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志毅

（大连大学 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622）

社会学术文化的发达，首应注意学风道德及研究方法的探讨。因为对于人文学者而言，此乃关乎其学术修养及人格操持大节，从而影响及于一世学术风气之形成培养，切切不可轻忽怠堕。对此，我有些微末之想，亟欲拈出求教于同道，下试述之。

一、要学会尊重理解古人，克服今人高明于古人之妄想。受西方影响，人们习惯于从片面进化论的观点评判历史，于是我们今日好似立于历史最高点俯视古人，从而有我们比古 人高明之想。且不说古代先民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取得的生存发展硕果，足以证明他们就是其时最大的成功者；即便从一般的发展进化观点看，古人积累的文化不仅是今日社会发展的起点，而且是今日必须参照挹取的珍贵历史资源。故从此意义上讲，如无古人则必无今日世界，那么绝不可轻议古人，更无权贬谪灭弃古人。有学者指出，是钱大昕概括提出“实事求是，护惜古人”的传统文化研究原则。①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又有学者指出：“先哲有言：读书当与古人相较，当自以为愚。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弊端之一，或为学人往往自以为智，因而天才想象和文人气质难受真理与逻辑的控制。守成尚且力所不逮，却竞相推陈出新，结果陈义纵高……误人害世。”②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所谓“天才想象与文人气质”往往难成学者气象，麻烦每由此生，而世人则多难洞明。今世之人或动辄訾议诟詈古人，借以博取高世大名，但古代学者多不敢轻为此举，近代以来却莫此为甚，此中原因，发人深省。语云：“不薄今人爱古人。”论学应当宽宏雅量，有容人之度，切不可傲视古今，睥睨一世。如有学者自以为识得西洋学术新义，谓章太炎“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其所作《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杨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两千年了”③岳玉玺等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章太炎真可如此一切骂倒吗？似如此肆口无忌，有失学者宽宏求是雅量。钱大昕有曰：“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千虑容有一失，后人或因其言而信之，其贻累于古人者不少。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④钱大昕《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36页。钱氏以此劝喻王西庄，已传为学林嘉言。这里指出学术批评之必要性，但一要实事求是，二须词旨宽厚，三当护惜前人。切忌率意妄诋而无当，反自成其妄。学风道德关乎世风之美恶薄厚，故侧身学林，务应以谦和谨敬躬自检束。不可妄贬古人，为尊重传统；不可轻诋今人，以淳厚世风。总之，二十世纪以来激烈反传统的遗害，至今犹当引以为鉴。

二、应学会从历史出发去研究历史，而不是先入为主，即从现实发现问题，然后返观历史去探寻答案，以作为自己现实推断的佐证根据；其下者乃以己意和想象为据伪造模塑历史。似此都缺乏史学研究自身的实事求是之意。从学术立场上讲，因研究历史的目的不同，决定了研究历史的方法各异，但无论如何，都必须尊重历史。其实若从纯粹的史学研究层面讲，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是要透过历史活动的表象，深入探究古人在思考什么以及如何思考，如此方可认识古人行为的真实内在原因，从而对历史作出正确如实的解释评价，亦即真正认识了历史。因此务必要先读书，培养起对历史的基本感知理解，然后由此出发再去研究历史，求索真相，则可达“虽不是，然究亦不远之境”。有学者指出：“近代国际汉学的方法，虽然轨则不一，基本倾向是重在发现，可概言之为找材料。中国传统治学则首重发明，先读完书以求贯通，才能不失之于偏蔽，因而贵通人而不重专家。”他把王国维与胡适的方法作了区别比较，“前者主张读书，后者实为找材料。王国维以为，‘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这不仅是批评疑古派，也针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胡适科学主义。因为‘胡先生想把国学开出一细账来，好像是索引，一索即得。但是细账开好后，大家便利了，也就不读书了。’萧公权也主张在假设与求证之前，应有一放眼看书的阶段，以免‘思而不学则殆’。胡适与顾颉刚等人往往在立论之后才大量补充材料，虽因悟性高而不至于大谬，毕竟有先入为主之嫌”①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尽管论者的批评有所保留而显得婉转，但其所言颇有是处，且我亦有同感。如我曾指出过引得式或曰索引式治学方式的弊端，“即它在方便检索的同时，也有助长不良学风的倾向。这里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如研究西汉的社会历史，只少要熟读《史记》与《汉书》两部基本史籍。因为这是当时或稍后的学者，根据亲身闻见的史料撰作而成，因而它们是认识西汉社会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诸如当时曾面临哪些社会历史问题，其中哪些问题得到解决，或解决到什么程度；哪些问题没有解决，或者是如何被搁置起来了。又如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如何，什么构成当时社会的思想评价体系，等等。这些在《史记》、《汉书》中都有反映。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学者才有可能在较为完整的知识背景下去研究西汉社会，同时这也是确保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基本条件。为此，首先必须对《史记》《汉书》等基本史料通读考察，建立起对西汉社会历史的整体概略认识，获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基础。现在有人则不然，并没有通读彻悟《史记》、《汉书》等史籍，仅凭对西汉社会历史的片断了解，便贸然依据引得查寻《史记》、《汉书》中相关概念字句，再以其在现代生活经验中培养起的思想观念为依据，经拼凑整合，牵引成文，如此去论述阐发西汉的社会历史。这样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西汉社会历史的实际，实在令人怀疑”②葛志毅：《谭史斋论稿续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即首先必须读历史，培养对历史的体会感知觉悟，使身心融入历史的境界之内，能与古人精神相通，然后才能谈得上研究历史。按如此要求，培养一个真正的历史学者，绝非易事。

三、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必须树立一种如钱穆所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同时要拒斥所谓事实“中立性”原则。所谓事实“中立性”原则，指在科学研究和理论活动中，人应该保持中立，尽量减少乃至排除自己的主观因素，诸如兴趣、爱好、价值观等的渗入，倡导“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与态度。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坚持事实“中立性”原则，乃是科学主义（主要指实证主义）重物轻人的表现之一，并对其持批评态度。他们指出，它实质上割裂了事实与价值、客体与主体、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排斥理论活动与科学研究中的人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其极乃有在科学活动中不应该谈论主体的主张。③李瑜青：《人本思潮与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这种事实“中立性”原则极不应存在于人文学科的研究之中，但它在中国却随着科学主义的影响而长期存在。胡适与傅斯年都提倡科学，所以实质上都主张以事实“中立性”原则研究史学，这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及《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都有显然的反映。傅斯年认为，研究史学只是整理材料，“反对疏通”，“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④岳玉玺等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181页。。这是服膺事实“中立性”原则最典型之例。若论其是非，实较为复杂，它涉及到具体研究方法与人文学科特殊性所决定的人文学者应持的学术观念之间的差异性问题。梁启超认为清代高邮王氏父子治学方法有科学精神，并归纳出六点，其“第二曰虚己”，即考证家应避免“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而应“先空明其心，绝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⑤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3页。。如梁氏所言，为研究结论的可信，我们必须保证客观求实、求是的态度，就是说，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不能存有丝毫的主观臆想、武断曲解之处，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崇实黜虚的客观态度及方法。但是，作为一个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文学者，在总体上所应持的学术观念，则与此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就是为发掘中华文化之精粹，弘扬中国的民族文化精神，提高国民的民族文化意识；所以首先必须树立起对中国文化的尊崇与敬意，这是最为重要的，同时是人文学科之特殊性所决定的，也是五四直至文革的历史所提供给人们的启发借鉴。

这里可举三皇概念作为例证，说明我们对中国文化所应持的态度。三皇五帝史统是中华先民积累起的民族文化信念所在，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意识根基，它是对民族自身及宇宙世界本源的解释体系，其中包含特定的价值内涵。无论是从研究或者理解的角度，都不能像对一般的科学概念那样看待三皇概念。三皇是以天地人三才作为其原型，即认为天生之、地养之、圣人治之是宇宙结构形成的基本原理。《新语·道基》曰：“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按“传曰”表明它是一个前有所承的久远思想观念，先秦古书可以证明此点。其意谓天地形成过程中伴随着万物化生及宇宙之形塑，于是有圣人首出御世，施教化治理之功成就之。《汉书·律历志》之《世经》则说为“炮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此乃为入手理解中国古代人文历史所应具的基本意识。以此为基本原理，引申发展出先民认识宇宙世界的道术体系，并结晶为历代相承的经史传统。这其中有历代圣贤的生命体悟，包括他们的智慧感知所融通的硕果。对于这样一个由智性觉悟积累起的经验性知识体系，我们必须理解它，尊重它，但是不可能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方法分析研究它，那样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其不可信，此正乃五四以来疑古派失误之症结所在。这样一套由智性觉悟融通起来的经史道术体系，复由历代圣贤的经纬翼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生命信念之元。若用怀疑的方法使之分析解体，就相当于摧毁夷灭中华民族生存立世的生命信念根基，没有比这个作法更鲁莽不合宜了。这就是我一向反对作为人文学科之一的史学科学化的原因之所在。⑥参葛志毅：《历史真谛在其人文内涵而不在其是否是科学》，载葛志毅：《谭史斋论稿四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乃和曾从我读硕士，聪敏好学，后入晁福林教授门下读博士，经多年努力已学有所成。因其近年的研究成果《古代社会与政治》即将出版面世，索序于我，余因赘述如上以为喤引，兼存与乃和讨论之意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