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昊远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史学发展的两条路径：一是提升，一是普及。在史学提升方面，伴随着一代代史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史学提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许多优秀的史学作品问世。面对当今史学的日趋社会化，我们不可否认在史学普及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引起了专业史学工作者的忧虑。出于史学健康发展的考虑，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如果专业史学工作者过度杞人忧天，则会阻碍史学正常的双向发展，难以展现史学的人文关怀。虽有史学工作者呼吁史学的人文关怀，但如空谷足音，鲜见反响。史学的人文关怀体现在对低层和边缘个体的关注，而平民作为底层人群的集合体，恰恰符合史学人文关怀的范畴。平民传记作为平民事迹的载体，无论是在史学理论方面，还是从史料学角度都值得史学界去关注。

一 人文关怀：史学应有之理念

“我国史学有许多优良传统，概括起来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资治鉴戒的教化传统，一个是求真求实的实证传统。”[1]65对我国史学传统的总结一般归结为以上两大传统，往往忽略了我国史学中的人文传统。瞿林东先生指出：“中国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传统、‘思齐’与‘内省’的人生修养的传统、关心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传统、史学审美传统等，都反映出极其鲜明的人文精神。其特点是历史感与时代感的结合，是在现实的关注时，从不脱离对过去的思考和对将来的憧憬。它反映在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上，它更反映在人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上。”[2]47瞿老对中国史学人文精神的论断甚为在理。史学应有现实关怀的理念与使命，去展现自己的道德风范和社会责任，不能带有偏见来看待问题，如果认为“人人是自己的历史学家等于没有历史”的话，那么大历史又从何谈起。其实中国史学很早就展现出一定的人文精神，通过人事的角度审视社会现象和自身命运，关怀个体道德人格的完善。从“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惩恶而劝善”的《春秋》之作，到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再到“彰善贬恶，不避强御”的《史通》，以及“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的《资治通鉴》等等，无不渗透着浓厚的人文精神。

钱穆先生是一个极具人文关怀精神的史学巨匠，一生致力于中国的文化研究，对中国历史极富“温情与敬意”。《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充分体现了他的人文关怀精神，中国之历史学作为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传承之重要组成部分不失完全绝对的脱离人民的，然而人民是历史发展进步的土壤动力。中国之历史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对社会、对文化、对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华儿女医无尽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的关怀和诱导教化最终会使社会渐趋和谐，会使文化渐趋繁荣，会使今日之国民更具中国民族之国民性和民族精神。马克思史学先驱李大钊先生认为：现代史学给了人们“乐天努进的人生观”和一种新历史观，可以“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这些现代意义上的史学家，在继承传统史学人文精神上的基础上，对人文关怀又赋予了现代意义。邹兆辰先生曾举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的例子呼吁中国史学也要考虑人文关怀，在他看来“注意史学的人文关怀已经是当今世界著名史家的自觉意识，而对于今天紧跟时代潮流的新一代中国史学家来说，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课题。”在政治术语中，人文关怀是指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关心人丰富多样的个体需求，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当今社会正在向公民社会转型，执政党提出“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并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学、教育学甚至文艺学已经各自展现自身学科的人文关怀，史学在这方面如果还不有所作为，实在令人惋惜。

史学的人文关怀之所以不够，首先是受历史理性的影响。求实性是历史的根本原则，然而求真求实的实证传统和“秉笔直书”的史学笔法，一方面保持了史学的真实性和公信力，另一方面也相对弱化了史学的人文关怀，过度地讲求史学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会让史学变得冷冰冰。第二，史学研究视野的狭隘也不利于史学的人文关怀。史学工作者多着力于宏观史和整体史的研究，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革命史、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等方面，虽然近些年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已经被更多的学者重视起来，但总体来说，“大历史”的研究仍然是史学研究的主流。第三，注重人物外在行为的分析，忽视人物心理世界的剖析导致史学人文关怀的偏颇，以往史学对历史人物多从其所作所为进行褒贬，史学家对人的研究往往停留在人们的外在行为上，而对于人们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环境与社会心理活动方面的揭示不够，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值的我们借鉴。最后，史学工作者本身的工作性质与环境制约了史学的人文关怀。专业史学工作者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和教学，与外界接触不算太多。史学是一门需要耐性子的学科，需要和死的文献资料打交道，虽然近年来口述史的研究日益兴起，但真正走出象牙塔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的专业史学工作者少之又少，考古工作者除外，这大概是基于学术尊严的考虑，许多史学工作者不愿意放低身段与大众接触，这就不利于史学的全面发展和人文关怀。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3]255章学诚对史德的阐发，使得“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发挥到极致。史学本身就是一种人生修养，是一种道德锤炼。史学功用很多，但对我来说，史学教会了我摸着良心说话，有证据地说话。然史德除了实事求之外，还应有史学关怀之大义。史学的人文关怀是史学责任感和史家道德的体现，也是现代史学理念的应有之义。在当今我国社会转型和“以人为为本”的社会理念背景下，史学如何展现自己的社会关怀对于史学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平民传记作为记叙普通人民大众的史学文体之一，史学界对它的关注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史学的人文关怀。

二 平民传记：史学人文关怀的对象

何谓平民传记？钱茂伟教授认为“平民传记是书写平民或者凡人这样普通人物的传记”，然而平民传记值不值得写？由谁写？怎么写？写给谁看？这些都是平民传记发展所要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平民传记值不值得写

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而“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焉”[4]3。所以，在他看来，“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这种以“人群”为史之主体的态度实际上表达了梁启超的“新史学”主旨，即历史应“为国民而作”的立场，从此意义上看，作为国民主体的平民阶层，可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陈黻宸也认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5]574；“史者天下之公史，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也”。1963年5月10日，毛泽东就中共东北局与河南省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作出批示：“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自此中国史学界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四史”运动，许多专业史家也参与到这场史学革命中来，如翦伯赞、吴晗、戴逸等人。虽然这是一场在意识形态下发起的全民写史的运动，“当时的‘四史’编著，大多难以摆脱“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窠臼，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下，基本上未能脱离‘今昔对比’的叙述框架和‘忆苦思甜’的叙事逻辑，成为所谓‘对旧社会的控诉书，对新社会的赞美诗”[6]98，这场运动的价值有待商榷，但它至少透漏出一种“写人民群众历史”的史学取向。扬州大学周一平教授认为“现在写一些‘人民史’已有很好的条件，希望有更多的人做写‘人民史’的有心人，希望有更多方面支持写‘人民史’”，并提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写人民史的倡导。从以上这些史学观点来看，首先人民群众的历史是值得书写的；其次作为人民群众主体的平民也属于历史书写的一部分；最后，传记作为历史书写的主要形式之一，可以用于书写人民群众的历史。

平民传记是史学人文关怀的需要。传统史学已然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在正史传记中，也有平民人物的身影，但比例很少，为后世史学家所诟病。从二十四史的篇目中，我们不难看出有“游侠”、“忠义”、“列女”、“方伎”、“隐逸”等下层人物的记述。另各地在本地区的方志编纂中，也选取了大量的区域历史人物，这些人物较正史人物而言，则更多是普通人物，但其数量要远远比正史所载大得多。史学就需要这样一种悯人的人文关怀精神，即便是一些反面教材人物或者走向人民对立面的人物，也需要去留下史料，这样做的目的更多是发挥史学的警示和诱导作用，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趋于和谐，“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理念才能变成现实。

平民传记具有一定的史料保存价值。傅斯年曾明确指出在历史研究中“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史料依据是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至于平民传记有没有史料价值？西方人文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维柯曾说：“如果谁创造历史也就由谁来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就最确凿可凭了”[7]165，既然我们承认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是由每个个体组成的，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除了要具有宏观的研究视野外，也不能忽略个体史和微观史的存在。首先要弄清平民传记的类型和用途。平民传记类型可分自传与他传两种，在传记用途上，传记按其用途可分回忆型、纪念型、学术型、示范型四种，平民传记多用于追思过往，鲜作学术研究之用。从史料学来讲，史料有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之分，平民自传可作为一手史料，平民他传可作为二手史料。专业史学工作者可能会质疑平民传记的可信性不无道理，因为平民的知识结构层次有所不同，如果没有受过系统的史学训练，其传记作品的史料价值就大打折扣，恰恰如此，这就需要专业的史学工作者通过自己的理论去引导和规范，这也是专业史学工作者的职责之一。平民自传多数用于对过往的追忆，很少用于学术研究，因此掺杂一定的主观感情，但它更能反映出传主的真情实感和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心理诉求，其所处时空的描述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传记作品不可避免地会有遗漏和删改，存在一定的虚构性，这就需要专业史学工作者在使用平民传记史料的过程中，进行“去伪存真”的剥离，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在于能够虚中见实，陈寅恪先生能从《桃花源记》中剥离魏晋时期“坞堡”制度的史实，可见其史学功力之深厚。总之，平民传记在保存历史事实和反映历史心理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存在而且巨大，史学工作者且不可忽视。

平民传记的发展有利丰富史学内容和扩大史学队伍。“史学是史学家的”是一种极端的史学观点，单单从史学的包罗万象的特性来说，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史学不单单需要专业的史学研究成果和研究队伍，也需要业余史学者的加入。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和传媒技术的革新，历史话语权的分散是史学发展历程中不可避免的。专业史学工作者一方面在提升史学的同时，还要规范史学普及的相关问题，引导业余史学者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我认为专业史家在史学中的主体地位在未来公众史学发展下可能会出现动摇，但是专业史学在史学的领导作用不会改变，一旦专业史学失去了话语领导权，史学必然被社会大染缸拖入泥潭，不能翻身，其史学公信力将一无是处。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另一方面要加强本身的行业规范建设，任何一个行业学科甚至团体，都需要一定的规范来促进自身的发展，在当今史学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史学行业规范亟待建设与完善。美国社会之所以为世人称道，其行业规范制度功不可没。平民传记在史学开放的态度下能够起到丰富史学内容和扩充史学队伍的作用。

（二）平民传记由谁来书写

自明代嘉靖以来，盛行一种作传是史家的专职，不任史官，则不能为他人作传的观点，“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者，侵史官之职矣”，传统传记的作传权利长期把持在以史官和经师为主体的知识分子手里，普通百姓难以染指。对此观点章学诚提出“辩职之言，尤为不明事理。如通行传记，尽人可为，自无论经师与史官矣”，这里的“通行”传记，大抵相当于今天的通俗传记，其中包含平民传记的成分。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教授的两部小人物史学作品开创了平民史学的先河，两部作品分别为《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The Death Of Woman Wang）和《胡若望的困惑之旅：18世纪中国天主教徒法国蒙难记》（The Question Of Hu），王氏本是清初山东郯县的一个普通农妇，作者依据《郯县县志》、郯县知县的私人文献，以及邻县作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勾勒出了清初的庶民社会百像，胡若望和王氏一样是一介草民，成为了中西文化碰撞与冲突的牺牲品，在史景迁笔下，历史既有它自身运行的逻辑，也有耐人寻味的细节，因此历史的最好表述方法，就是在娓娓道来的故事中，表达作者对历史的关注与思考[8]193。这两部著作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平民传记，但它对人物的历史叙事颇有传记的意味。美国史学大家尚能如此用心于小人物书写，中国史家又何尝不可，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专业史学工作者完全可以写平民传记，去研究平民传记。

平民传记是关于平民的传记，平民自身也有作传的权利，写自己的故事，传播自己的故事。因为平民这个群体的庞大性，这就决定了平民传记史学中平民的主体地位。可喜的是近些年来已经有部分平民传记问世，也产生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平民传记作品，平民他传有童村的《一路走来》、胡辛的《网络妈妈》等，平民自传有陈燕的《耳边的故事》、张立勇的《英语神厨》、李崇安的《牵手一家人》等，专业出版社和网站也开始关注到平民传记，并组织平民传记的写作与传播。有些平民史学作品的质量不亚于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如弗朗克·麦科特的《安吉拉的骨灰》，这是一部打动了成千上万读者、连续两年高居全美国畅销书榜首的平民传记，本书是一个叫弗朗克·麦科特的爱尔兰贫民的回忆录。与那些伟人、名人的回忆录形成鲜明对照和区别的是，他所记述的是一个贫民家庭所面对的苦难。

总体来说，平民传记的作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文史工作者来作，包括一些职业作家，另一类则是由平民自己来作。专业史学工作的平民传记作品有其自身的学术和人文关怀价值，平民自己的传记也有它的好处，两者并无冲突，还可以相互借鉴和参考。

（三）平民传记怎么书写

史学历来讲求实录之精神，史家为求实宁可牺牲自己，这种优良的史学传统至今适用。平民传记的书写群体虽有平民自身和文史工作者，文史工作者因受过专业训练，对传记的写实原则有所体会，无需赘言。对于平民作者来说，应该加以引导其秉承实事求是的史学精神进行传记创作，这种引导既可以通过舆论引导，也可以通过座谈会和培训班的实践形式引导，这是其一。

传记写作的基本方法文学界谈的较多，有些传记写作理论和方法，非常值得借鉴，其中朱文华先生的《传记通论》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它是一部关于传记理论和实践的开山力作，其中许多理论与方法可以运用到平民传记的写作中来，本书分理论、历史、实践三篇，其中实践篇就是关于传记的写作问题，涉及传记选取、传记类型确定、材料处理、传记写作的实事求是原则、传记写作的谋篇布局与语言文字技巧处理等等，论述之详细，方法之可行，不失为一部好的传记理论与方法著作，平民或者学者可以通过多此书的研读，结合自身情况来进行平民传记的创作。

平民传记多以自传体形式居多，因为凡识文认字的人只有主观上愿意都有写自传和回忆录的可能，但是写出的传记质量水平参差不齐，就目前的平民传记而言，一是多是个人经历的回忆，对内心世界的挖掘较少。二是私生活论述较少，有些涉及个人隐私又有重大意义的事件避而不谈。三是传记偏文传较多，史学意义上的传记数量较少。四是多忆苦，论述特殊时期和困难时期的篇幅较多。针对以上四种情况作为专业的学者可以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加以引导，作为平民作者本身一些基本的传记写作理论和方法也应学习一些，通过专业和业余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促进平民传记质量的提升。

（四）平民传记写给谁看

新时期以后，传记出版成风，传记也成为仅次于小说的畅销读物。作为传记门类之一的平民传记也具有一定的阅读意义，钱茂伟教授认为平民传记可以小用，也可以大用，再小用上，平民传记首先给自己看，其次给家人看，给传主的后裔和亲人看，在大用上，平民传记给更多人看，因为传记是可以与大众直接分享的部分。

除了钱教授所言，平民传记还可以给专业史学研究者看，这里还要谈到赵庆云在《专业史家与“四史”运动》里的论述，他列举了国外学者对“四史“运动的评价，如利萨·皮蒂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伟大的‘四史’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诉说他们的生活史”。高家龙指出：“‘四史运动’中，中国历史学家精心编纂出版了数量众多的中文档案汇编，其中不乏可谓迄今最具有启示性的内部材料。”阿里夫·德里克和劳伦斯·施奈德在总结中国自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的史学时，将“四史”运动视作为数不多的亮色而着力阐发；“在60年代的‘四史运动’收集了大量人民经历的资料。如果历史学没有‘革命’，历史学家将可能永远丧失这些资料，他们总有一天会明智地利用这些数据资料的”。暂且不说他们的评价恰当与否，起码在这些繁杂的“四史”编著中，也有一些合格的史学作品。即便是史景迁先生的两部小人物历史著作也是供专业史学工作者参阅的，现在文史两界一些专业学者开始关注平民传记，研究平民传记，将来可能创作平民传记。

三 视野转换：史学创新之必走路径

史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产生了诸多理论和方法，其中不乏一些经典史学理论与法，至今适用。曾有学者指出中国史学发展滞后的一个原因之一，就在于方法论的僵滞，固然在理。《易经》有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当今史学工作者已经开始痛定思痛，探索中国史学的创新之路，其中史学视野的转换无疑是史学创新的一个路径之一。

“在历史发展探索与发现的艰苦历程中，研究者学术视野缺损，必然导致对历史真实的误解甚至曲解；反之，获得并依靠整体视野、多元视野、比较视野和跨学科视野，则为学术创新奠定牢固的根基。”[4]113史学研究需要具备这些视野，然而在具备的同时，我们还需要通过视野之间的转换来更好地观测历史，这样才能得出更接近事实的结论。钱茂伟教授一直致力于史学研究视野的转换，并提出用两种新的视角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二种视角由“国家史学而民间史学”的转换，对当今史学视野转换极具启发性意义。

视野的转换离不开史学观点的更新和改变，专业史学工作者仍是史学研究的主体，应该充分发挥其主体意识，引领业余史学者，而不是忙与其划清界限，不分青红皂白的猛烈抨击。任何极端的史学观点都是要不得的，尤其是专业史学工作者更应该全面地、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史学需要反思，并且在反思中不断进步，平民传记和民间史学就像小孩子，因为不成熟，可能会犯错误，专业史学工作者就像家长，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来教育和引导它们的发展。史学除了具体的“形而下”问题之外，还应关注人文关怀那些抽象的“形而上”问题。对待这些新生的史学产物，这里借用南宋青原行思禅师“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非山，看水非水；禅大悟时，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对待平民传记和民间史学，我们既不能一味地肯定，也不能全面否定，要客观公正地对待。

[1]李传印,邓锐.史学传统的现代转换的必要性和实现途径[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7,(2).

[2]邹兆辰.史学的人文传统与当代史学的人文关怀[J].江西社会科学,2005,(1).

[3]章学诚.文史通义[M].严杰,武秀成,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4]梁启超.新史学[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C].北京:中华书局,1989.

[5]陈德溥.陈黻宸集[C].北京:中华书局,1995.

[6]赵庆云.专业史家与“四史”运动[J].史学理论研究,2012,(3).

[7]维柯.新科学:上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8]钱茂伟.史学通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9]徐兆仁.功力、视野、理论——当代历史研究学术创新之本[J].史学理论研究,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