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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抵抗与超越:论20世纪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的范式转移

2013-04-07潘润润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3期
关键词:非裔文学批评黑人

潘润润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从早期奴隶口头叙事到后现代传奇小说,非裔美国文学(又称美国黑人文学)迄今已有逾250年历史。直到20世纪中期,大西洋左岸这一独特的族裔文化,才逐渐挣脱白人话语霸权的压制,成为自成体系的文学范畴,并 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疆域拓展。在这一漫长曲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著述斐然的黑人批评家和文论家。他们推波助澜,不遗余力,围绕着美国黑人文学的本质、形式和特征,进行持久不懈地探究和思辨,通过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建构,为黑人文学正本清源,为其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学中觅得一席之地。

然而,由于非裔美国文学的复杂性、多元性和杂糅性,非裔美国文学批评内部同样存在异质的、多元的声音。从其发展历史来看,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经过多次范式转移,主要围绕着文学的艺术审美和意识形态这两个问题,此消彼长,呈螺旋式发展演变。针对批评范式转移的研究中,学者通常从共时的角度,将之归因为历史文化语境和研究领域内部知识更新的需要。习传进分析了80-90年代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的转型,强调引起转型的社会文化背景,概括为三方面:文化身份的焦虑,政治文化运动的影响和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尤其是在80-90年代风行西方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思潮,“为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和理论资源”[1]12。

不可否认,文学批评作为与哲学、历史学毗邻的学科,无法切断与社会文化千丝万缕的维系。但是,正如为批评“解剖”的弗莱(Northrop Frye)所说,“文学批评的对象是一种艺术,批评本身显然也是一种艺术”[2]6。因此不能仅仅满足于将批评隶属于任何一种来自外部的批评态度,或夸大了文学批评中那些与其他外部根源有联系的价值,仅仅使其沦为宗教、政治的滤色镜。避开草率的价值判断,下文基于这种“自足的”批评艺术观,暂且隔断社会、政治、种族等参照系统,将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置于诠释学的视域下,从历时的角度观察其范式转移的轨迹,以期厘清被理论频频更迭所遮蔽的内在发展逻辑。

一 理论之前:效仿传统的批评

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化表征危机”,人类每一次思维范式的转变,其背后是一系列对知识、真理、和世界加以重新拷问的理论,并从而衍生出更多或为归纳、或为演绎的新兴理论,以及随之附带的批评术语、模型和方法。结果,累积堆叠的理论,使作为媒介的语言不断膨胀,阻隔了诠释最终通向理解的道路。挪用柏拉图有关洞穴的比喻,过于依赖理论,就犹如凝视火光照应下斑驳摇曳的影子,永远无法洞察真相。因此,有必要回归到理论泛滥之前的理解模式,即诠释学的方式,来阐释非裔美国文学批评本身。

诠释学,作为一门理解的艺术,首先从本体论上预设了文学的本质。张隆溪在《道与逻各斯》一书中,为文学诠释学寻求合法性,追溯浪漫主义超验论的源头至柏拉图的《伊安篇》。其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道出诗歌的源泉乃是诗人在神灵凭附时获得的灵感。诗歌作为诗人无意识的产物,自然需要除诗人意图以外的、额外的评论和诠释。[3]实际上,文学创作的超验论并非西方独创。在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中,刘勰用“道心惟微,神理设教”,从本体论上将文学定性为“神理”的产物,是圣人依照神秘的启示所作,意在阐发道的微妙精意。

中国文学中的“圣人”类似于西方的“天才”,唯有他们才有资格通达天意,晓谕平民。他们的介入为诠释学提供了从认识论上界定文学的依据。圣人所创作的篇章称之为“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文心雕龙》)作为永久不变的根本道理,不可改动的大教训,“经”成为我们现在所称颂(或鞭挞)的“经典”,构成了一切诠释的源头。西方的诠释学即源自公元前6世纪对荷马的寓意式解释,以及对犹太教律法进行注释的《米德拉西》和《妥拉》。随后渐渐成为宗教神学中探究如何阐释上帝旨意及《圣经》经文的独立理论系统,形成了一套系统化的方法论。

在早期非裔美国文学批评中,超验论、天才说和作为传统的经典同样是寻找合法性的依据。由于非裔美国文学特殊的历史,对它的系统批评在20世纪初才渐成雏形。第一位对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杜波依斯(W.E.B.Du Bois)。他认为黑人艺术家一定要去创造美、歌颂美和实现美,但同时他又强调在创造美的过程中,黑人艺术家必须认识到美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与真理、美德和公正是联系在一起的。[4]文学家,如同古希腊哲人,或者布道师,传播的是神祗的理念。对这些抽象的超验概念的追求,说明杜波依斯对文学的批评是建立在西方传统的审美经验之上。杜波依斯还提出了富有争议的“天赋异禀的十分之一”(the Talented Tenth)的论点,认为十个黑人中有一个能成为他们种族的领袖,提倡通过教育、写作或直接参与社会变革来实现他们的潜能。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精英主义色彩。

早期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的范式建基于一种(可能是无奈地)对双重文化身份的认识,和对非洲和欧洲双重文化传统的继承和阐释,以期得到主流社会的接纳,并指引更多的黑人参与到民族文学传统的批评和建构之中。在描述黑人传统文化特征时,杜波依斯用“双重意识”这一概念:

美国黑人的历史是这样一种抗争的历史——渴望获得有自我意识的人的地位,渴望把他的双重自我融入更好更真的自我。在这种融合中之中,他希望不要失去原来的自我。他不想使美国非洲化,因为美国要教给世界和非洲的太多了。在白色崇美主义的洪水中,他也不像去漂白他的黑人魂,因为他知道,黑人的血对世界有启示意义。他仅仅希望:一个人既是一个黑人,又能是一个美国人,不受同胞的诅咒和唾弃,不让机会之门当着他的面粗暴地关上。[5]2-3

非裔美国小说的传统,还揭示了《圣经》故事和《圣经》的超自然力量与对非洲女神、巫医和宗教信仰的重新解释或此三者的混合之间的冲突。咒法和巫术最终同欧洲白人的魔法和鬼怪传说、土著人的仪式混为一体。对神秘、巫术、神话和遗留的非洲宗教的这种信念,补充了西方意识中既矛盾又合理的犹太基督教的形式,并与之竞争。

这一时期的非裔文学批评是一种效仿西方传统文学批评模式的实践。模仿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切艺术的本质。但是,效仿传统的批评,与现代诠释学鼻祖弗雷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所践行的一般,只是在方法论层面对诠释进行了指导,未能真正建立自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出于对自为体系的追求,新一代黑人批评家和理论家逐渐放弃两种传统融合的倾向,转而走向为抵抗而进行的批评。

二 范式转移:基于抵抗的批评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影响的焦虑》中提出,伟大的诗人只有通过对前辈诗人和文学巨匠的作品误读,才能创造伟大的诗篇,树立自己作为诗人的形象,建立自己的威信。在阐释过程中同样不可避免会出现误读,甚至刻意的误读,我们可以称其为“抵抗式的批评”。但是对于人文学科来说,误读并非坏事。施莱尔马赫这样理解误读:“严格的诠释从误解开始。”[6]3海德格尔哲学的继承人伽达默尔用“偏见”来说明所有理解总是始于一个既有的理解视域,又回归到这个视域。他认为人文世界是人类自由创造的世界,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执着于客观性的追求。相反,主观性体现的正是人类的创造性,因此,富有创造性和主体意识的抵抗式批评才是体现人类价值的实践。[6]

在经历了摹仿传统的初期阶段之后,非裔美国文学的批评范式开始转移,以一种富有创造力的方式进行抵抗式的批评,寻求自身主体性的建构。20世纪20-30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理论家阿兰·洛克(Alain Lock)率先反对杜波依斯有关黑人文学家同时继承两种传统的观点。他主张采纳泛非洲主义的批评,将文学艺术视为一种界定黑人身份并促进种族自豪感的方式。他的观点得到著名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的支持。他的诗篇“黑人谈河”(“The Negro Speaks of River”)以史诗般的宏大气势,讲述黑人遍布世界的历史足迹,令人折服。

继而,美国黑人文学史上第一位获得世界性声誉的文学家、批评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以更激烈的抗议方式,开创“抗议小说”的热潮,深化了美国黑人的民族主义情结,却也让黑白种族之间的鸿沟显得更无法逾越。他要求“艺术家们放弃艺术的审美观,也不要希冀利用文学作为进入白人社会的敲门砖,或者恳求社会公正的请愿”[6]。理查德·赖特过激的民族主义和小说中的自然主义倾向,引发后起之秀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和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等黑人作家和批评家的抨击。但是民族主义的倾向总归是延续不断,逐渐演化成与白人文化相抗衡的“以黑为美”的黑人美学。

在《存在于时间》中,海德格尔将诠释学从方法论升华为本体论。对他而言,理解不只是一种了解的方式,还是一种存在的方式。因此,诠释所承担的是对存在的意义的解释,一种去蔽(aletheia)的过程。对于非裔美国文学批评家,批评所承担的正是这样一种去蔽的过程,批评即存在方式,只有通过抵抗双重意识概念下编织的传统,黑人作为一个民族才能走向差异,并通过差异的认识重新界定自身的主体性。

三 理论之后:超越疆界

从重复到误读,从传统到抵抗,反映出新旧范式更替之间批评家对于差异的追求。然而,在认识到差异存在,偏见不可避免之后,还需要有超越的意识。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坚持,诠释的目的不是理解及阐释那个作品对于它的原始读者与作者意味着什么,而是理解及阐释那个作品对于现在的我们能意味着什么。依照他的观点,诠释带来了一种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他者与我们的对话,这种对话发生在二者视域融合的瞬间。

20世纪80-90年代,非裔美国文学批评范式再次转型,推动着文学批评家们放下作为抗议武器或者身份筹码的语言工具,转而秉着开放宽容的精神达成对话和沟通。小亨利·路易斯·盖茨是其中的中坚力量,因为建构黑人文学文化批评话语的卓越贡献,被誉为当代“美国学术界最杰出人物”[7]。盖茨的研究以黑人文化传统为基础,运用西方主流文学理论,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方法,对黑人文学文本进行细读,推出了“表意”理论和“黑人性”理论。他如此概括自己的批评研究:

我一直想界定一种非裔美国的批评理论,这并不是想使黑人文学神秘化,或者说模糊黑人文学的创作方法,而是表明黑人文学艺术的文本结构和语言层次究竟是怎样的。通过仔细探讨隐含在传统文学中的逻辑结构,我希望通过黑人文本的转义或隐喻性意义表述的层次鉴定,丰富读者的阅读经验。[8]20

以“丰富读者的阅读经验”为目标,实则是对欧洲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批判,代表着对差异的追求,更指向多元的阅读和批评经验。文学作品是崇高的,因为它具有创造力,它创造意义,确保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这差异赋予我们独有的身份感和主体性。

如今,本着尊重差异,崇尚多元的理念,非裔美国文学批评家以更广阔的批评视野,从语言、文化、哲学、美学、修辞学、叙事学、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和文化诗学等多维视角对美国非裔文学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探讨,从而在理论上基本确立了美国非裔文学批评的合法性地位。

结 语

通过引用诠释学的核心概念,对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的发展,特别是范式转移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其遵循着传统(重复)、抵抗(差异)与超越(多元)的轨迹,螺旋式地良性发展。从重复到差异,是从推崇客观性到欣赏主观性的升华,是文学研究对人类文化的拓展性思考,是对理性科学思维将人异化,与语言、思维、诗分割的反抗。从差异走向多元,则代表着对语言本质的领悟。必须认识到一切理论都是为了阐释所设,当理解达成之后,我们需要走出为各自所设的语言樊笼,走向伽达默尔所说的“视域融合”。

[1]习传进.走向人类学诗学: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非裔美国文学批评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诺思罗普·弗莱(陈慧等译).批评的解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3]Zhang Longxi.The Tao and the Logics[M].Durham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2.

[4]Michael Groden.& Martin Kreiswirth,ed.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M].Baltimore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

[5]W.E.B.Du Bois.The Souls of Black Folk[M].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94.

[6]约埃尔·魏因斯海默(郑鹏译).哲学诠释学与文学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7]李权文.小亨利·路易斯·盖茨研究述评[J].国外理论动态,2009,(8):89.

[8]Houston A.Baker.The Journey Back:Issues in Black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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