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美衡

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依恃百年积累及文体优势，发展迅猛、持续繁荣，影响广泛、成就显著：不但涌现了众多杰出、优秀的作家作品，而且形成了众多特色鲜明、风格迥异的群体流派。然而，与此创作实践极度繁盛的事实相反，其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其创作的有效探索与新鲜经验不能得到及时总结并上升为理论，从而使它缺乏应有的学术地位；另外，它本身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突出者，当属本体构建与文体界定——尤其是与所谓“纪实文学”的关系，等等。因此，报告文学研究亟待加强，其理论建设亟待突破。而文学史家章罗生教授积数十年之功，呕心沥血撰写，长达80多万字的《中国报告文学新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以下简称《新论》），就正是这样一部顺应时代、填补空白的开拓创新之作。

一 史料的翔实与新鲜

在《新论》“后记”中，章罗生曾感慨万千地回顾了自己的学术追求和研究报告文学的艰辛历程，尤其是对该著的写作与追求作了说明，即：如何在以往基础上，既超越自我也超越别人，写出一部价值厚重、有较大理论深度与突破的集大成之作，为改变报告文学研究与理论的滞后，为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艺理论学科的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由于以往的中国报告文学史著因受时间、观念，尤其是史料的局限而质量不高。在他看来，由于史料不完整、乱用乃至缺乏，将会导致文学史的肤浅、谬误、断裂和失真。正如1980年代初苏兴良教授所指出，由于过去忽视了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影响了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现代文学领域尚有许多空白，因此他深感有继续发掘史料、开拓研究领域之必要。《新论》正是如此——它个性化地体现了如下特点：

（一）追求材料的原始性，尽量不用第二手材料，遇到疑难与困惑之处往往予以标明，努力增加史料的可信度与辩证性；由于报告文学是多种问题、多个学科与多种社会因素之集成，因此，作者力图以开放的视野，对相关资料进行全方位搜罗，并按其重要性之高低予以调度和安排。

（二）在对材料的运用方面，他遵循这样几个尺度：一是作家作品的选取服从“本体”、“发展”与“流派”的论述；二是如某些作家作品需同时说明多个问题或需在多处出现，则互为补充、前后关照，尽量避免重复；三是全面掌握研究对象，尽量不留“遗珠”之憾，千方百计地寻找和发现新的经典。如此，《新论》才努力避免了因短视而至的轻率与浅薄，使论点真正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史料上，同时也避免了内容的重复与材料的堆积，而做到了概括提示、点到为止，或注明出处，提供参考资料。

（三）由于作者的研究时段是 “新时期以来”，而当下创作又总在不断发展和延伸之中，为了使论著内容充实、新鲜，尤其是使其理论观点更为科学、准确，作者也以跑步姿态尽量掌握更多、更新、更全的史料知识。正是立足于史料的扎实与典型，专著的论点才较深刻、有力，并“催生”了较多新的理论发现。

二 “辩证－综合”的研究方法

面对纷繁复杂的材料，方法无疑是直达目标的钥匙。1985年的“方法论”革命使文学研究几乎破除了所有的禁忌，方法之选择亦自由、多样。章罗生自浸淫到新时期以来活跃不居的报告文学创作时，就采取了客观严谨而又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从而使方法与对象达到了最佳程度的契合。其表现有三：

（一）“辩证－综合”的方法。对于所有史料，作者在凸显其“主体性”时，还怀着明显的“问题”意识，努力建立史料与事件的联系，在人们熟视无睹的文献中，努力发现有价值的质素和规律。这种“辩证—综合”的研究方法，总是立足于事物的总体性和正当性，对史料不同方面融会贯通，既看重事物个性并进行精确分析，同时又抽象地概括它们的共同特征，形成事物的概念，以现代意识和理性精神烛照出整个时段报告文学的某些普遍原理，以及它们所反映的文化内容、美学、韵味及哲学性，从而中国化地弥合了文学内部与外部研究的裂痕。这样，无论是总体观察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之发展，还是沉入某些典型作家作品的争议，都可以找到适合的基点，也使我们无论是在局外还是局中，都可以感受其美不胜收的景观和沉甸甸的收获。

（二）个案分析与整体研究互证。过于宏大的命题显得空虚，而过于微观的探讨又显得琐碎。作者充分地体会到了研究方法绝对化所带来的弊端，因之，他巧妙地将两者结合，即无论是对某些专题的研究还是对若干热点的探讨，抑或是对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发展的脉络梳理，他都进行充分的 “实证”。如在 “报告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他辩证地参考了李炳银、丁晓原、王晖、朱子南等众多史家的批评观点而独抒己见；而对于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及其本质设定，他立足于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对其 “新质”进行理论预设，同时又将其反馈于当下的文学批评、文论体系和文学史，尤其是将其置入 “报告文学学”的视域中进行互证，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再用理论来验证实践，因而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显得真实可信。而在对 “流派”等的论述中，他又分别以“专论”和 “附论”的形式，对陈祖芬、李鸣生、赵瑜、邓贤和 《梦之坝》、《马家军调查》等作家作品进行具体论述。这样，个案因有广阔的总体性而显得极为典型，整体因有切实的个案而显得深刻，并具备概括性的意义。

（三）史论结合。专著超越了表面的现象描述，深入肌理，从本质、特色、规律等方面，对新时期以来纷纭繁复的报告文学创作进行条分缕析，尤其注重纵横比较，从而使专著充满强烈的历史感和厚重的学术性。同时，作者还从伦理学角度对整个报告文学的意义、对象、原则等进行探讨，从而有序地构建了报告文学断代史的立体框架。不仅如此，作者个性化的文学史撰写又自动地生成了有关报告文学审美的、社会的、历史的、道德的种种 “洞见”，和方法的、原理的、规律的种种 “秩序”，以及观念的、学术的、价值的基础性知识，从而通过“史论”发现了报告文学的 “真实”。总之，作者立足于报告文学的理论建构，将方法本体化，既 “灌注”了科学的史实，重视以史带论，又追求相对的客观性和当代性，从而使专著在方法上游刃有余，不但满足了研究之需要，而且促进了其后续的发展。

三 宏阔的体系构建及理论创新

一些学者认为：从方法论角度来说，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创新，无异于从宏观上拓展了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整体态势，有助于推动研究的实质性发展，取得实效。正是如此，章罗生立足于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及其研究的总体化，纵横捭阖地致力于中国报告文学研究的体系追求与理论创新。

在“绪论”中，他从报告文学研究与 “报告文学学”可能的理论预设出发，对其与当下文学批评和当代文论体系重构的关系进行了考证，从而大胆预言：报告文学研究将可能呈现曾被遮蔽的文学地图，甚至可能导致 “百年文学史”的重写。在 “理论新探”中，作者既总体描述了报告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对其经验进行了理论的提升，又针对传统的观念如“纯文学”与“四分法”等，根据当前报告文学的创作现状，提出了建立大文学、严肃文学与纪实文学等学科概念，从而区分了什么是纪实文学，什么是报告文学，等等。由此出发，论著又进一步界定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及其本质设定，使报告文学脱离了过去那种良莠不分的混乱状态，使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品格。不仅如此，作者还从历史的角度，对报告文学百年发展之特性进行了总结，并针对报告文学“旧三性”的缺陷而提出了具有全新意义的“新五性”概念，即：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和文史兼容的复合性，从而为构建包括本体特性与价值标准等在内的报告文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发展新论”中，《新论》又全方位、多角度地立体揭示了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报告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即：从旧 “三性”到新“五性”、从冲突到融合、从两极到中介、从一体到多元，从而宏观地展示了报告文学的发展流程。作者的这种理论概括不是抽象的，而是来自于活生生的创作实践；通过这一理论窗口，作者又较准确、鲜明地概括了报告文学发展的整体特性。如认为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呈现出如下多元发展：对小说等传统民族艺术的全面借鉴；对人物描写与典型叙事的多样探索；对“理性”与“新闻性”的合理疏离；对“学术体”与“思想美”的艰难探索；对语言与修辞的刻意追求。而在 “流派新议”中，作者又删繁就简，由简驭繁，将中国报告文学——主要是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分为八大流派：“哥德巴赫”派（科教报告文学）、“国土热流”派（改革报告文学）、“社会问题”派（问题报告文学）、“历史反思”派（史传报告文学）、“文体明星”派（文体报告文学）、“人杰宣传”派（英模报告文学）、“巾帼红颜”派（女性报告文学）、“生态环保”派（生态报告文学）。这种分法确实提纲挈领地梳理了中国报告文学之发展流向——尽管也有值得推敲之处，但就总体而言，却又无不全面、辩证。

正是立足于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创作的理论与实践及其转型等，章罗生既清理了过去对报告文学的某些误解与谬见，又在崭新的价值坐标上对传统创作、观念和定论进行再度 “阐释”，从而有力地还原了报告文学的内在本质与存在真相。作者激扬文字，处处不乏真知灼见，也深刻地凸显了其殚精竭虑的理论创新。

总之，《新论》从理论到实践、从作家到作品、从宏观到微观、从概念到范畴、从个案分析到体系建构，基本上实现了有机统一与融会贯通。西方著名文学批评家韦勒克曾在 《近代文学批评史》卷三中多次谈到：文学的理论、原则、标准不可能在真空里取得；历史上每一位批评家都是在与具体作品的联系中发展了他的理论，而他对这些作品必须选择、解释、分析和评价；而批评家对文学的看法、分析和评价，又都是由他的理论来支持、加强和发展的。章罗生正是如此：他在作品与理论之间不断穿越、努力探索，并试图建构其独立的 “报告文学学”。无疑，这种筚路蓝缕、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不仅难能可贵，而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