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兴趣较广，什么样的书都读。如果说于吃穿等消费还算节俭的话，而在购书方面，只要自己喜欢的，无论价格多高，都会毫不犹豫地买下。经过三十多年“蚂蚁搬山”似的积累，弄得家里最多的东西就是书，粗略估算一下，藏书已达两万。

所购之书，不外乎三种：一为工具书，置于案头等显眼地方随时备用；二为实用书，比如创作某部作品，相关题材的参考书籍便尽可能地搜罗到手，用完之后，则放进纸箱搁置储藏室内；三是想读爱读之书，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只为充实、愉悦自己。

因购书的目的在于读与用，因此，对书的版本、印数、开本、品相、出版社之类并不怎么看重。购得多了，过一段时间，也会淘汰一部分，但再用之时无从查找，此后便“守财奴”似的只买进不卖出。藏书越来越多，完全是自个儿无止境阅读、使用、购买而导致的“副产品”，也算“顺其自然”之一例吧。既然藏书藏到了一定的份上，并且“惹”得不少圈内读书人的关注，也就不得不开始正视这些或排列或堆放在家中的“不意之财”了。

其实，书除了本身内在的实用意义，还有形式、审美及附着其上的其他价值。我对这种书外之“书”的真正认识，应该说得益于全国民间读书年会。

全国民间读书会是一个纯粹的自发性民间团体，自2003年在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以来，每年都要举办一次聚会，每次换一座城市，迄今已达十届。会议期间，一群真正的读书人、爱书人、藏书家及民间读书报刊编辑，也有图书馆工作人员、旧书店个体老板等，大家聚集一堂，谈论的话题、交流的内容无不与书相关。与会者不仅路费、住宿费用自理，还需缴纳一定的会务费，而会议的主办方更是出钱又出力。即便如此，每年都有不少城市争着举办，一番竞争才能胜出。而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者则逐年增加，既有退休的年迈老者，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人，还有不少活力四射的年轻人参与其中。

全国民间读书会一个最为独特之处，就是它的松散性——没有办事机构，没有常设组织，没有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理事之类的职务与头衔。这种情形，在全国的官方或民间组织中，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然而，它又有着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大家为书而来，无涉功名利禄，体现出既松散又紧密，既宽泛又规范，既无形又有形的个性与魅力。

2011年10月，第九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在温州举行，我应邀与会，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读书年会。

会上展出了安徽芜湖画家倪建明创作的藏书票一百多种。倪先生擅长版画，是著名的藏书票艺术家，他设计、制作的藏书票得到书人的普遍认同与收藏，其中最具影响与代表性的当数他自1996年即开始创作的《水乡泽国》系列，既有东方文化的丰富内涵，又在画面、文字、技法乃至用纸等方面独具艺术特色。

藏书票是西方的舶来品，二十世纪初才传入中国，以前多少有点了解，也见过几张，但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尚属首次。不过呢，总觉得藏书票于我而言，有点“奢侈”。私下与倪先生聊天时，也谈及了制作藏书票之事，但也止于谈谈而已。我的藏书，一般只写姓名、购自何处及日期。以前刻了一枚藏书印章，有分类及编号；后来觉得麻烦，仅盖一枚普通印章；再后来连普通印章也不盖了，而近来所购之书，除极喜爱的外，就连姓名之类的标识也懒得提笔写了。

而参加会议的不少书人，对藏书票可谓情有独衷。如韦泱先生给我寄赠的新作《纸墨寿于金石》，王稼句先生寄赠的《桃花坞木版年画》等，便贴有精美的藏书票，且有编号，极具收藏价值，令我爱不释手。这样一来，就激发了我的欲望，便想着什么时候也得请人设计、制作一两套个人藏书票才是。

参加民间读书会的最大收益，则是对毛边本的认识与实践。此前，著名学者谢泳、内蒙古包头作家刘雪等都曾给我赠送过他们的毛边本著作，并未引起我的特别重视。此次与会的江苏南通沈文冲先生，不仅收藏了三四百本不同时期的各种毛边书，还撰有《百年毛边书刊鉴藏录》、《毛边书情调》等相关著作，人称“毛边党”领袖。会议专门安排时间在当地一家书店——乐清市城关桃源书店淘书，大小“书虫”进入其中，忘乎所以地“挑精拣肥”，皆有不同的斩获。在不大的空间淘着选着，与沈文冲先生只要一打照面，我就“穷追不舍”地与他聊毛边本。聊着聊着，他随手递给我一册薄书说：“这就是一册毛边本。”我接过一看，是一本名为《鲁迅学刊》的杂志，1981年第1期，属东北鲁迅学会会刊，标有“总第1期”的字样，也就是说，这是一本创刊号。杂志多为16开，而《鲁迅学刊》为32开本，98个页码，看上去就是一册薄书。不说当时，即使今天，32开的杂志仍不多见。随意翻着，发现这是一本赠刊，里面有“萧云、建中”的签名钤章。正要问赠者何人，沈先生告诉我，萧云、王建中即萧军女儿、女婿。我再一看，里面便有萧军作品《<铸剑>篇一解》。文冲兄说该刊他已收藏，如果我有兴趣，不妨购下。闻听此言，当即喜滋滋地将其加入选购之列。结账时，原定0.45元的价格，已卖至七十元了，书店老板郑经理主动优惠十元。刚刚买下，河南人民出版社的郑瑛先生拿去翻了翻，说与这册杂志的责任编辑王世家关系不错，如果再找他签个字，就更有价值了。

毛边本，创刊号，少见的杂志开本，鲁迅弟子萧军之女签字钤章……诸多元素凑在一起，自然使得这册《鲁迅学刊》在我眼中价值倍增，同时也更激发了我对毛边本的兴趣。

不久，便收到了沈文冲寄赠的签名毛边本《百年毛边书刊鉴藏录》。我也将自己视为“毛边党”之一，通过孔夫子旧书网等渠道订购了不少毛边本，如直接由古希腊文翻译的诗歌体《伊利亚特》毛边本一套五册，上有译者之一王焕生的题签“诗韵常驻，游方千古”及钤章；为纪念卢梭诞生三百周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卢梭全集》九册，其中一百套毛边收藏版不仅编号，收藏证上还有译者李平沤的亲笔签名，我收藏的一套编号为NO.54。

毛边本也源自西方，先是传到日本，再由鲁迅、周作人等于上世纪初传至中国。读毛边书需一页页地裁开，在一个喧嚣浮躁的时代，于阅读者而言不失为一种考验。首先要有耐心，然后才静得下心来，慢慢品读。在一种古典、怀旧的氛围中，质朴、纯净的情怀如甘泉般涌流，心灵自自然然会得到升华。

我不仅购买、收藏毛边本，自己还尝试着做了两种。一是2012年3月我主编的《厦门文艺》创刊一百期，特意留了五十册毛边本作为纪念；二是2012年8月《晚明风骨·袁宏道传》出版，特做三十册毛边书留存，这也是我出版的所有作品中唯一的毛边本。

说实话，我以前对签名本也不怎么看重，但与会书人的虔诚之心着实打动了我。这次会议，我只带了两册自己的新书《一个人能够走多远》，一册送了温州图书馆的卢礼阳先生，另一册在送江苏兴化的姜晓铭时，他一个劲儿地要求我给他题签。以前送书，我也签名，一般只在扉页处写上“某某雅正、惠存、一笑”之类的文字。曾有几次，我在旧书店见到了自己签名送人的书摆在那儿出售，令我难堪不已。就想今后一般不要赠书与人（其实出版社样书有限，所赠书籍皆由稿费支出）；即使赠书，也不必签名盖章；实在推脱不掉，便在扉页（一般为空白页）留字，如受赠者不喜欢或不需要了处理时，只要稍微有心，将扉页撕掉，可免去双方之尴尬。当我表明自己的态度，说以前从未给人题签时，晓铭兄的态度仍然“坚如磐石”。于是，我不得不在内封处题了两句话，署上自己的姓名及日期。后来，姜晓铭回赠他的作品《积树居话书》也有题签：“一盏秋灯夜读书。”

温州读书会结束不多日，我收到《书人》编辑、藏书家萧金鉴老师的电子邮件：“我因写《签名本题记》系列文章（曾在《温州读书报》上连载过），想求先生一本书，《千古大变局》或《历史的可能与限度》，务请在扉页题一二句话，我将用此作我文章的题目。”我很快给萧先生寄去《一个人能够走多远》、《永远的驿站》两书题签本。后来，他以《外在的行走，心灵的飞翔·曾纪鑫与<一个人能够走多远>》为题撰文。没有想到的是，此文竟成七十多岁的萧老遗作！

仍是在温州乐清桃源书店，我淘得萧乾、文洁若翻译，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名著《尤利西斯》（上、下）。本来我的藏书中已有一套了，此套是受周围书人的感染，专为签名所购。我知悉与会的包头友人冯传友与译者之一文洁若特熟，常到京城老人府上拜望。征得传友兄同意，我当即将该书上卷交他请文老签名，下卷带回厦门。不久，我就收到了传友兄快件寄我的《尤利西斯》上卷，打开一看，文老工工整整的内封签名赫然在目：“曾纪鑫先生惠存，文洁若，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一旁盖有萧乾、文洁若的两方篆刻印章。传友兄告诉我，当他拿出带去的《尤利西斯》上卷恭请八十五岁高龄的文老签名时，她问：“怎么只有一本，下卷呢？”待他详情以告时，文老这才释然。

读书会的收获，更多则在会下相互间的交流。通过交谈及介绍得知，福建美术出版社的卢为峰先生收藏签名本，已达五千多册；河南人民出版社的蔡瑛先生藏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共50卷，该全集自1956年出版第1卷，到1985年第50卷出齐，时间跨度近三十年；河北唐山的董国和先生收藏了一套《红旗》杂志，从1958年6月的创刊号，至1988年6月更名《求是》为止，每年出刊12期，整整30年，一期不缺；苏州的王稼句先生藏书四万多册，他家两套房子，一套专门藏书，不少全集、文集、文丛，都是整套收藏，他自己勤于创作，已有五十多部作品问世，可谓著作等身；北京的赵国忠先生有一书房专门收藏民国版图书，达七八千册之多，他并非为藏而藏，而是充分利用手头资源，潜心研究，勤奋耕耘，出版了《聚书脞胜录》、《春明读书记》，编有熊佛西《山水人物印象记》等书籍；北京的韩三洲先生著有《动荡历史下的中国文人情怀》、《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等作品，他常于拂晓之时赶往潘家园淘书，堆放家中的书籍将有限的空间塞得满满当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山东新泰藏书家、书话家阿滢先生，温州读书会上，一见面便主动与我打招呼。原来，他主编的《泰山书院》刊发过深圳《宝安日报》专副刊部主任王国华先生的文章，其中配有我与国华兄的合影照，他一眼就认出我来了。之前听传友兄说起过他，此次见面，聊得甚欢。他带来了两麻袋《书香阿滢》供与会者取阅，书中近百篇文章，全是书友们写他的，涉及他与书的方方面面。阿滢兄虽患小儿麻痹症落下了腿疾，但他凭着自己的才华、毅力与勤奋，创作了《书缘》、《秋缘斋书事》、《秋缘斋随笔》、《寻找精神家园》、《九月书窗》等作品，被评为山东省十大藏书家之一，在全国读书界颇具影响。会议第二天晚上，我上网搜索读书会的相关资料与报道，便见到了他博客上的介绍文章与图片，点击率颇高。原来，阿滢兄在我们休息之时，却默默地劳作着，将读书会的信息传播开来，付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努力。与姜晓铭谈及此事，他说常上阿滢博客，可了解全国许许多多的书人书事。

温州读书年会的议程安排，有一项是“民办报刊与阅读推广”的专题讨论。大家对民刊的界定，指没有CN公开刊号的所有内刊。其实，内刊之间也是有一定区别的，有省、市、县级之分，有连续许可证及每期审批准印证之别；以办刊经费而论，有的属国家财政拨款，有的则为企业赞助、民间自筹等。我所见到的民间读书报刊，主要有《芳草地》、《悦读时代》、《包商时报》、《书人》、《文笔》、《易读》、《今日阅读》、《温州读书报》、《日记杂志》、《博客》、《读读书》、《开卷》、《阅微》、《梧桐影》、《水仙阁》、《尔雅》、《籀园》、《书简》、《清泉部落》等。编辑不仅付出精力，还要筹集资金，其内在动力，就是爱书、惜书、介绍书籍、推广阅读，往小里说是充实自我，从大的角度而言，当然是为了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民间读书报刊的编辑们，总是在有限的空间，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与特色。比如作为群众文化刊物的《芳草地》，主编谭宗远老师将其办成了一份纯粹的书话类杂志，在全国群文类刊物中独一无二；比如《包商时报》编辑冯传友兄，全赖其个人的努力与影响，以书人书事作为副刊的主打内容，这在全国银行、企业类报纸中实属罕见；再如山东济南自牧先生主编的《日记杂志》，专以刊登书话类日记为主，在全国也是独此一家……

第十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于2012年11月在广东东莞举办，我又应邀前往。此次读书会与2012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一同举办，可谓盛况空前。我与湖北十堰的李传新先生同住一室。他刚出版了一部关于版本史话的新作《初版本》，书中所谈，全为建国初期畅销图书如《柳堡的故事》、《谁是最可爱的人》、《保卫延安》、《阿诗玛》、《三里湾》、《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艳阳天》、《海岛女民兵》等一百多部初版本的相关情况。过去，我对初刊、初版、重版、修订版等版本、版次、版别之异同并不怎么在意，其实，不仅版本源流，即使不同次数的印刷（刷次）以及用纸等，都有讲究。李传新先生的《初版本》一书，便赠了我普通本、毛边本、台湾繁体字版三种不同类别，弥足珍贵。

温州读书会分手时，大家相约着下届再聚。作为读书会元老之一的萧金鉴先生说，第十届读书年会不论在哪儿举办，他都要参加的。但万没想到的是，他却抱病而逝“爽约”了，以后的年会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了。东莞读书会上，大家谈及萧老师，说他生前最大的嗜好，就是买书、编书、藏书。“我在大河西，长眠青山里。这儿是多么的宁静，能听到书友，读书的声息。”这便是他留下的临终遗墨。著名出版人、“走向世界”丛书主编钟叔河先生在给萧金鉴一生中惟一的作品集《站在阳台看风景》的序中写道：“爱书不顾身、爱书爱到死的人，在我八十年岁月、上百位朋友中，却只有一个萧金鉴。”又说：“萧金鉴和我一样，本只是普普通通一个凡人，因为他爱书爱到了性命相依、生死与共的程度，他就有了寄托和追求，他的生命也就有了更高的意义和价值。”

东莞读书会印象最深的，是南京大学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徐雁的题签。作为此次会议东道主的徐玉福先生，以及前来与会的深圳张洋先生，他们拎着所购徐雁十多册书籍请他题签。那天晚上，大家坐我房间聊天，徐雁先生则伏案埋头“苦干”，每册书都一丝不苟地写上一两句话，然后盖上随身携带的印章。约摸半小时过去了，他签完了张洋的，抽上一支烟，歇一口气，又给徐玉福题签。那种专注与认真，着实令人动容不已。

每一本书，都有其独特的味道，比如新书油墨的浓郁，旧书悠远的淡雅，哪怕虫蛀、霉污的缺损之书，也散发着别具一格的书香。书的乐趣，书的韵味，书的馨香……无论是书内之书，还是书外之书，惟有真正的读书人、爱书人、藏书人方能品味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