族。

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湖北有许多文学青年都是这么在北京或者武汉什么地方漂着的，很多人都得到湖北文学院的庇护。湖北文学院的创办者是徐迟和李建纲。徐迟经常在外地跑，实际管事的是当时的副院长李建纲，他带领文学青年靠给别人写报告文学赚点经费，然后补贴给文学青年搞创作。一帮文学青年经常在他那里报销各种费用。

李建纲1979年到湖北省作家协会工作，一直没有解决住房问题，处于天天跑月票的情况。直到1983年，文联在东亭一路特一号盖了第一栋宿舍，才由骆文做主，分给他三房一厅。而在此之前，整个文联都在武昌紫阳路215号办公，条件非常差，很多从农村解放回来的老同志没有自己的住房，徐迟也才勉强在院里搞到一间小房子，老作家阳云只能在《长江》编辑部住。但也正是那个时期的《长江》，发表了许多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著名作品，这里面许多就是李建纲约来的稿：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三部，廖静文的《徐悲鸿传》，秦瘦鸥的《劫收日记》，沈从文的系列小说……

其中和我有关系的就是北岛的小说《波动》，是王家新拿着油印本来找我的，当时作者名字用的是艾珊，我连夜看完。小说的故事非常吸引人，写法也大不同于当时的现实主义方法，后来我才知道作者是用了苏联作家《绝对辩音力》的手法。在我的要求下，父亲力排众议，用作者本名赵振开发表了这篇小说。

小说的轰动造成父亲给省委宣传部写检讨。为了发表一些好文章，父亲经常要进行这样的检讨，好在一检讨，领导就让他过关，继续他的编辑工作。

最近看到王家新的回忆录，只提北岛的小说是他拿给《长江》发表的，却只字不提我这个中间人，也不提李建纲签字发表并做检讨的事情。现在的王家新记性坏到这个样子，令人遗憾。

当时我还努力推荐我的中学老师张志扬的有关哲学、美学的文章，张其实刚刚从七年牢狱生活中解放出来，在武钢四中喂猪，他当时的文章是我惟一读不懂的文字，所以我很崇拜他。张志扬现在海南大学，已经是国内著名哲学、美学的专家。我大学毕业分配不好，张老师还亲自陪我去学校找有关人士说好话，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仍是我至今感念的。

紫阳路得名于紫阳湖，是辛亥革命埋葬烈士的地方，215号旁边就是著名的首义路，当时，那是湖北文学青年寻梦的地方。首义路93号是个神秘的大院，里面有许多老树，可能还是古木呢，现在早已不存在了，那时却是湖北文化领导办公的地方，骆文就经常出没那里。当时中国几乎所有文化名人，当然主要是诗人作家，都到过那里。93号旁边是首义路饭店，好像以前叫湖北饭店，是当时武汉保存比较好的老饭店。文联在里面租了不少房间，用来办公和招待客人。有两间一楼的房属于父亲权限范围，虽然现在看来真是简陋不堪，但在当时是很牛逼的，木头地板，每房四张单人床。父亲一般中午在那里休息，平常就是容留各地来汉作家。我最愉快的就是在不上课的时间跑到那里去见作家们，凡是有资格住进去的大都是当时中国的当红作家。

那时朦胧诗人们活动很频繁，像文化大革命的串联一样，但由于他们没有取得正式的文学地位，在各地作协是很受歧视的。这个时候，王家新、高伐林开始给我介绍更多的朦胧诗人。

在那个饭店房间，我陪过许多作家，真正的三陪：陪吃、陪睡、陪玩。现在最有印象的，是陪上海的罗达成，罗也是工人作家出身，所以很有草根文人的气息，我和他非常谈得来，他失眠严重，到武汉总是拉着我通宵说话，我一犯困他就挖苦我。罗达成的报告文学在当时是和鲁光、理由、黄宗英的报告文学齐名的，他在上海《文汇月刊》编报告文学栏目，本来和肖关鸿是好朋友，1987年我又到上海时，先去《上海文学》编辑部见周介人，周问我到上海还要见什么人，我当然说是罗达成和肖关鸿，但周劝我最好回避，因为罗和肖反目了。

这时我才醒悟，原来作家们之间是很容易有矛盾的。1992年，我去北京看望刘湛秋，当年的劲松三刘：刘心武、刘再复、刘湛秋已经分居多年了。刘诗人住到虎坊桥去了，他住的那个楼都是著名文人，他和楼上楼下都不来往，甚至和对门的玛拉沁夫见面连头都不点，就像从来不认识。

访旧半为鬼，访旧半为仇，访旧半为囚。这是我现在经常想到的句子。某次和经常义愤填膺的杂文大师傅朱健国说到这个，他有新见解：访旧半为囚。他原来许多朋友因为当官因为经商已经坐牢去了。而在文学圈子里混的，却是访旧半为仇了。

在我们那个文学圈子里，大部分人后来都吃文字饭。在武钢技术学校呆了好多年的喜宏，后来和池莉、董宏量一起到武汉大学上了两年，现在是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的重要策划；野夫，和李亚伟等诗人一起成为中国最活跃的出版商。

我至今认为，1979年到1989年，是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阶段，把这十年作为一个断代史写成一本书，应该是非常有分量的东西，这十年冒出了几乎所有的当代中国文学的流派和组织，1989年以后，中国文学进入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一切都是重复、重复、再重复，直到孩子们的文字到来，直到哺乳式的阅读到来，直到垃圾一样的文化到来。

在那个年代，进入作家协会是非常荣誉的事情，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都是众望所归的人物，他们自己的作品都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站得住脚的经典，同时他们也热情地帮助后来者的写作。

现在，加入作家协会几乎成为一种幽默，只要你出几个小钱，或者你是什么官员，哪怕只有豆腐干、巴掌大的文字，你就可以悍然、赫然加入作协，规格多高的文学报刊都可以放低身段，为你开所谓的作品讨论会。作家协会有些领导自己就没有什么作品可言，他们不是以作家的身份去组织大家创作，而是以一种职业官员的形象，一种政治领导去享受协会的物质和精神资源，染指文坛，热衷于到各地打秋风，加强和附庸风雅的政府官员的联系，以谋名谋利为荣……这些毫无自律的情形，只能让人叹惜而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