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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编纂殖民时期非洲史之逻辑特征

2013-04-07马燕坤

关键词:史学非洲历史

马燕坤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31)

西方编纂殖民时期非洲史之逻辑特征

马燕坤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31)

西方工业革命的启动,使其将触角伸向了非洲。同时也将自己对历史的表述方式视作经典,最终使非洲的历史或史学中的非洲成了西方魂魄的附身。西方对非洲史的编纂,尽管从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中确实可以导出一些革命性的原则,也可挖掘出某些能动性机制,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却不乏西方以杂色的观点为非洲史提供标准的尝试。非洲史官僚化与殖民化计划搅合在一起,造成了在殖民者把历史引入非洲之前其是没有历史的错觉,最终塑造了西方史学对非洲历史文化产生影响的事实。随着非洲的纷纷独立,在新的经济因素与政治结构的影响下,西方的非洲史学经历了一次转变,进入了清点存货的时代。

西方;殖民时期;非洲史

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记忆自身历史的自觉性,并在特定阶段形成相应的抒写范式。所凭靠的载体既包括对文字和纸张等技术的取用,也包括对口述、会意等传统的沿袭。然而,此番迥异的载体,却引发了西方与非西方间价值歧义的滋生。在近现代,当西方因工业成就而誉满世界时,其对历史的记忆手法也相应地被夸诩为科学的浓缩,而其他民族或国度,尤其像非洲这样的以传统脉络来记忆历史的地域,却被置换在了西方的对立面。于是,西方以极大的信心,自命地担负起表述非洲历史的责任,最终却使非洲的历史或史学中的非洲,成了西方魂魄的附身。尽管此种境况确实难以保全彻底的积极性,但是就此作出考察,却能发现西方世界对殖民时期非洲史的编纂,不仅是西方主导下时间经历的体现,而且也是史学家政治意志的凝聚。

一、西方编纂殖民时期非洲史之维度

有什么样的理论,就会指导相应的实践。理论是针对一定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由一定理论来理解的实践。强调一方对另一方的从属性,本质上都不利于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同构关系。作为一对对立统一的关系范畴,理论与实践始终是史学发展进程中的双螺旋。然而,在史学发展进程中,理论与实践却发生了某种偏离。价值期待、政治欲望、发展诉求等,就是促使这种偏离产生的动因,结果导致历史饱含了政治性和民族性色彩。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家通过描述过去事件而达到了理想和目标,但却是以政治方式来表达自身民族性的结果,塑造了史学的职业化趋势。此种局势,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过程中,却被变本加厉地复制了。

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就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理解世界的相应模式。在跨越1000多年的古典史学进程中,西方以立意求真的精神竭诚探索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将历史的真实性与编纂的艺术性结合起来,成功地塑造了西方古典史学的品质。进入中世纪,史学与神学紧密交叉,冲决了古典史学的边界,“教会史首次打破了古典史学的循环史观,第一次将历史理解为进步。除此之外,它的普遍目的使历史成为含义深刻的普遍历史。”[1](P91)

尽管对整个中世纪价值塑造评判不一,但是中世纪对历史学之社会功能的搭建却为近现代史学理性的型塑打下了基础,这是符合时代的要求,也是对下一个时代的启示。近现代,西方工业革命的世界性普及,使得历史学家期待以更严谨的方法研究历史。职业化学术研究的发展与新兴的民族主义随之搅合在一起,西方站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角度,在形成对自身社会膜拜的同时,相应地制造了非西方受制于西方的事实,由此坚定人类“只有一种历史——世界史,它的顶点是现代欧洲。只有欧洲才有权利和义务把它的文明带往世界其他地区,因为它代表了进步的顶点”,[2](P84)并以拜物教的情感将自己标榜为这一进步的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和动力源,而最终却威胁了非西方精神领域的独立性。

自然科学的成就,始终是西方史学研究的参照,尤其是自然科学的逻辑同时是历史研究采用的逻辑。这就注定了史学的发展是向自然科学的一种趋同,而不是分异,结果却使西方推崇的“不可抗拒的和自然的‘发展’的信仰,阻碍了对于非西方社会历史和文化本身及其特点的思考,而只是按照西方的准则来对它们进行判断”。[3](P39)与此相适应,无论是能够影响普通读者的历史写作,抑或擅长运用某种历史观念的历史学家,都一并被容纳到一个统一的模式之中:人类历史是从野蛮状态开始,而以一个完全理性和文明的社会告终的单一进程。

在具体操作上,西方以所秉持的历史观和史学观加剧着自己对非西方的表述责任。“突然之间,非西方社会同时丧失了历史和它们的文化,它们的历史被贬低为对于西方伟业的模仿,它们的文化则只剩下注定要很快消亡的残余或者遗迹。”[3](P39)与此同时,将认识与实践分裂成两个独立的过程,并将从一个过程中得出的结论拿到另一个过程去检验的做法,第一次达到空前强度。

非洲作为卷入殖民深渊的大陆,俨然是西方史学进程中的一个注脚。近现代,其不仅因殖民遭遇而丧失独立性,而且还失却了编纂自身历史的主体性。西方世界不仅为其工业革命找到支撑,而且还使自己变成了表述非洲史的主角。西方世界在获得支配权的同时,非洲却因此陷入困境之中。尽管西方与非洲不可避免地陷入对立矛盾中,但是这一情景却缔造了西方编纂非洲史过程中博弈性的历史观与史学观。

二、西方编纂非洲史之逻辑特征

世界观与历史观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一定的世界观影响着一定历史观的生成。西方的世界观影响了他们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历史观。在西方的史学史进程中,尽管基督教曾潜在地制造了一种断裂,但却是对历史精神的一种革命。西方借助自身发展思考与之对立的国度,并对其认识形成了直接的指点。西方编纂的非洲史构成了西方史学史的重要范畴。在历史进程中探求什么,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西方史学家们的期待。西方在编撰殖民时期非洲史的过程中,由于抱着从非洲过去的历史中寻找有用成分以证明殖民主义的合理与合法的态度,致使得这种出自西方学者之手的史作成了脱离非洲背景或唯物史观的产物,并最终形成对非洲的误读甚至教条主义理解的结果。

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编纂殖民时期的非洲史作品对于人们了解非洲,或通过了解历史来定位非洲都产生了影响。不过,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在方法论上都有着精深造诣,甄别史料,确保真实性。史学家通过对主题选择和叙述策略表达思想倾向,达成所希望的写作意图。然而,历史学家却难以回避史实与史论之间的张力,如何在“史”与“论”之间获得平衡,成为西方史学家编纂非洲史进程中的棘手问题。究竟是以一种独立类型加以阐述,抑或以基础研究形式而形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一直是史学家的困惑。但是,对文化传统和国家政治的忠诚,却很难使西方史学家在编纂非洲史过程中脱掉紧身衣,而给研究对象留下充裕空间。

(一)“政治武器”的历史 西方编纂非洲史,在针对殖民时期的内容上格外有趣。整个殖民主义时期,为了对非洲达到很好了解,西方需要对非洲作出考察。职业化地批判史料与精确的历史叙述,以及“不偏不倚”的历史作品成了他们的期待。显然,以此能够达到洞察过去、教导现在和警醒未来之目的。毕竟,历史与政治是有干系的,“历史是政治武器”,[4](P158)而且“历史必须是‘工具性的,以解决当前的(理论)问题,或确定当前的行动纲领’”。[5](P72)

西方在编纂殖民时期非洲史的过程中,将这一切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出来。英国伯明翰大学非洲史教授J·D·费奇在《西非史简编》中,以维护殖民主义为出发点,将奴隶贸易视作是有助于西非经济发展的源泉:“过去如果没有把大量黑人贩运到美洲去,今天在西非某些部分已经明显的人口压力就会更加厉害和更加普遍”,并将奴隶贸易的罪恶转移到非洲自身,“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是反对贩卖奴隶的,而非洲本地国家倒是奴隶贸易的祸首。”[6](P1)同样,西方史学家还认为,殖民奴役也是非洲本身招致的。佐伊·马什和G·W·金斯诺思在《东非史简编》中,明示了“非洲的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主要应归咎于非洲人自己。”[7](P1~2)而即便非洲人具有抵抗精神,也不是历史条件决定的。法国历史学家夏尔—安德烈·朱利安在《北非史》中就“把柏柏尔人在抵抗迦太基和罗马帝国侵略时所表现的坚强不屈的精神,强调是由于‘地理条件’所致”。[8](P2)同样,英国历史学家廷德尔在写作关于“中非联邦”的《中非史》时,也是从英国殖民主义是开拓者的角度来叙述西方和中非的关系,认为西方与非洲的遭遇是“文化冲突的反映”,中非的殖民化过程即是中非的文明化过程,殖民统治俨然“结束了部落之间的战争和掳掠,遏制了奴隶贸易”,殖民主义用火和剑剥削殖民地的历史是“文明”之旅中的不可替代品,而对于南罗得西亚等地的种族隔离和歧视,却是“为了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9](P1~2)法国历史学家路易·约斯在《南非史》一书中也极力为殖民压迫和掠夺陈辞,“他提出所谓‘积极的’种族隔离,美化种族主义统治”,认为“英、荷殖民主义者‘拯救’了黑人。”[10](P1)历史学家甚至也意识到征服非洲的艰难,比如法国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埃斯凯写作阿尔及利亚历史,就是迫于这样的感受,即“征服阿尔及利亚该是一项长期的、代价高昂的工作。一个胜利者总得迫使战败者接受他的统治,对已征服的土地行使征服者的权利。”[11](P5)

历史作为“例证”的来源,显然以言之凿凿的叙述减轻了权力与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却脱离不了政治性倾向。历史写作与政治和权力的联手成为西方编纂殖民时期非洲史的一个套路。同时,这也是西方将认识与实践当作两个独立过程的结果。西方将从自身社会得出的结论拿到非洲去验证,“即欧洲人比其他别的民族更适宜于治理世界和开发资源。……他们的权力和财富日益增长,乃是他们处置和管理他们的事务的卓越的方式方法所取得的结果和正当的报酬。……唯独他们才握有人类进步的钥匙……在非洲,特别是西非的事件中,一系列因素导致了这些欧洲人的优越感的增强”,[6](P385~386)“并把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看成是文明的‘自我表现’的自然形态”。[12](P2)在此,所折射出的是西方在非洲制造出的敌对行为及生存困境,使得对非洲人才是历史主体的价值销声匿迹。

总之,西方对殖民主义时期非洲史的编纂是“发现”或“指出”业已存在的历史现象,并借助历史来证明其中心主义合理性的体现,这种证明功能被广泛地用来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利益诉求。鉴于历史研究限于对过去之部分而非关于所有恢复的探索,那么在只有部分非洲历史材料被保留下来的情况下,西方史学家只好在头脑中对其余部分进行构想。这种对过去的当前痕迹进行的知识创建,却成了一部为殖民主义开脱的辩护史。可以说,西方对非洲史的编纂完全应西方政治经济所需。正如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所言:“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变成现在的。”[13](P13)显然,唯有兴趣和要求才是促使西方创作非洲过去的动力。西方的非洲史家努力将过去熔铸在现代中,杜撰了历史写作与政治生活的共犯关系,创造出过去和现代之间表面的连续性,找到了历史当中有益的政治教训并使自己成为道德榜样。

(二)“夹生”的客观主义史 在西方背景下,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启发了史学,史学家对“客观性”的追求俨然是“科学”概念的代名词。“在西方,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或历史学家的世纪,崇尚‘客观主义’的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遍及欧美诸国,历史学得到充分的发展。”[13](P9)尽管其所主张的“超然的、不偏不倚的‘客观主义’,鼓吹撰写历史时应做到‘如其实在所发生的情形一样’”,本质上“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14](P12)但是以发现和陈述事实为旨归的客观主义史观还是被奉为了圭臬。鉴于西方史学上新科学主义——客观主义史学——的问世,西方学者同样试图在非洲史编纂上呈现出“科学性”。在西方学者看来,对于像非洲这样的异趣于自身的对象进行写作,同样期待出自其手的非洲史能让处于对立面的非洲接受。显然,这既能创造出非洲史作为时间经历科学的存在,也能弥补纯粹实证主义的单一内涵。然而,在这种良好期待的背后,西方学者在根据所经历事件留下的痕迹中,对非洲过去做出考察时,却使西方学者追捧的客观主义史学难免失却本真态,变成了科学主义的伪史。

西方学者在对非洲史的写作上,某种程度地秉持了客观主义立场,支持了实证主义的解释路径。路易·约斯的《南非史》概括地介绍了南非从1652年到1965年三百多年的历史。佐伊·马什、G·W·金斯诺思的《东非史简编》叙述了乌干达、坦噶尼喀、桑给巴尔和肯尼亚的历史。由于这几个国家同为英国的殖民势力范围,作者承认了殖民主义者对奴役对象的一致性作为,全局地对这些国家遭遇的共同性问题(如贩奴、传教、探险、瓜分等)给予关注。廷德尔的《中非史》一书,以比同时期其他书籍丰富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叙述了中非联邦这一地区自旧石器时代至十九世纪末的历史和沦为英国势力范围的过程以及中非联邦成立前后各国政治、经济、教育、卫生的发展情况。J·D·费奇同样在《西非简史》中图文并茂、简明而系统地叙述了自古以来西非各国的历史及发展进程。夏尔—安德烈·朱利安在《北非史》中以广泛的资料,按照编年史的程序叙述了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个国家的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并对柏柏尔人深怀同情,不同程度地承认了柏柏尔人反对异族侵略的过程。特别是在该书的第二卷中,朱利安还着重叙述了欧洲几个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地中海南岸扩张的事实,揭露了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利用马格里布各国内部分裂的机会,千方百计地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的过程。由此自诩“‘自从被瓜分以来,非洲所享受到的和平、健康与财富,其程度较过去为大。’……非洲的殖民地化……对非洲人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有利益的”。[7](P1~2)由此,我们能够发现西方历史学家们是在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面前,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写出了非洲这一时期的轮廓。在这一过程中,将史学的科学性与西方性统一起来,赋予非洲史学以客观精神,并使史学家所秉持的从遗留物中呈现过去的真实事实和事件的原则得到了公认性检验。无可置疑,在西方人写就非洲史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客观历史主义的关怀,但是这种由西方代笔的非洲史,由于并非是依照非洲自身的资格、原因和主张来呈现的,因而难免使其客观主义品质面临萎缩的危险。

(三)精英人物的神化史 随着西方对非洲奴役的加剧,甚至西方学界也普遍认为,人类历史是与西方人相伴而生的。这一方面是西方持有白人优于其他种族看法之故,另一方面还在于西方视野中历史观与文明观相得益彰之由。像非洲这样的地域,恰恰就是西方学者塑造和帮助叙述历史的对象。可见,西方学者在捍卫自身文明理念的同时,却置非洲的进步观念于不顾,将非洲历史肆意贬低为“暴力”存在,并将其拆分为一堆“低级趣味的逸事”。结果让所呈现的非洲史看上去像是孤立的群体或个体们的活动或者著述的集合体,而西方自己却被当作精英人物,并被严重神化了。

在一系列非洲史中,西方俨然对精英人物作了刻画,但这些精英人物却不是非洲人自己。P·E·N·廷德尔在《中非史》中“不仅替传教士、探险家等等为知名主义打先锋的西方人辩解,而且为之歌功颂德、树碑立传”,[9](P2)对英勇的非洲人却否认并贬低。廷德尔“在叙述英国在中非建立殖民统治时,宣扬进行抵抗的酋长只能以失败告终,却把屈膝投降的酋长说成是识时务的开明人物。”[9](P2)夏尔—安德烈·朱利安在《北非史》中虽对柏柏尔人领导的起义抱有同情,但却以不少篇幅盛赞当时代表罗马统治阶级利益的奥古斯丁。艾伦·伯恩斯凭借其在尼日利亚英国殖民政府供职二十多年(1912年~1934年)的经历及之后担任洪都拉斯总督、黄金海岸总督、英国驻联合国托管理事代表等职写就的《尼日利亚史》,就不难发现作者不仅直接参与镇压尼日利亚人民的运动,而且还以高人一等的精英人物形象,时时处处标榜出引领历史方向的气势。在此,艾伦·伯恩斯试图以个人的名义来张扬西方文明的典范效应,而将尼日利亚这样的缺乏现在形态的历史写作传统的地域中的人们当作是没有真正意义受文明感化的野蛮人。而西方人自己,只要轻轻用功,就能为在这样的连粗糙节选本都不曾有的国度建构起有价值的历史。美国的道格拉斯·惠勒和法国的勒内·佩利西埃在《安哥拉》一书中,对1835年~1836年的海军和海外部长萨达班代拉侯爵大加赞赏:“这个卓绝的葡萄牙领袖认为,在葡属非洲废除奴隶贸易和最终废除奴隶制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但是,在既无农业又无工业的安哥拉,什么收入能替代奴隶贸易呢?他的答案是一个从两方面增加新收入的计划:向非洲人增加税收和在安哥拉的港口增加关税收入。为了开辟新的收入来填补旧的但现在已是非法的奴隶贸易所留下的空白,他计划扩大葡萄牙在安哥拉,实际是在所有葡属非洲的主权。”[14](P111)

与此同时,写作非洲史的作者还往往将自己看成是第一个填补空白的人物。当约翰·赖特1965年到达的黎波里时,他“想找到一本利比亚史而没有找到,虽然有些有用的书是买得到的,如海恩斯论述的黎波里塔尼亚古代习俗,伊万斯·普里查德论述萨努西教团,哈杜里论述现代政治演变,以及库巴尔论述石油工业等著作。后来到市政府、古代文物馆、意大利文化学会、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一些石油公司的图书馆去多方寻找,发现我所想要的那种书显然并不存在,至少没有用欧洲文字写的。因此,我就决定自己来写一本。”[15](P1)显然,作者决定写的这一本才是他期待的,或许也是西方所期待的。也有学者注意到世界史中没有兼顾非洲而造成的残缺,法国史学家罗贝尔·科纳万指出:“古典的历史教学更是狭隘地局限于地中海和欧洲,海外各民族,特别是黑非洲……至今仍被排除在这种所谓世界史之外”,[16](P1)由他写就的《多哥史》明显就是一个填补空白的贡献。佐伊·马什和G·W·金斯诺思甚至认为,非洲的殖民化“也是非洲运道好,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任务,都找得到杰出的人物。所以,非洲殖民地化的历史,通过少数几个人的列传,几乎就可以交代清楚。”[7](P1~3)这俨然是一副实践的人道主义风范。为了对抗非洲的堕落,西方的非洲史家以宣扬西方英明者的高风亮节为渠道,即便目睹了非洲的困境,也“还只是限于单纯地报道一些王朝的兴旺更迭”,却“不能深刻分析这种希望更迭的实质。”[8](P2)

这种以突出某类人物的实践地位及把历史当做人们随之所欲的唯意志论的做法,显然会否定历史规律。英雄和伟人的事迹就是正面历史,而非洲的落后、野蛮和贫穷则相应地是反面历史。这一过程中,历史学家与西方统治集团结成统一战线,达到鼓吹西方政纲的目的,结果却使史学家作为一个团体的组织性遭到破坏,受到历史的愚弄,学科意图与科学本质格格不入。总体上说,尽管这些人物确实有着天才般的创造,但是“这个发展进程的结构还是不能用这些特殊人物的活动来加以说明的。就历史上的英雄作为事变性或事变创造性的人物这个意义来说,他们并不是这种英雄,因为对于那些与他们的姓名连结在一起的发现事业,这些个别人物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因素。”[17](P25)非洲的历史,显然不是这些英雄人物就能简单替代的模式,他们仅是一些色彩鲜明的偶然事件的奉承者。这种做法可认定就是一种反历史,它否定了非洲的主体性及其历史的延续性。

(四)西方人在非洲的活动史 为了能使非洲历史能在制度、文献和教育上得到发展,西方有足够理由去呈现西方在非洲史上的主体性。在西方学者看来,在撰写历史时,一切都依赖于用以支配选择的原则……一切历史必然是从当前的立场出发来撰写的;历史就是当前被看作重要的那些东西的历史”,也“正是历史学家自己现时中的那些衡量重要性的标准和价值观取向确定了什么东西值得选。”[5](P72)在此理念熏染下,在一些西方学者眼里的非洲史,俨然是一部西方人在非洲的活动史。其实,即便西方人自己也毫不怀疑地承认其在其他国度历史中的角色:“在那些冠以世界史名称的最优秀的丛书里,提供给我们的不过是一种欧洲的和在世界各地的欧洲人的历史。”[16](P1)这个本为提升作品价值的做法,却隐射出了历史以来关于非西方史的作品不过是欧洲人的活动史。J·D·费奇《西非简史》(1969年第三版)以极大篇幅叙述了“欧洲人在西非地区的重大活动。”[16](P1)佐伊·马什和G·W·金斯诺思合著的《东非史简编》,“所说是通史,大部分写的还是东非殖民化的全过程。”[7](P1)又如,在《尼日利亚史》中,只有少量篇幅关注其自然、气候和人口,而三分之二的内容却是关于奴隶贩卖、殖民地征服与管理等等。这些内容体现了尼日利亚史不过是欧洲人在此的殖民史。这样的体现西方人在非洲活动史的作品,是停留在对西方殖民主义直接经验的满足上,其注意力不过集中在西方作为主体使非洲受制于其的过程。西方人之所以调查、分析并写作这些历史的目的在于训导和启迪,最终使西方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达到完全交融。

与此同时,西方史学家们也注意到写就非洲史应具有与其他地区形成比较的方法论。佐伊·马什和G·W·金斯诺思在写东非史时,顾及到“东非并不是与世界各国不相往来的一个孤立的区域,东非同非洲大陆其他地区之间也绝非隔着一道神奇的屏障,所以我们要估价东非的发展意义如何,就必须把眼界放开,特别要联系非洲其他地区来看。”[7](P1)可见,“一个缓慢的被征服者的历史,就是某种形式的对照、反抗,其所针对的是一个快速的征服者们的历史。”[4](P166)尽管在此所倡导的是比较的科学方法论,但却展示出非洲史的呈现不过是相对于另一个存在的体现,是西方反衬优势与体现自我崇高的参照物。客观地说,非洲人的主体性与其存在方式、创造性与规律性的辩证结构,是理解非洲发展观、世界观和认识论的基础。但在西方学者眼中的非洲,对此却被简单否定了。西方与非洲实践活动的分裂是异化必然出现的基础,非洲史不过是应景之物。西方所编纂的殖民时期的非洲史不过是殖民主义有机联系的系统构成。

总之,西方学者对非洲史的编纂,尽管从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中确实可以导出一些革命性的原则,也可挖掘出某些能动性机制,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却不乏西方以杂色的观点为非洲史提供标准的尝试。非洲史官僚化与殖民化搅合在一起,给人们造成了在殖民者把历史引入非洲之前是没有历史的错觉,最终塑造了西方史学对非洲历史文化产生影响的事实。随着非洲的纷纷独立,在新的经济因素与政治结构的影响下,西方的非洲史学进入了清点存货的时代,史学家们在政治与史学的关系上更愿意做一名改良者。

[1]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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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美)悉尼·胡克著,王清彬等译.历史中的英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Logical Features of African History of Colonial Period Compiled by the West

MA Yan-ku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Yunnan,650031)

The dindustrial revolution impacted Africa greatly.The west considers its own expression of history as classics,which makes African history or Africa in history westinized.Bureaucratism is mixed with colonization in Africa,which produces a false impression that Africa has no history before colonists came.As African countries became independent,influenced by new economic factors and political structure,African history has gone through a change,entering a time of stock-taking.

the west;colonial period;African history

K400

A

1674-0882(2013)05-0015-06

2013-08-21

2013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3Y377)

马燕坤(1978-),女,云南昭通人,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非洲研究。

〔责任编辑 赵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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