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野

(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江苏徐州 221116)

艾思奇哲学大众哲学理念的产生是其所生活的时代的需要，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以其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己任，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修养，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汲取民族传统哲学文化精髓，并在充分展现个人非凡哲学素养的基础上，通过认真学习、思考和反复提炼总结而逐步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 残酷的社会历史现实，是艾思奇大众哲学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思想也不例外，就是在满足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需要的基础上，用于指导斗争的思想武器。19世纪40年代开始，伴随着西方列强逐步侵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个民族和国家陷入了灾难的深渊，广大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倒行逆施，实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此时，民族的未来将如何，个人的出路在哪里、靠什么来救中国等问题成了当时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时担任上海《读书杂志》编辑的艾思奇，也收到了众多读者的来信，特别是失学失业的青年，他们无不吐露了自己对民族和国家的担忧以及心中的苦闷，希望艾思奇能够给以解答。残酷的社会现实极大地刺激了艾思奇，唤醒了他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艾思奇感知，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缺乏正确的世界观指导，由此艾思奇认为，“使更多的人把握正确的认识武器，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正确的生活道路，是理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2］艾思奇从当时国民受教育的不多，国民受教育水平低基础出发，认为要想使人民群众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思想理论武器，必须运用大众化的日常生活语言。此后，艾思奇便以通俗的口语化的语言形式，以满腔热情投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为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和群众的需要，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此时艾思奇开始大众哲学传播生涯，为克服社会上各种反动唯心思潮的消极影响，为抵制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号召广大群众与反动派进行斗争来谋求中国的解放作出了杰出贡献。因此，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理念是满足时代呼唤和人民需求的必然产物。

二 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是艾思奇大众哲学思想形成的理论条件

1.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其提供了理论渊源。

艾思奇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参加革命实践中实现了他世界观的转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艾思奇认为:“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于一切事物的最根本的观点，就这个意义来说，哲学又可以说是研究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最根本的道理的学问”。［3］艾思奇在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读了《新青年》《向导》上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文章。由于艾思奇的长兄在东南大学学习西洋哲学，他向艾思奇介绍了西方哲学的思想，并寄了许多西方古典哲学的书。这为艾思奇在日本研读马列著作奠定了基础。1927—1930年间艾思奇两次东渡日本留学，为了追求真理研读了大量的马列原著，《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以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艾思奇在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深刻体会到了列宁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阶级意义，看到了哲学上党派之间的斗争，并在以后的现代哲学史研究上，坚持列宁的哲学党派性的原则。艾思奇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为了把握科学的宇宙观，并且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宇宙观才能为人民指出正确的救国道路。“我总想从这里找出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科学真理，但都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感到豁然开朗，对整个的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4］此后，艾思奇根据中国国情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实践相结合，进一步研读马列著作。在此期间，艾思奇积累了深厚的马列主义哲学理论，为其产生和发展大众哲学提供了理论源泉。

2.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

艾思奇1910年生于云南腾冲和顺李家大院，生活在一个勤劳和谐的家庭。在父亲的言传身教，师长的严格要求下，受到了良好的哲学启蒙教育，为其大众哲学思想理念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知识储备。艾思奇在七岁时，进私塾读书，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后来又学习了《论语》《孟子》等，有了一定的古文基础。艾思奇的父亲李日垓在京师大学堂修过中国古代哲学，他对哲学的意义和作用有着深厚的认识，常对艾思奇进行灌输。在他16岁时，父亲李日垓教他读《老子》《庄子》《墨子》等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并加以讲解，帮助艾思奇了解其中的哲学道理，引起了他对哲学研究的兴趣。艾思奇尤其对传统典籍中的朴素唯物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此深信不疑。在儿时艾思奇的生活中便处处可以看到艾思奇反对封建迷信的身影“既然祢嘞佛不会吃，供它干什么?不要迷信了，天下根本没有鬼神!”［5］这些优秀的民族传统朴实唯物主义思想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扎下了根，对他后来的选择研究、传播唯物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为其大众哲学思想理念产生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3.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为其提供了宝贵借鉴。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现代精神的精华，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和发展的结果。艾思奇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对许多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他沿着毛泽东同志开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探讨理论问题。艾思奇强调:“毛泽东的哲学是从革命斗争中概括出来的，有实际、有理论、深入浅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6］

1937年，艾思奇奉党中央的调令，从上海到达延安。到延安后艾思奇与毛泽东有着密切的交往和思想的交流。1939年艾思奇参加了毛泽东同志组织的哲学小组，二人常一起学习。1941年艾思奇听了毛泽东同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收益很大。在这一时期艾思奇深刻地体会到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一道理，并积极在自己的各项工作和理论活动中贯穿着这一基本理论，特别是哲学道路上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同志更是将编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交给艾思奇，所有这些交往，使艾思奇十分熟悉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无疑为艾思奇学习借鉴毛泽东哲学思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理论研究上也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不再是纯粹的哲学思考，而是紧紧和中国的现实问题，党的工作中心和抗日救国的主题联系在一起。艾思奇说:“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和具体化了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7］

三 非凡的个人素养，是艾思奇大众哲学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

首先，优良的素质是艾思奇大众哲学思想产生的前提。艾思奇为了中国的未来和人民的解放，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为人敦厚诚实、真诚待人，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对他曾作出这样评价:“艾思奇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好就好在老实忠厚、诚心诚意做学问。”［6］艾思奇聪明能干、记忆力强、喜欢沉思。在学习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有计划地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深入分析了民族、宗教观念，以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启迪人们探求真理，积极寻求救国的革命道路。艾思奇学识渊博，从小受革命家庭的熏陶，学习了中国的传统哲学，青年时曾两次留学日本。他将哲学和生活结合起来，通俗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了革命真理，写作出版《大众哲学》等著作。艾思奇胆识过人，掌握真理，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敢说、敢做、敢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武器，具有在理论上善于战斗的才能和勇气。

其次，艾思奇不凡的个体实践经历对其大众哲学思想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艾思奇是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口号，最早是在1938年他发表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提出的。艾思奇说:“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7］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

［2］郭晶婧.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J］.华章，2012:1 －20.

［3］艾思奇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26.

［4］一个哲学家的道路——回忆艾思奇同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127.

［5］杨苏.艾思奇传［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11.

［6］马汉儒.哲学大众化第一人——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84－192.

［7］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87－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