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晨

（深圳大学 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一 引 言

一个思想家在建构其思想体系时，往往会运用许多学术方法，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能以其新世界观分析问题，并形成新的方法。这种方法或者就代表了他的世界观。所谓学术方法与世界观，是同一个思想过程的两个面向，不可分割。对于庄子来说，《寓言》篇中的“三言”，就是他运用语言的方法和他“体道”的世界观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都将“三言”当作庄子语言表达的方式。尤其又将“寓言”放在文学或艺术形式层面上去表述，如崔大华的《庄学研究》；也有研究者意识到了“三言”的哲学特质，如孙以楷的《庄子通论》，提出“三言”是庄子用于辨明真理的哲学手段。但他在分析过程中没有详细论述庄子对“道”与“言”的观点，实质上也没有脱离对“三言”文学性的认识。停留在这些研究角度上，显然不足以阐发“三言”作为语言方法的深层含义，即作为哲学方法论的“三言”形态。《庄子》中的“三言”作为哲学方法论是如何可能的？庄子对语言是否完全采取了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三言”作为方法论安在以质疑语言闻名的庄子头上，在何种程度上是有效的？这些都是本文尝试讨论的问题。

二 《庄子》中的“三言”方法释义

“三言”是对庄子《寓言》篇和《天下》篇中提出的寓言、重言、卮言的统称。先举原文如下：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1]947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 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1]1098

继而可分别阐释“三言”的含义。寓言的“寓”字意为“寄托”，故寓言可理解为寄托于他人他物以表达其思想的言论。在《庄子》中，“寓”既表现为借用自然物，如鲲鹏之寓、混沌之寓；又搬出大量历史人物来替庄学说法，如王骀之寓、老聃之死等等。所谓“藉外论之”，是指作者为了消解世人的愚昧和偏见，故寄托他物，以取信于人。重言意为年老又为人所尊重的长者的言论。所谓长者不仅是年寿高，更要有“经纬本末”的智慧。这样的人所说的话，可信者十分之七。而卮言的解释各家有较大的区别。既有认为它是“酒后无心之言”的，也有认为“卮”即“支”，“支言”是无端崖、支离破碎的文字。虽然二种说法都可以讲通，但笔者在这里倾向于认为卮言是不守成见的无心之言、随性之言。“卮”本是酒器，空则朝上，满则自然地溢出。卮酒日出日新，永不固守成见。郭象注庄的理解，也大致如此。

“三言”之间并不是漫无瓜葛的。陈鼓应认为，重言是寓言的一个部分，重言的运用也是为了达到寓言的效果。[2]362在庄子而言，寓言与重言都是无心之言，这就是所谓“卮言”。不过比起说“三言”统一于“卮言”，我们毋宁说，庄子的语言都是思想无心地、自然地流露。从庄子对语言的常规性运用的反叛，我们可以理解他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不是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而是通向更高目标的哲学方法。这种运用语言的方式，不是刻意地表达观点或教训世人，而是在言与道之间，若即若离、若有若无地消解成见。卮言之所以为“无心之言”正是因为此。庄子言说方式的总特征就是不着边际地说、放任不拘地言。这种自成一体的方法会给读者带来陌生感。例如寓言中所依托的人物，他们所说的话常常不是他们在恰当情理下该说的话。尤为典型的就是孔子与颜回的交谈。颜回想去卫国行其所学，孔子却说他是去遭受刑戮。这种脱离常识的说话方式，迫使人们注意寓言中对立的人物（思想）之间的关系，并反省这种对立的真实性。所以王博认为，寓言不仅是一种言说的方式，它就是内容本身，就是庄子思想的表达。[3]19这个推断是合理的。

三 “三言”作为哲学方法论的可能

“三言”与庄子的思想是一以贯之而流行的，这是我们通过从《庄子》文本中对寓言进行考察所得出的结论。那么“三言”作为思想表达的方式是如何可能实现的？首先要仔细体会庄子的思想。庄子一向被认为持有批判式的、否定的语言观。其典型是《齐物论》中的一串疑问：“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庄子对于语言和知识似乎是不赞成的，似乎是它们遮蔽了道。他接下来说：“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 “小成”是局部认识所得来的成果。“荣华”则是虚矫和粉饰。劳思光认为，庄子在否定认知活动的意义时，对“辩”却甚为重视。这与庄子的时代有关。庄子因反对儒墨之辩，故将“辩”视作一大障碍。[4]52针对《齐物论》此段文本来说，劳思光说得比较妥当。然而将其放到庄子对语言的整体态度上来看，则仍然不足。庄子的语言观念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否定观。与其说庄子反对的是语言本身，毋宁说庄子主张的是对语言发自内心的自然流露。当语言被用作争辩、矫饰，它对人的真实生命无疑是有害的。“三言”之统一的基础正在于“庄子”崇尚自然的世界观。“三言”，如开篇所说的，是庄子用以传达其世界观的新方法。恢诡谲怪、汪洋恣肆的语言，正是他跳跃的思想之表现。“三言”所达到的艺术自由固然是一种很好的状态，但庄子追求的更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庄子的文体特征与思想特点通过“三言”相连结，而不是相分离。“三言”之作为哲学方法论被肯定了。

当《庄子》中的行文从一个视角转到另一个视角，从一种思路跳到另一种思路的时候，他正是在避免形成一种固定的观点乃至成见。卮言这种“无心之言”的运用，是庄子对此世界的思考方式的怀疑的体现。他主张的“道”，之所以可以帮助人们消解此世界纷争与愚昧，必然意味着“道”是超越于此世界的现象之上的，不仅如此，道本是“不可言”的。道之“不可言”并不是道与言的绝对对立，而是无限的世界与有限状态下人的自以为是的对立。一个人谈论“道”，难免形成固定的观点或肯定的表述。而肯定的语言表述本身，就隐含了最终占有真理的自负。故而庄子在运用语言时，以“三言”的芒忽恣纵消解语言中的确定性，同时也化解了“道”与“言”之间的部分矛盾。这是“三言“作为哲学方法论的妙用。

然而“道”与“言”之间的矛盾不会就此消失。语言有其伸展的维度。从方法论角度看，对于庄子“三言”显然也不是万能的。《逍遥游》中记载了尧与许由天下的寓言：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而归。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1]24

“名者实之宾”，本是许由拒绝天下的理由，寓意是许由不想行使超过自己职权范围的力量。然这只是浅层次的理解。借这个故事来体会“道”与“言”的界限或者更有启发意义。“三言”的方法，乃至于语言本身，其使用的界限即是止于“道”的。即便道可以尝试着言说，人也不该运用语言甚至试图超越语言的有效范围去强说它。在《至乐》篇中，“名止于实，义设于适”也是这个含义。而庄子著名的“得意而忘言”亦是与此相通方法，可以说也是与“三言”互相涵容的理念。“意”虽不及“道”高妙，但“意”同样在名言中处于主导地位。言只是符号，而我们要了解和改变的是现实世界。“三言”作为方法的使用有效性“止于实”，更“止于道”。

四 结 语

总而言之，寓言、重言和卮言在互相区别的前提下，又都涵盖在卮言的目的和意义之中。这并不意味着寓言和重言可以被忽视或掩盖。本文是在哲学方法论之视角下，讨论“三言”作为《庄子》中的新方法，被用以阐发庄子自然、“体道”的世界观的论说。这方面的探讨无疑还有很大的空间。

牟宗三先生在《才性与玄理》中，曾将庄子“三言”，概括为一种化体用为一的“描述的讲法”。[5]150这种讲法，把老子系统整然、纲举目张的“分解的讲法”，消融于芒忽恣纵的描述之中。“三言”中无形式的逻辑关系，亦无概念的辨解理路。卮言曼衍，随机二转。这正是庄子“玄智”之体现。本文所说的“三言”作为哲学方法论，不止是直觉的，灵动的，更是对庄子开辟的新境界的表达。此新境界不仅应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超越性上去理解。因为庄子的“体道”，不仅是精神的自由，也有生命自新的意义。如果没有不断打破此世界的成见的努力，没有去除自我中心的努力，“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不仅难以企及，更会成为自大、自恋的表现。“三言”之方法论意义，也在于对这一新境界源源不断地阐发。

[1]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陈鼓应.老庄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3]王博.庄子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牟宗三.才性与玄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