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小 梅

（沈阳大学 文化传媒学院，辽宁 沈阳 110041）

盛京是沈阳这座城市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名称。它产生于1634年清太宗正式为都城命名，终止于1906年光绪末年撤销陪都建制。

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1634年，皇太极改称沈阳为“穆克敦”，满文意为“兴盛”，汉文写作“天眷盛京”，从此，沈阳被称为“盛京”。1644年，清朝迁都北京。在迁都北京的第二年（1645年），清承明的“两京制”，废明代陪都南京，正式把盛京作为清朝的陪都，到1906年光绪末年撤销陪都建制。从1645年设陪都到1906年撤销陪都建制，沈阳作为陪都有261年的历史。陪都是直接隶属于朝廷管辖的都城，也就是国家的第二首都，因此在各项制度的建立上，突出表现了其地位的特殊性。这一时期，盛京陪都无论从城市规模、城市功能诸方面来看，都是沈阳有史以来发展最快、取得成就最好的时期。毫无疑问，随着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完备，盛京陪都的教育事业也发展起来。

一、盛京陪都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1.清入关前陪都教育的兴起

清初辽沈地区的教育延续明末的文脉，但是因为明清易代，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加上满族特有的文化传承，所以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自明以来，与关内地区相比，辽沈地区教育明显处于落后状态。只是在努尔哈赤崛起之后，女真族的八旗子弟学校才开始兴起，但八旗子弟学校规模不大，一般的女真平民百姓仍没学校可以读书。“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努尔哈赤下令对辽东汉人进行了一次全面‘甄别’，以秀才为主体的‘明绅衿’，几乎‘被杀绝’”［1］。这种残忍的弑杀行动，带来的不仅是“秀才”们的灭顶之灾，同时也使这一地区的教育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大力推行文化改革，这与他的文化人格密不可分，他是在女真文化和汉文化的共同熏陶下成长的。他“勤学问，尊儒重道，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他重用那些在努尔哈赤时期被打压的汉族官员和汉族知识分子，为了安置他们，皇太极把之前负责翻译汉文书籍和记录国家重大事件的书房改名为文馆，并使其成为具有一定职能的政权机构。文馆的这些汉人诸臣踊跃上疏，他们关于设学校、开科考、读经书、崇孔孟、尊儒重道等建言，皇太极大多予以采纳，并身体力行。天聪五年（1631 年）闰十一月，皇太极谕贝勒：“今日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并对不愿上学读书的贵族子弟，严加训斥。第二年正月，镶红旗相公胡贡明建议：“八旗各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小则教其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大则教其子、臣、第、友、礼、义、廉、耻之道。”“二、三年必将人人知书达理，郁郁乎而成文物之邦矣。”［2］胡贡明还建议请有学才有德行的人当教师，并给以优厚的待遇，提高社会地位。对学生要严格要求，进行考核。皇太极采纳了胡贡明的建议，后金建起了学校，提供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子弟入学读书，这是盛京八旗创办官学的开始。这些学校，无论办学规则、培养目标、师资的遴选以及教材的选用，几乎都与明朝中原地区的学校完全一样。天聪八年（1634年）三月，皇太极还下令开科考，只考汉族生员。400余人参加了考试，录取一等16人，二等31人，三等181人。崇德六年（1641年）六月，皇太极批准大学士范文程“于满汉蒙古士人内考取秀才”的奏疏。结果汉人4人，满人2人，蒙古1人中举人。

皇太极时期，开设官学，普及儒家经典，举行科考，使教育、考试制度化，并实现与明王朝的教育、考试接轨，这为清朝的封建化以及取得全国政权，不仅储备了优秀的人才，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清入关后陪都教育的发展

清王朝定都北京后，伴随盛京社会的日趋稳定和经济的恢复，从巩固发祥重地的目的出发，清王朝对陪都的教育发展格外重视，因此盛京作为陪都的200多年里，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官办学校的设置。随着清朝地位的巩固和对汉文化的不断了解，清统治者认识到只有奉儒学为宗，重视教育，培养人才，才能进一步巩固统治。由于陪都盛京的特殊地位，应建立起“一如京师”的各项制度，教育亦应在其内。康熙三十年（1691年），满族臣僚礼科给事中博尔济疏请在盛京设立旗学。“盛京府、州、县俱设立学校，考取士子。盛京左右两翼，亦应各设官学。”这个建议引起了康熙的重视，经过九卿的商讨，取得了一致意见，即盛京乃清朝发祥重地，应大力兴办学校，以培养人才，并“宜于京师一体”的政策。此后，盛京先后创设了不同类型的学校。其中包括：①盛京八旗官学，即专门为八旗子弟设立的官办学校，又有左右翼之分，当时盛京八旗官学左翼设在沈阳城内东南，右翼设在城内金银库胡同。②盛京八旗义学，这是招收那些因家境贫寒而无力入官学读书的八旗子弟，是于八旗官学之外所增办的学校。③盛京宗室觉罗学，这是专为皇族子弟所设立的学校，按照与皇帝血缘关系的远近，有宗室、觉罗之别。盛京的宗室觉罗学校始建于乾隆二年（1737年），当时设在盛京小南门外。入学规定为凡宗室、觉罗子弟年20岁以下，10岁以上，均可入学，不限名额。学习内容为满学、汉学以及骑射等。④儒学与文庙。儒学为清朝行政区域内所设置的官学，设在盛京的称为奉天府学或奉天府官学，学生多出自民家，是那些准备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的童生。文庙是祭祀孔子的处所，来这里祭祀的是那些读书为考取功名的莘莘学子，在特定的日子里，地方官员还要率领儒学诸生举行大型的祭祀典礼。

民办教育机构。沈阳早期的民办教育机构当属“萃升书院”，关东第一才子王尔烈曾在此讲学。书院是兴起于唐宋，盛行于明清时期的一种教育机构。沈阳有书院要晚于关内许多文化发达的地区。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时任奉天府丞创办“萃升书院”。地址在沈阳小南门外，后因未取得实质性业绩而停办。乾隆年间，曾任盛京工部侍郎的李永绍在文庙西侧创建义学一所，命名为“沈阳书院”，经过其后20多年的经营，沈阳书院已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乾隆二十七年将已停办的“萃升书院”之名书匾悬挂在沈阳书院仪门上方。沈阳书院初为民办，当官方赞助扩建之后，就被涂上了浓浓的官方色彩，地方政府还经常筹措经费补贴书院开支，此外还拨给学田。由于经费充足，沈阳书院的规模日益完备，影响也不断扩大。

图书馆的设置。各类学校的创办和旗民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使盛京陪都出现了新的社会风气，人们不但珍爱弓箭，同时也热爱读书，渴望知识。为了满足知识人看书的愿望，乾隆四十年（1775年），奉天府丞兼学政奏请将沈阳书院充公盈余银五百两，购买士子应读各书，存贮书院为生徒学习之用，这样陪都出现了早期的图书馆。不久盛京还出现了举世闻名的皇家图书馆——文溯阁。它是仿宁波天一阁设计建造的，建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阁内藏有《四库全书经部》《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以及《四库全书》总目、考证、目录、分架图等辅助类图书，非常便于查找和阅读。这一时期，盛京的文庙、魁星楼、读书斋等处也开始大量存储图书。这为盛京文化的勃兴，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资基础，也为辽沈地区图书馆发展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流人与陪都教育。清朝前期，曾有大批流放犯人即流人被流放到盛京地区。“仅顺康雍时期，被流放到这里的文化人士，有明确记载的就不下数百位。”［3］他们为推动和繁荣盛京地区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盛京地区最著名的流人当属盛京城的函可和陈梦雷，以他们为代表的盛京流人群尽管身处困厄之中，但仍能严谨治学，奋发创作，他们多将流放生活的感受、交往及身边景象，凝结在诗篇中。他们的文风各具特色，构成了独特的盛京流人文化圈。除了著书立说、谈诗论文，这些流人由于他们都是有才之士，同时又都受过严格的高等教育，因此来到盛京地区后，多通过家庭教育和书院教育从事教育活动。“流人通文墨，类以教书自给”［4］，从事教书工作是当时流人一个重要的谋生手段。在教学过程中，他们一方面对前人文化进行传播，另一方面也传播了自己的思想，为盛京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理念和内容。

二、陪都教育发展对沈阳文化的影响

1.为沈阳新式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盛京陪都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各类学校的建立，为清末新式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是盛京陪都时期各类学校培养的人才，为新式学堂储备了优秀的师资力量。另一方面，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有许多都是在原来陪都时期的各类学校基础上改建或扩建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自上而下开始推行普及新式教育。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废科举，兴学堂”。沈阳作为东北首府，兴办各级新式学堂领先于东北其他地区。在盛京将军增祺、赵尔巽的主持下，沈阳的新式学堂陆续建立起来。其中奉天大学堂是沈阳地方官办的第一所高等学堂，兴办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增祺下令兴办。第二年，开始正式招生。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奉天大学堂改称盛京省学堂，日俄战争爆发后，学堂不得不停办，奉天大学堂虽然仅仅存在三年时间，但是作为地方最高学府，曾对沈阳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学堂还有作为全省教育行政机关的奉天学务处；培养小学教师的奉天师范传习所；主要培养政界人士和法律人才的奉天法政学堂；培养经济人才的奉天实业学堂；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奉天测绘学堂，等等。这些学堂取代了原来的各类学校，为沈阳近代教育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

2.对沈阳的文化发展走向有重要的影响

起始于八旗教育制度的盛京陪都教育的发展，不同于汉人社会的教育制度。它不仅对提高八旗旗民的文化素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对沈阳的文化发展走向有重要的影响，并成为沈阳地域特色文化形成的一个因素。因为八旗各类学校即教授满学，也教授汉学，还有骑马射箭等武学内容，这些成为日后沈阳这座城市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八旗入关之后，满族传统与文化日渐衰落之际，是这些各类学校在不断传授着这些传统与文化。在今天的沈阳仍能找到满族传统与文化的印迹，这与盛京陪都教育的发展是有一定联系的。它为沈阳地域文化增添了魅力和色彩，并成为沈阳深厚的历史记忆。

3.在一定时期内为沈阳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沈阳作为陪都200多年中教育空前发展。随着教育的发展，沈阳地区不仅“文盲”的数量大大减少，而且人才辈出。据《沈阳县志》载，顺治至清末沈阳进士计38人，其中缪德禧、尚贤等曾主讲萃升书院；戴亨在辽宁文坛占有一席之地；文祥则是著名的清朝大员。康熙至清末沈阳举人计75人，其中也是不乏才俊之士。西式教育在沈阳普及之后，除大批才俊进入高等学校接受教育外，还有一批走进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或留学海外。大量人才的出现，逐渐改变了沈阳地区文风不振的现象。他们为沈阳的文化兴盛做出了贡献，直到今天沈阳仍然是东北地区的文化中心。

4.流人的教育活动促进沈阳良好文风的形成

流人在盛京地区的教育活动，不仅为盛京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理念和内容，而且为沈阳形成良好的学风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流人知识渊博、治学严谨，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学生，其高尚的修养和儒雅的风度也被许多学子们效仿与敬仰。《清初东北流人考》一书中对流人陈梦雷有这样的评价：“慢慢的，人们也知道他学问之渊博，执经问业者因之接踵而至……，都知道向学，遂开了东北治学的风气”［5］。良好文风的形成以及持续发展，也成为今天沈阳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重要内涵。

［1］ 丛佩远.中国东北史：第四卷［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1196.

［2］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M］.

［3］ 张玉兴.清代盛京流人文学述论［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9（1）：20.

［4］ 西清.黑龙江外记［M］.广州：广雅书局，1920：89.

［5］ 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