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永胜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教化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道教基本教义的精神教化，此为道教在思想和戒律等方面对于人们的直接教化；其二，道教在活动中的行为教化，此为道教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通过实践活动对于人们的间接教化。关于道教的精神教化之研究，其实质就是围绕道教的精英人物和经典文本进行分析，学界对此已是多有论述，较为代表者就有卿希泰，故而笔者在此不需再多赘言，本文着重阐述道教之行为教化，亦即侧重道教一般知识的来源和信仰世界世俗化的过程展开探讨。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根底全在道教”，意即强调道教富含中国文化之广之多，但换而言之，实已肯定道教影响中国文化之至深至固，此即道教之教化。具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思想吸纳之教化

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哺育，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以虚怀若谷为宗旨，海纳百川、为我所用。此种开放性的吸收，非为盲目的、混乱的、全盘的，而是有意识、有目的、有特色、有系统的开放性吸收，从而建立一个系统的道教理论体系。

（一）以道家思想、阴阳五行思想和神仙方术思想为核心道教在产生之初，就已开放性地吸收道家思想和阴阳五行思想建立了道教的基本宇宙观——“以道为本”和“阴阳五行”，并在此基础上吸收神仙方术思想建立了道教的核心命题——修道成仙。道教先吸收道家的道体论，如《老子》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并将“道”神化为神灵，如《老子圣母碑》中说：“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乎太素之元，游浮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判，窥清浊之未分。”进而，道教吸收“阴阳五行家”阴阳五行思想，如《黄帝内经》中五脏配五方、五行、五帝、五神、五星、五色的思想。简而言之，道教若无“以道为本”和“阴阳五行”的宇宙观，道教的终极指向“修道成仙”也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存在和实现之可能就皆为虚妄，其修道成仙之法术也就更无从谈起。

道教又开放性地吸收了战国时期盛起于荆楚、齐燕之地的神仙方术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为吸收长生之说，如屈原《九章·涉江》中“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一为吸收神仙之说，如《离骚》中的东皇太一、云中君，燕齐之地流传的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传说。道教正是建立在这种长生之说和神仙之说的基础上，建立起修道成仙之说，并创造出完备的神仙体系，如陶弘景在《真灵位业图》中建构了一个等级分明、庞大完整的道教神仙体系。

（二）以诸子百家、古代医学、民间巫术和谶纬之学为法门

道教虽已建立以“道”为终极信仰、以修道成仙为最高目标的核心理论，但仍无修道之路、成仙之法。故道教开放性地吸收民间巫术、诸子百家、谶纬之学和古代医学的一些思想，构造出体系完备的法“道”成仙之法门，大致可分为“内修形神”和“外攘邪恶”两大类。

“内修形神”之法主要是指金丹大道，还包括服气胎息之术、导引养生之术和房中之术等，此为道教修仙之士们依据天地阴阳之理、效法乾坤五行之奥，并吸收诸子百家和古代医学思想而建构的法门。其中，吸收兵家的战略战术来演述修身修道，如《黄帝阴符经》中讲述“强兵战胜之术”的一致性；吸收墨家充实其修道成仙之说，如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记有《墨子丹法》；吸纳古代医学发展修道成仙之法，如《黄帝内经》中的《上古天真》等篇论饮食起居、调经养神之道，即为道教服气胎息之术和导引养生之术的重要来源，更有众多道士出入于杏林之间，如“药王”孙思邈。

“外攘邪恶”之法，主要包括守一存思、符箓祈禳、斋醮禁咒、奇门遁甲、占筮算卜等，此为道教修仙之士吸收民间巫术和谶纬之学，并在布道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而成的法门。其中，道教吸收了民间祀神、祈福等巫祝仪式和诅咒、厌胜等巫术，将其发展为符箓祈禳、斋醮禁咒、占筮算卜等道术，如五斗米道以静思符箓治病、《五岳真形图》以符箓禁咒修道；还吸纳谶纬之学以加强其修道成仙之可信性和可行性，如《河图纪命图》、《河图稽耀图》等；吸收谶纬之学的天人感应思想并发展为“积善成仙”说，如《太平经》和《文昌帝君功过格》等书中以神明为监督的“积善成仙”。

（三）以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为借鉴

由于儒家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历来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存在，而道教是是以修道成仙为最终目标，故其对儒家思想的开放性吸收表现出了鲜明的道教意识和特色。具体表现在：一是为获得统治者对其传教的支持，积极吸收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表现出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面，如《太平经》中“子不孝，则不能尽力养其亲；弟子不顺，则不能尽力修明其师道；臣不忠，则不能尽力共敬事其君。为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二是为更好的在民间传教，积极吸收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提出济世度人之说，客观上起到了推动农民起义的作用，如《太平经》中构造的理想太平世界事实上推动了黄巾起义的爆发。

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在与外来佛教斗争过程中，有意识的开放性吸收佛教之精华以充实自身之力量，进而更好的与佛教进行斗争。道教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典籍上，受佛教大量经典东传的启发和刺激，从而积极创作大量道教经典；二是理论上，在已有的“三清”说之上，吸收佛教“三界”说，发展为“三清天”说，还借鉴佛教轮回报应之说，发展为祸福报应之说；三是体制上，借鉴佛教建立寺庙为宗教场所的办法，在各地建立大量宫观以布教。

正是道教的这种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大勇气、大气魄，自东汉末年道教产生之后，“独尊儒术”之格局一去不返，无论是魏晋之玄学，还是隋唐之佛学，再无保守僵化之固态，宋代之后的三教合流也就自然而然。可见，道教吸纳各种思想的教化之用，绝非仅仅局限与教义之影响，如此开放的态度、包容的理念才是实质影响之所在。

二 阶级互动之教化

孕育于多元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道教，它既不同于根植贵族礼乐文化的儒家，也不同于传自外来禅文化的佛教，而是起源于中国民间，而又经过上层知识分子的改造而成的包容性的宗教，因此道教从其产生和发展过程就已包纳了民间平民和上层统治阶级两个阶级。

（一）道教的创建化民间力量和上层力量为一身

道教的产生虽根源于民间，但又渗透了上层知识分子的改造，故而可以说道教的创建是民间平民和上层知识分子合力的结果，对此可以从道教最早的两个教派即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创建中看出。

五斗米道的创建者为张陵，据葛洪《神仙传》载：“张道陵（即张陵）者，字辅汉，沛国丰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从此可看出张陵本为上层知识分子。但五斗米道中的许多道术和主张又带有明显的民间色彩，如符水治病、祈祷禳除来自民间巫术，提倡互助救困反映民间贫民的需要。因此可见五斗米道的创建是化民间力量和上层力量为一身的结果。

张角太平道的宗教经典是《太平经》，据《后汉书·襄楷传》说：“初，顺帝时，琅琊宫崇旨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青领书》……后张角颇有其书焉”，同书载：“臣前上琅邪宫崇受于吉神书”，可见于吉的《太平青领书》是先传于襄楷，而后经张角演变为《太平经》，也就是说于吉、襄楷的《太平青领书》是张角《太平经》的前身。同书载：“及灵帝即位，以楷书为然。太傅陈蕃举方正，不就。乡里宗之，每太守至，辄致礼清。”可见于吉、襄楷的《太平青领书》一度得到过上层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支持，换而言之，张角《太平经》的创造渗入了上层知识分子的力量。又据《后汉书·皇甫嵩朱俊列传》载：“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可见是以民间巫术和黄老崇拜相结合来鼓动百姓以创教。因此可见太平道道的创建也是化民间力量和上层力量为一身的结果。

（二）道教的发展融民间路线和官方路线为一体

道教的发展一直同时存在着两种发展路线，一种是以下层的民间路线，一种是上层的官方路线，这种共存式的双重发张路线蕴含了上下两个阶级的意识和倾向。在道教的早期教派中，符箓派就是道教向民间路线发展的代表，它是道教中以符咒、祈禳等方术治病、驱鬼的各道派的通称，五斗米道太平道皆属于此派；丹鼎派就是道教向官方路线发展的代表，它是道教中以炼金丹求仙为主的各道派的通称，理论经典为魏伯阳《周易参同契》、葛洪《抱朴子》。

需要注意的是：道教的这种双重发展路线不是分离的、对立的，而是融合的、统一的；且此种双重发展路线之融合、之统一不是突然的、暂时的，而是渊源的、长期的。代表道教向民间路线发展的符箓派，其符咒、祈禳等方术就起源于远古的民间巫术，它是以巫术服务于长生成仙的宗旨并依托于道教理论转化而成的道教教派；代表道教向官方路线发展的丹鼎派，重清修炼养，又有内外丹之分，其前身就是战国时期的神仙方术和养生气功学，它是经过上层知识分子不断改造神仙方术和养生气功学，并不断吸收下层民间道术而成的道教教派。代表道教向民间路线发展的符箓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陆修静、寇谦之的改革，使符箓派不断官方化，从而产生得到上层统治阶级支持的灵宝派、上清派等，后来继续发展又产生神霄派等；代表道教向官方路线发展的丹鼎派，自葛洪力倡金丹服食之后，修道炼丹就一直兴盛不衰，在唐代出现了金砂派、铅汞派、硫汞派，五代又产生内丹、外丹之分，在注重为王公贵族炼丹修仙的同时，也注意招徕下层信徒；至宋元时期，形成了以南方龙虎山正一盟为代表的符箓派与北方全真教内丹派为代表的丹鼎派的两极并立的格局。

正是道教这种民间和官方双重发展路线的融合、统一和渊源、长期，使得道教的理念、成员和发展绝不局限于民间或官方一极，而是融民间和官方为一体，如此，阶级的分立遭到消融，宗教的统一得到凸显，阶级和谐之教化寓于潜默移化之中。

三 民族交融之教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促进民族团结、维护民族稳定历来是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保证。道教在其产生和发展的活动过程中，因其超时空的天道观，因而具有一种宏大的民族视角——不局限于狭隘的汉族范围，而是以整个中华民族为视角，从而客观上起了提倡民族团结的教化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道教对共同民族意识的塑造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必然存在多种民族的意识冲突，故而需要一种共同的民族意识以消融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团结。而塑造此种共同的民族意识，最好莫过于塑造一个共同的祖先或者是以某个伟大人物为主体的祖先群，如此才能形成民族凝聚力，构成民族大团结。而黄帝子孙观念的塑造无疑是这种共同民族意识塑造的集中体现。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儒家并不谈论黄帝，只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最古的经典也只是《尚书》。只有道教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十分着重对黄帝子孙观念的塑造：黄老之学是道教思想渊源之一，将黄帝与老子并列，并依托黄帝创作大量经典学说；在道教典籍中有关黄帝之记载数不胜数，如《道藏》中的《历史真仙体道真鉴》就是以《轩辕黄帝开头》等；关于黄帝的道教神话传说更是不胜枚举，如黄帝乘龙升天等。凡于此类，皆以尊奉黄帝为先，神化黄帝为意，进而以成黄帝为祖之观念。

（二）道教对少数民族力量的吸纳

在道教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道教不仅仅是依靠着汉族力量，而且还包纳了少数民族之力量，具体又表现为两方面：一为道教的创教思想吸纳了少数民族的思想，前文提到道教的思想渊源有神仙方术和民间巫术，此种神仙方术和民间巫术不仅来自汉族，也来自一些少数民族，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莋都夷者……土出长年神药，仙人山图所居焉”，此为少数民族之神仙方术，同书载西南少数民族“俗好巫鬼禁忌”、“俱事鬼神”，此为少数民族之巫术；一为道教的传教活动吸纳了少数民族力量，如张鲁之五斗米道，据《三国志·武帝纪》载：“(曹操进攻张鲁)，将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至河池，氐王窦茂众万余人，恃险不服”，又据《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载：“李特字玄体，略阳临渭人。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民，种党劲勇，俗好鬼巫。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表明一些少数民族已加入张鲁的五斗米道。此种道教对少数民族力量的吸纳，不仅从正面上促进了道教自身的发展，客观上也推动了汉夷各民族之团结。

正是由于道教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对汉夷各民族力量的吸纳，再加上其超时空的天道观，即对于天地万物皆等而视之之观念，故而其在布教实践中对于汉夷各族人民也一视同仁。如《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天师教》载：“观视百姓夷胡秦，不见人种但尸民”，意为同视“夷胡秦”；再如《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说“生在中华，或生夷狄之中，或在蛮戎之内”的“众生”皆能“心修正道，渐入仙宗。”而此种对于汉夷各族人民一视同仁之态度，又增强了各少数民族对于道教之向心力，继而在各少数民族向以汉族为主体的道教归心的过程中，又间接上促进了汉夷各民族之团结。

概而言之，道教活动之行为教化，包括思想吸纳、阶级互动、民族交融三个方面。需要注意的是，道教活动之行为教化与道教教义之精神教化不是绝对分离、各为其主的，而是互为作用、融合统一的，意即道教在起源、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首先是其基本教义指导其布教行为，继而是其布教实践使得其教义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而后此种教义与行为之作用与反作用不断循环往复，而成精神教化与行为教化互相交融之势，以成道教对中华民族之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