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书写与晚清士人的思想嬗变

2013-04-07杨汤琛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4期

杨汤琛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42）

对远方“他者”的描述，自古已有，如《山海经》就记载大量有关异域的奇闻怪事，有迹可循的域外记录则在汉代，有张骞、班超等“凿空”西方，由于山重水险，交通不便，古人对于西方的描述往往不经意间成为怪诞不经的“海外奇谈”，连清末的王锡祺在其编纂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时，也在其序中指出“若汉骞唐元奘元楚材远出绝域万余里，或无纪载或传会释氏牵连妄诞者。”［1］可见，在漫长的古典岁月里，有关异域的书写由于地理、文化的隔阂，总难免“牵连妄诞”。

晚清域外书写大盛于古典中国的变局之际。有关它的兴起，梁启超所追溯的域外地理学之兴起可为我们作一参见，他指出:“域外地理学之兴，自晚明西土东来，始知‘九州之外复有九州’，而竺古者犹疑其诞。海禁大开，交涉多故，渐感于知彼知己之不可以已，于是谈瀛之客，颇出于士大夫间矣。盖道光中叶以后，地理学之趋向一变，其重心盖由古而趋尽，由内而趋外。”［2］正是这“由内而趋外”的思潮所及，因商务考察、翻译、出使、逃亡等缘故而出游的国人络绎不绝，晚清域外游记书写由此而盛行，并有大量晚清士人专门做长篇累牍的纪游文字以记之，对这“由内而趋外”的思潮，如果要做一个准确的描述，应该指出嘉道之际，康乾盛世已成过眼云烟，出现了政局动荡、财政匮乏、吏治不修种种难题，以致汉学大兴，学风骤变，“烧尽虫鱼学”，转而今文经学兴起，考据之风转而为经世致用之风，以冀救世，其开风气之先者有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等，至魏源而集大成，道光六年魏源与贺长龄辑成《皇朝经世文编》可谓晚清经世思想复兴的标志，而随之鸦片一役，超越历史经验范畴的西方阴影强势蔓延而来，开千年变局，传统“经世”之术已经不足以敷用，必然要引入西方有用的“经世之学”，在“通经致用”的观念支配下，为了自强御侮，将目光转向于西方的“富强之术”便成为顺乎逻辑之事。当西方与旨在“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3］的经世思潮相邂逅，新的语境下便萌生了“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的新理念，在炎炎不可抑之中，它成为在传统思想与西方碰撞下产生的基于“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这一思潮几乎贯穿了整个晚清，或隐或显影响了几代晚清士人的思维方式。

显然，在这种近代境遇下发生的域外书写较之古代的域外书写是迥然不同的，其书写理念与书写模式都被烙上了时代变迁的烙印，发生了不同于古典游记的现代转型:其一，体现为现代地球观念的形成，即从“中国天下”观转向现代地理观；其二，体现为“夷夏之辨”观念的转换，即从“华夷之别”转向“天下一家”；其三，体现为书写心态的转换，即从追求异国情调到着重于问政求学；总之，晚清域外书写具备了丰富的现代内涵与文化意味。

一、地理观的转换:从“中国天下”到“地形如球”

认知之于人，本来就无形无色、变动不居，但在具有集体性、规模性的传承下却能大致保持相对一致的内涵，对于晚清之前的中国而言，基于中华文化共同体之上的天下意识作为集体共识源远流长，古典中国对具有神圣性的中华文明充满信心，藉此认定中国位居中央、为天下文明之中心，在上古遗留下的大量文献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诸如此类的有关表述，在《礼记·王制》中“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世界是由“中国”与从属环列的四夷所组成的。春秋时代的《诗经·大雅·民劳》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一语，表述了中国臣服四方、拥有最高统治权的状态。这种自以为中国乃整个天下、拒绝对世界进行正面了解的态度，使得从明末至清代古老中华帝国仍笼罩在“皇朝威仪”的迷幻中，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近人梁启超指出:“吾国夙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尝一交通，故我民族常视其国为天下。”［4］殷海光将这种“中国天下”观专门概括为中国古代的“天朝型模的世界观”，并指出这种观念蕴涵两重意义:第一层涵义是把中国看作世界的中心，其他地方是中国边缘的自我中心观念，第二层涵义则为中国一直以不平等的态度看待外国，认为中国之外的民族都是低人一等的“化外之民”［5］。

鸦片战争，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随着魏源、林则徐等编译的西方丛书的纷纷面世，传统天下观逐渐被近代的地理观念所代替，此后姚莹的《康輶纪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也纷纷付梓。然而，上述近代地理知识始终是旁采“夷图、夷语，钩稽贯穿”而成，它们终究不过是纸上云烟，并不具备强烈的说服力，仍是”以西洋人谭西洋”［6］式的纸上谈兵，那么，晚清域外游者环球旅行所带来的实证中的地球说，则第一次让书上的想象烟云成为切实的世界体验，地球在晚清域外游记中成为一个被重新发现的现代空间意象。

首位出使大臣斌椿于环海旅途中，发现“地球之圆”这一被古典观念所遮蔽的事实:“行波罗的海。北面傍山岛，东南望则水天一色，见远船一二微露樯帆，继而止见桅尖，计远去百里外矣。足证地球之圆，非臆说也。”［7］可见，在出洋之前斌椿仍认为地球之圆乃臆说，这恐怕也是国内诸多未曾跨界游历的传统士人的普遍观念，但是，实证遭遇臆说，终让这位老臣心悦诚服，作为使臣，斌椿基于亲历而描述的地球自转，与魏源等蜗居国内辑录夷人资料敷衍而成的世界已然不同，地球在这里是一个从生存意义与现实感悟中被亲眼发现的现代地理空间。

张德彝、李圭等出游者也纷纷表达了从初疑到始信的地球说。李圭曾实言:

地形如球，环日而动，日不动而地动。我中华明此理者固不乏其人，而不信是说者十常八九。圭初亦颇疑之。今奉差出洋，得环球而游焉，乃信。

使地形或方，日动而地不动，安能自上海东行，行尽而仍回上海，水陆共八万二千三百五十一里，不向西行半步欤?盖地球如球，本无分于东西也。……谨绘地球图，列之东行日记首。……庶览者知地形如球，日不动而地动，无或疑矣。［8］

李圭在文段开头表达了与斌椿同样的疑虑，其原因则来自身后强大而凝滞的社会总体意识“我中华明此理者固不乏其人，而不信是说者十有八九，”可见，在未亲历之前，地球观虽然被介绍宣传，但收效甚微，将信将疑的李圭直到“得环球而游焉，乃信”。为此，他还专门绘地球图一张附于文后，并清晰地标识了他所游历之地。这是萌生于最直接的实存体验下的空间感悟，曾漂浮于晚清士人头上的世界想象转而化为切实的具有可证性的生存感受，从这个层面来说，晚清的域外出游活动所引发的地球观的转换，实为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随使张德彝在他的《航海述奇》开篇便特列一段“地球说”，并附以地球绘图来解释他所认知的世界模式，张德彝可谓晚清一名并不开明的传统士大夫，事事崇尚中庸的他尚且能循照现代西方描述世界的方式来理解世界，承认世界分为五大洲，大小有国家三百多，比照古人“中国天下”的地理意识，这一认识已然不同于中国古代在历代史书中对疆域的自我检阅，也不同于早期的《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一类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发现，张德彝已经不自觉地将对异域空间的认知纳入到世界意义的地理分辨中，中国不再是天下的中心，中国之外的世界并非浑然一体而是由各个不同国家连缀组合，这种关于世界的认识无疑突破了古代传统空间的体验藩篱，开始从现代的时空理念来观看西方与自我，承认中国自我空间之外仍存在对等力量与多样性国家，古典体验模式下的“天下”意识遭遇了现实经验的有力冲击。

地球，作为一个被频频提及的事物，它的被发现与被阐释，讲述了一个新的世界观集体形成、并被集体所证实的事件。域外游者们普遍经历了一个从“疑”到“信”的过程，从一种古典迷思转向近代世界观的过程，这不仅是等级天下观的破裂，更是中国近代世界观形成的开始，由此，时人多以东周诸侯割据的状态来比附当今大势，认为中国不过是世界列国之一而与诸国并存，有如郑观应所言:“方今俄与英、法、普、美、澳、日诸国，争逐海上，何殊战国七雄?”［9］这已然是一个列国并立、去中心化的世界认知方式，它将晚清拉入了一个多元化竞争的世界序列之中。

二、文化观的转换:从“夷狄”到文明“他者”

古人对地域的认识固然源于地理知识的贫乏，但更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上的自大，“天圆地方”、“中国天下”的先见构建了他们对于异邦的本能认识，正是源于这种地理中心主义，在古人看来，世界是由中国与夷狄组成的共同体，在政治关系上是属于宗主与藩属的关系，四夷只能顺化天朝，宾服纳贡，天朝君主则以“怀柔”与“羁縻”来对之；在文化关系上，两者则有着文明之高下的“华夷之辨”，华夏文明优越其他文明，因而在文化关系上只存在以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这种夷夏观以强悍的姿态建构着古人理解世界的认知模式，或者说，它成为古人深信不疑的世界观。

因而，在中国的史书上随处可见的某国于某年某月称臣受封，进贡来朝的记载，它们无不在强化着中华民族“天朝大国”的心态，对中华文化圈以外的国度和文明采取忽略和俯视的态度，在这种优越意识下，古代域外游记的书写者大多从“华夷之别”的思维框架出发，将域外国度视为文明低劣的附属国，于记叙中不乏出现“夷”、“番”、“臣”等称呼。元朝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总叙》中将当时柬埔寨视为臣服的附属国，认为元朝“圣朝诞膺天命，奄有四海。并认为这次出行真腊是“圣天子遣使招谕，俾余从行。……七月始至，遂得臣服”［10］，“天命”的自命、他者的“臣服”，华夷观念昭然若揭。

明代的巩珍作《西洋番国志》，他对此次跟随郑和下西洋的缘由作了一番抚远施恩的宣扬“永乐之初，勑遣中外重臣，循西海诸国昭示恩威。……乃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兼督武臣，统率官兵数万，乘驾宝舟百艘，前往海外，开诏颁赏，遍谕诸番”，可见“昭示恩威”是此次出洋的目的，“开诏颁赏，遍谕诸番”是此次出洋的行为方式，西海诸国显然是作为朝贡的附属国存在于中华帝国的秩序中，囿于华夷视界下的出洋活动重在展示中华文化优越意识，宣扬君威国盛。因此，中国与他者在文化上是华夏文明与蛮夷之地的等级关系，在《西洋番国志自序》中，作者作了如下一番表白:“所至番邦二十余处，人物妍媸不同，居止洁秽等别。……其所齐恩颁谕赐之物至，则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齐，附随宝舟赴京朝贡。是皆皇恩霶霈，德化禣敷，致远人之归服也。”在巩珍眼里，所去的异域都属于沐浴中华文明之甘露的归附之国，对他而言，他们所足及的国度仍然属于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周边地区，“天圆地方”、“中国天下”的地理知识构建了他对于异邦的认识，将其他民族与国家视为臣属国不过是古典世界意识下的必然反应。

随着变局的发生，晚清人开始承认世界国家的多元性，晚清出游者开始以现代国族理念来认识异域他邦，“他者”文明成为可与华夏文明等量齐观乃至更为先进的文化景观。作为出洋的国人，他们在游历西方时，也俨然失去了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心态，开始以对等的身份来感受西洋文明。老臣斌椿初出西洋即感慨西方人“民风质朴”，张德彝游历诸国，发现虽然国度迥异，但本性大同:“衣服虽诡异，而喜则亦喜，忧则亦忧，情无或异；风俗虽不同，而好则皆好，恶则皆恶，性实大同。……固遐迩一体，天下一家矣!”［11］从华夷之别到倡天下一家，来自中华帝国恪守传统教义的张德彝在思想层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开始趋向于诸国的文明平等。

更具典型意义的可谓刘锡鸿，在同代人眼里，刘锡鸿算得上是一个抱残守缺的老古董。但身处异域的时空变迁之下，现代西方文明的感同身受仍让刘锡鸿在盲目反“夷”中对西方“他者”产生了不可抑止的好感，他叹西方官署“无闲官”，发现西方“士农工商各出心计，以殚力于所业”，赞西方议院“随时以民情达诸官”，耳闻目睹不由让他提笔赞美英国政通人和的盛景:

两月来，拜客赴会，出门时多，街市往来，从未闻有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鼓舞欢欣，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12］

这已然是对西方的正面抒写，刘锡鸿关于西方“先见”的破除与西方形象的重构在亲历的西方经验下不可抗拒地生长出来的，它们不但促使了刘氏固有心理图式的裂变，同时有效更正了“先见”并衍发新的心理认同，甚至这位守旧派还大胆指出未可以匈奴、回纥等传统的老眼光来看西方。这一富有典型性的转变有如孟华在《试论游记在建构异国形象中的特殊功能》中指出的:“由于游记的某些特性，它在塑造异国形象时往往具有一些特殊功能:由于生动、鲜活，因而最有可能塑造出个性化的形象――对传统具有挑战意义:往往能够校正作者头脑中固有的‘社会集体想象’，生成新的异国形象，或至少带来新的因素(换用语言学、符号学的词语:产生新的意义)。”［13］生动具体的现实使得刘锡鸿在进行游记书写时不止一次承认西方已经今非昔比，他在“总论英国政俗”一节中指出:“到伦敦两月，细察其政俗，惟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全未之讲，自贵至贱皆然。此外则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14］英国的政俗之美呈现出一个处于中土文明序列之外的社会形态，它们成为一个有强大诱惑力与冲击力的社会图景。

从以夷狄视西方到认同西方文明乃至承认现代西方文明超越了滞后的中华文明，这是中国现代世界观的重要转型，这一转型催生了具有现代意识的域外游记的发生，也打破了古典天下模式，积极推动了现代意识的萌生。

三、意识心态的转换:从异国情调到问政求学

地域的划分与界定不仅源于天然的地理因素，更与社会、文化因素相关，对于远方“他者”的认识，不仅受限于地理的隔阂，更容易落入文化隔阂的陷阱，成为萨义德所说的地域想象:“地域的边界以一种可以想见的方式与社会的、民族的和文化的边界相对应。然而一个人对自己是非外国人的感觉常常建立在对自己领土之外的地方所形成的很不严格的概念的基础上。各种各样的假设、联想和虚构似乎一股脑地堆到了自己领土之外的不熟悉的地方。”［15］在古典时代，对地域的认识由于地理知识的贫乏与文化上的自大，古人更容易从想象模式出发，将“我们”与“他们”的边界关系进行文化的边界对应，古典时代的行旅者面对异域，由于文化中心意识的居高临下，他们习惯以“各种各样的假设、联想和虚构似乎一股脑地堆到了自己领土之外的不熟悉的地方。”以“凝视”的方式来观看异域，自作主张地以文明者自居，而将异域视为文明圈之外的化外之地与充满异国情调的奇异之国。

几乎从最早开始，异域对中国而言就不只是一种靠实地经验直接感受的地理知识，而作为具有神异色彩的奇土异地被窥探、被讲述，早在《山海经》中，就有对异域的描绘，他们把异国想象成为反舌国、羽民国、不死民等数十种有悖中土、奇形怪状的异人异地，俨然成为与汉民族格格不入的另类。封建帝国大一统后，历代王朝仍通过不同的想象方式为异域抹上神奇色彩，《后汉书》中的西方貌似神巫之地，“大秦国……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其国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后汉书.西域传》)到国朝开放的唐朝时期，《大唐西域记》等域外游记中关于异域的描述让人如临仙境或魔境，笼罩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幻象，甚至到了十五世纪中期，中国对异域的观察与理解仍然多停留于异谈层面，这类奇思异想在明朝的《西洋番国志》中几乎成为游记书写的重要灵感，《西洋番国志》是巩珍以幕僚身份随郑和下西洋的随途见闻，其书记录了沿途经历的近二十个国家，其中，作者在描述沿途国家中记载了不少近乎神话的异闻奇事:

《西洋番国志.占城国》:又有一大潭通海，其中有鳄鱼。国人有告争讼难明，官不能决者，则令各骑水牛过潭。鳄鱼见理曲者辄出食之，其理直者虽过十余次无事，最为异也。［16］

……

其港口有一洲林木森森，上有长尾猴万数，中有黑色老雄猴为主，有一老番妇人随其侧。国人妇女无子女者，皆备酒饭果饼往祷，老猴喜则先食其物，众猴争食其余。食尽随有公母二猴近前交应，此妇回即有孕，否则无也。可怪哉!［17］

在上述摘录的章节中，对于异域的描述与其说是风土人情的勾勒，不如说更似传说杂谈与神话想象，在此，异域离开了单纯指涉一个国度或者一个政治实体的客观意义，丧失了其作为国家民族的主体性，而成为中国行旅者的一种文化想象容器与他者奇观，譬如占城国的鳄鱼可以判断人的曲直，爪哇国的猴子可以让妇女怀孕，诸如此类塑造的异国形象由此加入了文化和情感上的主观利用性，演变为一种类似神话的地域形象，在这种状态下，异域呈现出非理性的迷幻色彩，引起的是非理性的好奇与诱惑。更为关键的是，异域须通过对中国的描述和想象才得以表达:异域颇具神话色彩，让人好奇，但异域人生性顽劣，如占城国、爪哇国性嗜杀人，这相对礼仪之邦的中土文明而言是无“道”之地，对异域的这种表述，一方面满足了国人的窥视欲与好奇心，同时还展现了一片亟待中华文明拯救的荒蛮之地，因此，巩珍在自序中才会强调中华人士踏临异土“是皆皇恩霶霈，德化禣敷，致远人之归服也”。在与异域他者进行比照时，中土文明的自我身份由此得以界定和强化，在与异质文化相遇时，作家出于本身文化认同的需要树立了“他者”这个对立面，其目的仍是为了获得对自我认同的肯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古典时代的异国形象是在凝视的目光下对中土文化进行再度自我中心化的一种表述方式。

随着鸦片战争、割地赔偿、通商口岸开放等一系列外交史上的挫败，特别在经历英法联军在1860年占领北京焚烧圆明园的事实后，“都使得清廷比较讲求实际的官员们在震惊之余认识到一种新的国际形势已经开始，并认识到现代的西方人与早先骚扰中国的外夷是根本不同的。”［18］1861年，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恭亲王主持；1866年，第一个由清政府派出的赴外使团于1866年出发；1873年，清帝接见一批外国官并准予免除叩拜礼。面临西方的挑衅，去异地、求西学成了晚清几代人孜孜以求的救国途径。1866年2月20日，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欣上奏请求遣人去西方考察利弊，他指出:“查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19］十九世纪末，梁启超则声明去北美新大陆的游历是“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

汹涌而来的西方文明让晚清游者眼花缭乱，域外的日常器物、政治体制以及文化设施被一一介绍，其客观精细的描写背后是晚清人求学问政的积极心态，其观看方式也从居高临下的凝视变为求学心切的细察乃至仰视了。徐建寅在《欧游杂录》中记录所参观的工厂以及科技部门有八十多个，涉及到二百多项制造工艺以及机器设备；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中以数字罗列乃至图表的方法详细说明西方的军事体制与工业机器等；王韬、郭嵩韬的游记也多次专列章节来描写西洋的政治体制与工业文明，有关西方文明的考察报告成为晚清游记书写的重要内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日本游记创作，基本上“以考察记为主”，如王宝平所言:“由被动的本能反应防御转为主动的虚心学习。”［20］从甲午后日本游记的目录上看，专写“考察”的游记便占了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据留日博士熊达云整理，堪百部的考察记可分为教育考察、政法考察、工商实业考察、军事考察、一般考察等类别，专门就日本的某个方面进行详尽、系统的考察论述成为甲午后大多数游者不约而同的书写选择，以考察代替以往的纪游，意味着日本不再是观光的旅游之地，而成为类似信息展览的有效样本，“中国苟求富强，则不可不法，”［21］日本被分门别类以不同的切面而呈现，成为晚清士人学习日本的有效手段。

在专门化的、悉心勾勒的日本考察记中，对日本之所以强大的原因追溯，即探究中国应该从何种层面着手学习日本的富强之道，成为日本游者的共同关注点。由此，琐细而无趣的专业化的考察报告成为书写的主要方式，譬如黄璟考察农务，将日本的农具、耕作方法详细道来，宛然一部农耕技术史；载泽专考政治，可作日本政治小史来读。在悉心借鉴日本各类先进经验的同时，我们发现，不少游者的思考总结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与体制的学习层面，而将矛头指向更为基本的政治体制与教育制度，不仅于众多考察记中，教育类专门考察记数量雄踞榜首①据熊达云在《近代中国官民之日本视察》一书所作的“清末日本视察领域比例图”所录，教育类专门考察记占八类考察记全部数量的百分之24.3%，雄踞榜首。，而且考察其他门类的游者都不约而同将教育视为日本的强国之本，载泽于考察日记中感慨，“其富强之效，虽得力于改良法律，精练海陆军，奖励农工商各业，而其根本，则尤在教育普及。”［22］将教育提至军事、法律、工商业的前端，这类见识从一名满清高官笔下写出，说明甲午后的“师法”思想已发生重大变化，与国民相关的教育正成为晚清士人指认日本富强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不少游者还注意到幼儿教育与女子教育的重要意义，方燕年指出幼儿教育与铸造国民性的关联，“以成队合群团结其相爱之心，以顺序就班整齐其进退之度，童而习之，先入为主，信乎，人之襁褓而后，不可无此教育也。”［23］王景禧认为日本“吏勤其职，工善其事，商习其业，兵服其职务，农易其田畴，男妇熙熙，一无游惰，”“其原因皆由全国普及之小学国民教育而来。”［24］将一国的富强最终定位于儿童的教育，其中的追根溯源让晚清考察诸士得以拨开日本强盛的迷雾，指向对“人”的培养，不啻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立人”思想的先声。

显然，包括日本在内的域外世界在晚清人笔下成为被客观介绍与详细阐释的文化空间，在对它穷形尽相的描述中剔除了异国情调式的好奇与想象，呈现的是考察求学的经世之心，包含的是以西为鉴的良苦用心。

从蛮夷化、神异化的异域想象到文明胜地的西方勾勒，从“夷”到“洋”的称呼转变，从居高临下的“凝视”到探其利弊，对异域书写的的转变来自观看视域的改变，观看视域的改变则来自鸦战以来晚清人中西交往模式的全面改变，以坚船利炮为表征的西方的现代文明力量不仅颠覆了中华帝国狭隘的中心意识，而且迅即将清帝国推入一个竞争的多元化的世界体系中，对于晚清人而言，这已经是一个列国并立、群雄并起的时代，新的国际形势急剧地改变着晚清人固有的认知模式，正是在这一认知模式转换的背景下，晚清域外游记的书写模式与书写理念与古代域外书写产生了相当距离，并具备了丰富的现代内涵与文化意味。

［1］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M］.上海:著易堂排印，1897.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三联书店，2006:282.

［3］陶澍.陶文毅公文集［O］.暨南大学七楼特藏本，卷37.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2.

［5］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上海:三联书店，2002.

［6］魏源.海国图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8:1.

［7］斌椿.乘槎笔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8:129.

［8］李圭.环游地球新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8:313.

［9］郑观应.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1982:67.

［10］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校注［M］.夏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16.

［11］张德彝.欧美环游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6:758.

［12］刘锡鸿.英轺私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8: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