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叹凤

《李劼人全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印行）公开出版，其中的书信部分（见第10卷）不加删裁，将过去少数人方可查阅甚至秘藏不宣的内部资料公诸于世，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界与李劼人研究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暮年李劼人老病交侵，淡出政治中心，远居于市郊乡村，写作艰苦而热情，其内心世界异常敏感而复杂，许多不便于说出来，只得书之于纸，一方面与自己谈心，一方面写与自己的至亲、至交，得以宣泄交流。从这些书信中可以得察他真诚的人生态度、生活与艺术的热情，以及对时局尤其是当时普遍饥饿现象的困惑与出语的微辞、微妙，兼有勇气、知识。友情，是李劼人书信中的一大亮点。包括其对成年儿女敞开的心扉，也是拳拳慈父加敦敦友爱之心。他对成年儿女不呼某儿，而是假以字称，如女儿李眉，即呼“远山”，无疑缘于古人“眉如远山”的取喻，带着亲切与幽默。儿子李远岑，直呼远岑，他与子女平等对待、相切相磋的率真观念作风可知。

1960年代前后国家陷入灾难。李劼人的书信无疑成为那个时代留存下来的生动、丰富资料与真实见证。他这时期的书信多有长信，尤其是写给儿女的，饤饾不遗，事无巨细，描绘出世相与心迹，惟妙惟肖，洞察秋毫，又多酸甜苦辣，惶惑之间或时有弦外之音言外之义，但始终还是坚信生活会更好，对上对下，不失其赤子之心。这些风云史乘、文艺点滴，纵太史公在世，想亦必不遗失。

六十年代前后交界的生活困苦程度，李劼人的记载虽只集中于川中一隅——成都，但反映大的时代，不嫌烦琐，只求真切，当以“信史”看待。当时严重的饥荒程度，如其所谓：“肿病蔓延由乡及城遍于各阶层。大抵先由眼眶开始，而后是头部，而后是四肢与小腹部，若肿至胸口，便不可救。去年即流行于各专区，但尚限于农村及矿区，今年逐渐传至城市、工厂、学校。据卫生部门报告，患此病者，占全市总人口五分之一，我们亲友中，一半以上都患此病。病人别无痛苦，只感饿得发慌，什么东西都想拿来吃，而且吃不饱。”（第179、180页）“肿病愈演愈广，而其势也愈烈。某些学校师生中患肿病的，达百分之九十，早已放假。农村中因肿而死者也不少。目前城市蔬菜奇缺，大多以酱油下饭。”（第198、199页）“从去年秋起，此间医生都接受了批评，不能在诊断书上提说营养不足或热量不足，只能说是虚弱或水肿。治疗之方：就是采用简阳县棉丰公社张泗洲代表等所发明的草药蒸疗法，而病人也最害怕这种治疗，因为不蒸还好，越蒸越肿。”（第228页）“文史研究馆诸老人，六○年及六一年一月份，死亡达五十余人之众，大约时代代谢，亦自然规律，不足惧也。”（第205页）尾语读之令人苦笑。另如物价、配给、生活状态、人情世故，记载无不形象与详细。其中供给（肉、油、粮票等）分量常用“一大两五钱”、“二大两”、“二大两五钱”等语述词，在两前形容为大，令人破涕，也令人叹息，也见李劼人作为小说家不失的惯有的幽默。与时人相比，担任过成都市副市长且在政协、人委、统战部据有位置的李劼人加之著名作家头衔，收入算好的，如其云“我家却是例外”（199页），且有“特供”（“肉票四斤”）享受，即便如此，家累不轻，如其家书云：“自从十月以来，我们每天两顿饭都要搭菜，夜间一顿有时净吃白水煮菜。不过菜亦不易满足。”（170页）就“特供肉”而言，远不够，“打牙祭”时：“就中，以虎儿吃得最多，我次之，其余是尔母等略用润吻。”（171页）“润吻”，也真是小说家笔法，可惜这并非虚构，不轻松。情况确如李劼人所述：“现在的人，几乎绝大多数都面有菜色，目含饥火，不肿便瘦。即以我而言，便何人都说我瘦了。”（182页）以上情况特别是社会严峻情况，李劼人虽不失信心，勉励亲友的同时也是自勉：“幸保千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粮食过关，前途坦坦矣！”（205页）但也时有疑虑、疑惑，忍不住发言如：“想不到投老之年，又当国富民强，社会主义昌焕时代，反有生活之虑，亦奇也！”（238页）“居民与职员的口粮，仍然是‘低标准瓜菜代，没有调整之望，大家不免耿耿耳！”（243页）偶尔对至亲骨肉才吐露的牢骚片语，也于信中特别加以叮嘱，不可外传，又可见当时“言论环境”之一斑。

即便如此，比起外边的世界来，李劼人地处乡村的宅院境况在特困时代还是相当于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其可小有养植副业，如有猪可杀）。所以这就引来我们今天要重点摘录的以下幽怨段子，也即朋友们“吃大户”及众人“伸手”所带给李劼人的烦恼与窘迫。这均见载致儿女的书信中——

至于客来吃饭，凡属亲戚，都带有粮票、搭伙证或生米前来，不特未揩我们的油，甚至还有多余。只有一些不大懂事的朋友，才诚心来揩油，例如元旦那天，沙汀夫妇约同巴金、张秀熟来大吃一顿，他们不带粮票与米来，难道我们便不招待不成？（沙汀夫妇、巴金等，在三个月内，已吃过我三次了。一次在和平餐厅包的席，使我花了七斤多粮票。两次在我家便饭。最近一次，是一九六○年十二月卅一日沙汀打电话来说，元旦一天，非来吃一顿不可。再三拒绝不脱，只好答应。幸而前一天市人委会配售来香肠一斤，（不但味道恶劣，而且干得同于木渣，显然是存留了。）烟熏瘦腊肉一斤，凤尾鱼一听，肥而嫩的牦牛肉二斤，张秀熟带来省委分送给他的非常之好、已经三年未曾见过的嫩韭黄一斤，也是非常珍贵的蒜薹半斤和大花椰菜一个。得尔母精心做出，大家都说吃得极好。好酒吃得倒有限，只是各吃白米饭两碗，走时仍与以前一样，并不交出一两粮票和生米，而且把我们可能吃三天的荤菜，（最可系念的，便是那二斤牦牛肉，被客人吃得连汁水都不剩。）一下吃光，试问尔等际此，作何搭置？（187页）

以上全为照本抄录，连可能存在的括号错误也未予更正，我想连同信件提供者与编辑者都会有共识，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与翔实资料，现已不存在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毕竟当事人均已作古，而且对那个时代大家都能正确判断。这些细节并不代表文学大师们友谊方面的问题。在当时李劼人致当事人的信件中，友情洋溢，同样反映了真实无间的文朋至交情怀。如致沙汀直呼“沙翁”，亲切动人；致巴金，“希望尊驾能再莅蓉小住为幸！”（151页）1962年致巴金的信，感谢寄书，并“托购三星牌蚊香”（949页），期待北京重逢，友谊弥笃。

这些史料为当时的物价、商业、生产状况、政治关系等留下了宝贵见证。如上引述餐厅中会餐一席，即另有前页如下记述：

花钱不多，只是包席颇不容易，须经市人委办公厅正式开出通知，而后，由餐馆把菜单呈商业局核定配与材料。当然便非寻常人所能办，而如我辈，也只能一年当中，只此一次而已。（菜肴中凡用淀粉质的，都须付粮票，不只点心与米饭为然。比如此次宴客，未吃一碗米饭，亦付去粮票七斤半。）（164、165页）

在今天我们听来，真是奇闻。而李劼人是有名的美食家，从前还自当老板开过餐厅，当此之时，一年的一次机会，也给了文友们的共聚与分享，友情深厚，恰于此可见。

另外今天感觉些许好笑的，而或在当时必笑不出来——即他家因无饲料供继，杀了一头架子猪（“架子虽大，而所得净肉才一百五十一斤。”187页），虽并未肥壮，但在当时，也同天物。未杀之际，即引起四方关注与引颈：“亲友中要肉吃的不少，每家斟酌送一些，大约在二十斤上下。”（183页）这头猪的宰前宰后，记录巨细，无疑是当时李劼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但——

要肉吃的人太多，包括沙汀、林如稷和乐山十八外婆家等人。一则不能普遍应酬，二则本于“君子周贫不济富”之义，只送了三斤许与曹三姑，写了两次信来要，确实太穷了。二斤许与汤万宇，托张为炯转要，也太穷了。三斤许与魏家，是尔母主动要送的。是一月五日请龚宜昭送去的。此外，不拟送人。（188页）

于是书信集中多有关于这头猪肉赠谢或答拒以及描述、矛盾、感想的言辞修饰，今天看来，皆是妙文。（还有趣的是，这套李劼人全集包括书信“编辑统筹”林文询先生，即林如稷长公子，他经历过那个时代，按其年龄，应知事较详，编辑上引文时并未加以删削，想必是认可当年并理解事实。这也是一雅鉴。）

不遑摘引了，观写感慨之余，惟愿那个时代永远不要再回来！九泉先辈灵魂安息！

2012.1 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