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莉

（华东交通大学外语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严歌苓，旅美华人作家，编剧。近几年，随着她的作品不断在中国大陆出版并改编成影视剧，她已经成为一个热门人物。作为第五代移民，作为“新移民文学”的代表人物，她的小说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和敏锐的感触为基础，描述了真实的旅居生活和自己的真情实感。她的小说传达了新移民文学独有的精神特质［1］。严歌苓的小说刻画了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人物形象，通过这些女性形象，作者表达了她自己对人性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态度。严歌苓在这些女性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她站在女性的角度，通过描写各种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女性在时代的大背景与集体的小环境中的生存与发展、挣扎与反抗，来探析人物内心深处的人性［2］。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和《少女小渔》刻画了新旧两代移民女性。这两个女性人物虽然相隔一百多年，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她们集卑微与坚韧，弱小与强大，受尽欺压与宽容大度于一体［3］。

1 《扶桑》和《少女小渔》中的女性形象

《扶桑》中的女主人公扶桑是19世纪末被人从中国大陆南方拐卖到美国旧金山的华人妓女。被拐卖前，她只是一个缠着小脚、足不出户、本分、沉默、顺从的中国女性，和一位广东的小少爷定了亲，第二年少爷出国淘金，从此音信全无。14岁时，婆家让她和一个代表她丈夫的大公鸡拜堂成了亲。人贩子以出国找她丈夫为由，把她拐到美国旧金山，卖到妓院当妓女。扶桑经历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却依旧逆来顺受，毫无怨言地接受一切。她被多次拍卖，遭受皮鞭的抽打，甚至轮奸却依旧“健壮、自由、无懈可击”［4］，她的身上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甚至连虐待她的人都感到惊讶。小说中严歌苓描述的扶桑“成熟、浑圆、高大、实惠，动作迟钝，口慢脑筋慢”［4］，她对一切痛楚和罪孽全身心接受，她宽容忍耐，始终保持着“谜样的微笑”，“微笑得那么无意义，带一丝蠢气”［4］，她以无怨无悔的姿态承受一切苦难和不幸。这个来自东方的妓女吸引了西方的12岁男孩克里斯。克里斯爱上了这个神秘的东方女子，甚至背叛家族来与扶桑相会。扶桑也爱上了这个白人少年，两人展开了几十年的爱恨情缘。与克里斯完全不同，甚至与其他华人形象也大相径庭，大勇是唐人街的恶霸，他放高利贷，贩卖人口，杀人，他无视法律，作弄白人。唐人街的华人对他又怕又敬。他是具有雄性气概和反抗意识的硬汉形象，虽然作恶多端，但他内心深处却恪守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他有着传统的乡土观念，他思念家乡妻子的，因为这个妻子是他生活的精神支柱。大勇像对待动物一样使唤、虐待逆来顺受的扶桑，后来，他隐约觉察扶桑就是他未谋面的妻子，但不肯相信这个被无数人蹂躏过的妓女就是他的妻子。最终，为了扶桑，大勇被洋人处死。虽然心里爱着克里斯，扶桑还是拒绝了克里斯的爱情，在大勇上刑场的那天，扶桑穿戴隆重，和大勇举行了刑场上的婚礼。之后带着大勇的骨灰回到故乡。

《少女小渔》中，忍耐、顺从的少女小渔随男友江伟从中国大陆来到澳洲，他们都没有在异乡可以赖以生存的一技之长。为了获得绿卡，江伟安排小渔与一个的意大利老头假结婚，为应付移民官的抽查，小渔不得不与老头子同住一栋房子。虽然男朋友江伟是这个假结婚的策划者，但他还是不愿看到小渔和意大利老头生活在一起，他把所有的怨气、委屈都发泄在小渔身上。小渔是那种不计较、没有心机、心肠软的姑娘，她包容了江伟无理取闹和委屈，连哭的机会都让给江伟。小渔的善良宽容同时也感化了失意的意大利老人，并使他的生活态度有了阳光的一面。最终，假结婚的合同到期，江伟的忍耐也到了极限，小渔搬离意大利老头的房子。意大利老头病倒了，并留下了不舍的眼泪。

2 “弱者”——扶桑和小渔

扶桑和小渔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者，她们理应对生活的坎坷有抱怨，可是她们没有一点对现实的愤怒，对身边人的苛责。虽然柔弱，却善良宽厚，她们用自己的宽容接纳一切命运的不公。就像在极端贫瘠的土壤里依然顽强盛开的花［5］。

扶桑似乎没心没肺，人贩子把她骗上船，并用烤过的狗皮膏药蒙住她的嘴，以防她大哭大叫，哪知她不哭不闹，带一嘴黑色膏药渣子，把粥喝光，不像其他被拐的人那样闹绝食，她吃的下睡得着。几个月的海上生活，其他人因为生病相继被抛入大海，她不但没死，还长得白白胖胖。在到达旧金山后，被当成货物过磅时，她“卖力地吊在那里，像被猎来的兔那样团团缩紧腿，让人看详尽。”［4］在妓院，因为不会招揽客人，扶桑经常被剥光衣服用皮鞭抽打。在做妓女让她不得不打掉5胎的情况下，也没能让她有什么特别的受伤，只是脸稍微肿了些。《少女小渔》中对小渔的描述是：“人不高不大，却长了高大女人的胸和臀，有点丰硕得沉甸甸了。都说这种女人会生养，会吃苦劳作，但少脑筋。少脑筋往往又多些好心眼。”［6］虽然与意大利老头的假结婚是江伟策划的，但看着女朋友和意大利老头居住在同一屋檐下还是觉得烦闷，他经常拿小渔撒气。时不时地用话语讽刺她，甚至有时候使用性暴力。面对这一切，小渔却是用近乎母性的宽容来化解。甚至连哭都把机会给了所谓的生活中的强者——男人。“不然俩人都哭，谁来哄呢。她用力扛着他的哭泣，他烫人的抖颤，他冲天的委屈。”［6］对于扶桑和小渔，小说里都说到她们的微笑，扶桑是“微笑得那么无意义，带一丝蠢气”，而小渔则是“人说小渔笑得特别好，就因为笑得毫无想法。”［6］

在严歌苓的笔下，扶桑和小渔是边缘人中的边缘人。她们是西方社会中的东方人，男权社会中的女人。她们的性格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所倡导的那种温顺女子的性格，她们宽容忍耐、麻木顺从、无怨无悔，包容所有的罪孽和苦痛。扶桑甚至以享受的姿态承受一切苦难与不幸。他们以弱者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7］。

3 扶桑和小渔的“母性”

扶桑和小渔就像奥涅尔在《大神勃朗》中勾勒出的‘地母’：“地母是一个妓女，一个强壮，安静，肉感，黄头发的女人，二十岁左右，皮肤鲜洁健康，乳房丰满，胯骨宽大。她的行动迟慢，踏实，懒洋洋地像一头兽。她的大眼睛像做梦一般反映出深沉的天性的骚动。她嚼着口香糖，像一条神圣的牛，忘记了时间，有它自身的永生的目的。”［8］这样一位粗鄙的地母，曾被作家张爱玲奉为女神。她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女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而地母的形象却如此鄙陋而真实，满怀怜情悯意，象罪恶丛生而又充满希望的大地，也是远古一位野蛮而宽怀的母性形象。

扶桑和小渔正如地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包容一切，以博大的胸怀来接纳罪恶、消解灾难。在小说中，扶桑和小渔处处体现了她们的母性情怀。她们无原则的忍让，无条件的宽容。扶桑，以弱者的姿态宽恕了强者对她的欺凌，她“跪着的姿态使得她美得惊人，使她的宽容和柔顺被这姿势铸在那里。她跪着，却宽恕了站着的人们，宽恕了所有的居高临下者。”［4］扶桑对克里斯，“像个年轻的母亲那样看着眨眼间长成男子汉的儿子，脸腾起血色。”［4］扶桑为克里斯这个年轻的嫖客斟茶“你怜爱的、护短的笑了，你从小炭炉上提下茶壶，又往斟出的茶上轻轻吹气……你终于倾下脸，用嘴唇一啄茶面，不烫，正好，你对他嘱咐地看一眼。”［4］克里斯几乎穷尽一生才明白，自己迷恋这个东方妓女的根源，原来是扶桑身上体现出来的母性。只有这种母性才能让扶桑敞开自己，给人去践踏。小渔知道意大利老头报假账赖她的钱，对老头不仅没有恨意，还充满了怜悯，每回老头以各种方式向她索钱时，她“接过帐单，不吭声立刻就付钱，根本不向江伟吐一个字。”［8］她对老头满是同情，从一开始的假结婚：“看到一张老脸向她压下来，她心里难过起来。她想他那么大岁数还要在这丑剧中扮个新郎，而没指望真去做回新郎。这辈子他都不会有这个指望了，所以他才把这角色演得那么真，在戏中过现实的瘾。”［6］

在这种包容的母性中，貌似强大的大勇被扶桑怜悯并当成被救赎的对象，猥琐的意大利老头也被小渔感化，有了积极的生活态度。

4 结论

陈思和先生评价严歌苓作品中的这些人物道：“地母是弱者，承受着任何外力的侵犯，犹如卑贱的土地，但她因为慈悲与宽厚，才成为天地间真正的强者。”［8］扶桑和小渔作为新旧移民中的底层女性，她们身上有很多相似性：她们卑微但是宽厚，她们命运多舛但是坚韧，她们任人欺压但是包容大度，她们身上所共有的就是最原始最本真的母性。这也是严歌苓笔下这类女性的强大之处。

［1］张栋辉.生命的移植——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的思想资源［J］.烟台大学学报，2011（1）：67-72.

［2］宁东.贝娄小说《雨王汉德森》的个体心理学解读［J］.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11，28（1）：107-110.

［3］何璐.严歌苓小说的“雌性”之笔［J］.文史博览，2012（6）：19-20.

［4］严歌苓.扶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96-121.

［5］熊修雨.论严歌苓小说中的海外中国女性书写［J］.汕头大学学报，2012（1）：12-18.

［6］严歌苓.少女小渔［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5.

［7］管淑红.意识流小说《达洛卫夫人》的态度系统研究［J］.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11，28（3）：98-103.

［8］陈思和.最时髦的富有是空空荡荡——严歌苓短篇小说艺术初探［J］.上海文学，2003（9）：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