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微

（湖南科技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系，湖南 永州 425199）

“近思”一语出自《论语·子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何晏《集解》说：“近思者，思己所未能及之事。”即学者学习要从自己着手，思考自己所未能做到的事。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近思者以类而推”[1]P257一语，并解释说：“此语道得好，不要跳越望远，亦不是纵横陡顿，只是就这里近傍那晓得处挨将去。”[2]P1660从朱熹对“近思”的引用可以看出，其编辑的用意在于为理学入门所用。《近思录》从其成书开始，就在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被视为“圣道阶梯”。其中第二章《为学》，以研读经典为要，强调立圣人之志，“学颜子之学”，循序渐进，不要好高骛远等，为现代学者提供了一个为学的门径。

《近思录》内容涉及宇宙生成本体论、格物致知的方法论、立身处世的修养论等方面，是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发展成熟的理论经典，不仅是国内传刻最多、影响最广的一部著作，而且在东亚文化圈国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日韩等国家已形成了自己的《近思录》系列著作。学界关于《近思录》研究的成果颇丰，就著作方面而言，可以归为二个方面：一是注解本及导读本，如：陈荣捷著《近思录详注集评》；严佐之导读《朱子近思录》；查洪德注释《近思录》；于民雄译注《近思录全译》；刘凤泉译注《近思录》；陈永革注评《近思录》；张京华译《新译近思录》；张京华辑释《近思录集释》；姜锡东著《近思录研究》；朱高正著《近思录通解》；斯彦莉注译《近思录》等。二是专门研究《近思录》的版本与传播问题。如：程水龙《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程水龙《理学在浙江的传播——以〈近思录〉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在东亚文化圈，据陈荣捷所述，日本有注释二十四种，校注与现代语译九种，笔记讲说无数。15-19世纪韩国《近思录》著述至少有92种，多为讲说、注解、集解本，如李珥《近思录口诀》、郑晔《近思录释疑》等，1999年由学民文化社影印出版为《近思录注解丛编》。关于《近思录》研究的学术论文，据其侧重点不同，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版本与传播，如周欣、孙兴彻《15～19世纪韩国〈近思录〉研究著述提要》。二是产生背景及编纂，如程水龙、曹洁《〈近思录〉产生背景谫论》，何江海《〈近思录〉其书与编著问题再探》等。三是思想内容，如陈荣捷《朱子之〈近思录〉》，张京华《朱子〈近思录〉指略》，程水龙《〈近思录〉对读经治学的指导价值》，姜锡东《论“为学大要”》及《论“圣贤气象”》，周杨波、揭琳论《〈近思录〉中二程的道体》，屈柳玲、乔基庆《〈近思录〉中的改过论》等。关于《近思录》思想内容的研究主要涉及道体、为学大要、改过迁善、改过及人心疵病、圣贤气象，但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对《近思录》进行整体注释较多，对某一方面思想内容的分析解说较少。

一 希圣希天：为学的目标

《近思录》为学章开篇即辑录周敦颐《通书·志学》章，指出为学的目的：

“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

在理学家看来，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达到了“士”的程度，就要向“贤”的目标努力；达到了“贤”的程度，还要向“圣”的目标努力；而作为圣人，则以合于天作为理想，实现德与天齐的自然和谐状态。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德与天齐”的境界？当为“学孔颜之乐”。程颐、程颢向周濂溪学习的时候，周濂溪“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第二十一条）。为学即应当达到“孔颜之乐”的境界。孔颜所乐为何？“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P132“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1]P120这是《论语》中描述孔子和颜渊的两段话，孔子、颜渊所乐，并非疏食饮水、箪瓢陋巷，而是心中存“浑然天理”[1]P132，怡然自得，安于内心所有，所以虽然处于困顿之中，而乐无处不在，并且此乐不因为贫困而改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安贫乐道精神，为学即应当具备此精神，存天理于心中，修养自我德性，从而到达徳与天齐的状态。

针对今之学者追名逐利的为人之学，《近思录》又进一步强调：

“古之学者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今之学者为人，欲见知于人也。”（第十四条）

往圣前贤为己，在于自我德性有所提升，而今众多学者为人，则在于为别人所知晓，这是古今学者根本不同之处。这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应当如何区分？朱子说：“为学且须分内外，义利便是生死路头。”[3]P162为学分向内寻求与向外寻求，为己是向内寻求，即做所应当做之事；为人是向外寻求，未免媚俗于外。义利是区分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标准，古之学者循义而行，依着本性，逐渐提升自我；今之学者，逐利而往，一味附和外在世俗要求，最终失去自我本性。

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区别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表现在为学内容的区别。“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第五十七条）为己之学强调自我的性情修养，以存自身本有之性。为人之学追求华丽词章，以取悦他人。性情修养为内在，华词丽章为外在，为己者注重内心自我，随心而行；为人者注重他人的意见，极易媚俗。

其次表现在为学态度的区别。“古之学者，优柔餍饫，有先后次序。今之学者却只做一场话说，务高而已。”（第四十九条）古之学者为己，在于修养自我，无私心杂念，所以“优柔餍饫”，渐学渐进。而今之学者多为名利所诱，只空谈而不实实在在地去做，只一味“务高而已”。

再次表现在为学目的的区别。“‘仁者先难后获。’有为而作，皆先获也。古人惟知为仁而已，今人皆先获也。”（第六十四条）古人为己，以仁为本，今人则凡事想要先获得名利。

统而言之，古之学者为己，以义为准则，修养自我德性，优柔餍饫，以仁为本。今之学者为人，以利为准则，追求华丽词章，贪高骛远，以名利为目的。

二 立志践行：为学的方法

朱子强调为学必须立志，屡次提到“学者须是立志”、“学者大要立志”、“立志要如饥渴之于饮食”等等要求，不仅要立志，而且要如饥似渴。朱子解释孔子“志于道”时说：“志者，心之所之之谓。”[1]P128所谓志，就是心所追求的，那么，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我们说学颜子，颜子所追求的又是什么呢？哀公问孔子，众弟子中谁可以称得上好学，孔子回答说，颜渊好学，可是他不幸短命已死，现在没有听说有好学的了。孔子如此称赞颜渊好学，颜渊所好为何学呢？程颐回答说，颜渊所好为“学以至圣人之道也”（第三条）。颜渊克己复礼、不迁怒、不贰过，虽居陋巷、一瓢饮、一箪食，生活拮据，但是他不改其乐，这就是颜渊的安贫乐道精神。尽管颜渊没有说自己以道为志，但是他一直坚持着道；尽管他没有说自己以圣人为目标，却时时刻刻向圣人学习，所以才能“与圣人相去一息”（第三条）。“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第五十九条）就治学而言，应该以明道为志，就做人而言，应当以成为圣人为志，学者须是立此大志。

在儒家往圣前贤那里，治学与做人是合一的事情，最终的目的都是提升自我德性修养，成为圣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但是，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能够以“道”以“圣”为志，那么，我们立志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应该立大志。原因有二：其一，“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第一百一十一条）志小就容易满足，满足之后就容易懈怠，懈怠之后就难有新的进步。其二，如叶采所说：“立志之不大不刚，则义理不足以胜其气质之固蔽，学力不足以移其习俗之缠绕。”[3]P191从义理、学力两个方面而言，志不大不刚皆有弊处。圣人与常人本性相同，只是常人禀受清浊不齐之气，本性常被物欲遮蔽，刚且大之志是人自我提升的内在动力，倘若志不大不刚，则本来之义理不足以拨开气质的遮蔽。同样的，学力也不能够改变恶习的缠绕。其次，不要玩物丧志。在程颢看来，记诵博识为玩物丧志，但是，他自己读史，却是逐行看过不差一字。因此，程明道所说的记诵博识为玩物丧志并不是说不要记诵，而是他认为专务为博，只是书上的知识，是外物，如果只知道博识，反而有害于道。为学当以致知明理为本，不可专注于记诵博识而弃其理。程子所谓“作文害道”与此道理相通，并不是说不要作文，只是要以致知明理为本。再次，立志要忌名利。“既学，而先有以功业为意者，于学便相害。”（第一百零六条）以功业为意，为学就是有为而为，即是私意，治学而有私意，于学反而相害。

“非明则动无所之，非动则明无所用。”（第十二条）从为学这个角度来看，明就是学习的方向，即为学之志；动就是为学的实际行动，即践行。朱子解释这句话说：“徒明不行，则明无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则行无所向，冥行而已。”[3]P160为学之志就好像是眼睛，践行就好像是脚，立志才能知所往，践行才能到达，否则都是没有用的。

怎样践行？首先，应当量力有渐。“所见所期，不可不远且大，然行之亦须量力有渐。志大心劳，力小任重，恐终败事。”（第二十二条）为学当以圣人为标准，但是践行时必须量力而为，渐行渐进，不可贪高慕远。倘若只期慕大志，不顾自己的力量，终不能达到目的。其次，应当刚决果敢。“今之为学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逦，莫不阔步，及到峻处便止。须是要刚决果敢以进。”（第五十三条）为学必须有不畏难的精神，倘若在平坦的地方则阔步，在险峻的地方则止，能学到什么呢？朱子说：“为学正如撑上水船，方平稳处，尽行不妨，及到滩脊急流之中，舟人来这上一篙，不可放缓。直须着力撑上，不得一步不紧。放退一步，则此船不得上矣。”这里，朱子用撑船比喻为学。当船处于“滩脊急流”时，一懈怠便不能前进，必须着力撑上才行。为学也是如此，当遇到困难时，只有刚决果敢，才能达到理想的境地。再次，应当持之以恒。“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个学，是终身事。”（第五十五条）古人把为学当作终身的事情，所以最后能够有所获得。学者“果能颠沛造次必于是，岂有不得道理？”（第五十五条）

践行是为学的一个过程，为学有其自身的特性，践行必须符合为学的特性。为学的主要特性表现在为学过程的伦序。从大体上来看，为学有三个阶段，即：“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说也。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也。虽乐于及人，不见是而无闷，乃所谓君子。”（第十三条）“时复思绎，浃洽于中”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要求学者常习义理，使之于己融会贯通。“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是第二阶段，是说学者通过学习自我有所获得，然后推及他人。“虽乐于及人，不见是而无闷”是第三阶段，此时学者的精神状态，虽然不为他人所知，但是心中不郁闷。而从细节上来看，为学有五个次序，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第七十二条）首先说博学，是因为博学之后可以具备事物之理。但是因为所具有的理真假不辨，所以博学之后需要审问。审问之后就需要自我思考，慎重的思考之后才可以辨别自我所具之理的真假。辨别真假之后，就可以践行了，倘若不践行，就会沦为空说。

三 正心养性：为学的途径

程颐谈论颜渊所好之学时说：“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第三条）明觉之人“正其心而使之无偏，养其性而使之不害”[3]P128。正心养性先要明心知性，只有明心知性才能正，才能养。圣人与天地合其德，其心广博，其性真善，明心知性即明心须大、须公，知性本善。“儒家言人道，本之天性。性所表现曰心，曰情。而心统性情，尤为重要。故为学更重心。”[4]P143

“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病。”（第一百零三条）心大才能与万物贯通，心小则被万物闭塞。明心就是要大其心、宽其心。“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第八十三条）大其心，则能够以天下万物为一物，以天下万事之理为一天理，而无私意间隔，贯通于中。这样，才能合天德。

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第四条）。廓然大公就是有一颗宽大无私的公心，符合天理，顺应事物的规律，这是学者应当做到的。朱子说：“廓然大公者，仁之所以为体也。物来顺应者，义之所以为用也。”[3]P143廓然大公是仁的根本，物来顺应是义的运用，所以学者当以仁为本，以义而行。叶采则说：“盖不能廓然而大公，故自私；不能物来而顺应，故用智。”[3]P138因为不能大公，所以生自私之心，因为不能顺应，所以采用计谋。“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第四条）人不能遵循道，就是因为自私并且采用计谋，学者应当摒弃自私和计谋，做到“大公”而“顺应”。然则，如何能公而顺？叶采说：“学莫大于知性。真知性之本善，则知之大者。”[3]P232知之大者，莫若知性善。明白人性本善，并且能够践行即是贤人的学问，这是一般学者应当学习的。但照朱子所说：“人性本善，只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齐昏了。”圣人与常人本性皆善，只是常人禀受清浊不齐之气本性常常被私欲所迷惑，因而不能明白本性之纯善，所以明心知性最重要的就是拨开利欲的侵扰。

朱子探讨过为学的风气，说：“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1]P4俗儒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小人儒，程子说：“君子儒为己，小人儒为人。”[1]P121俗儒专注于记诵词章而弃其理，虽花费很多时间精力，却是无用的。异端之教，虚高而无实，其他则或追逐功名或诬民惑世，总而言之，“坏乱极矣”[1]P4。今之学者，当思希圣希天，修养自我；以道以圣为志，量力有渐，刚决果断，持之以恒地践行；正其心，养其性，使之无偏不害，最终达到“徳与天齐”。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8.

[2][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十五册)[A].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宋]朱熹.吕祖谦.近思录集释[M].张京华,辑较.长沙:岳麓书社,2010.

[4]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箚[M]:北京: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