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龙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重庆400013)

8年前的一天，笔者与萌萌先生聚会时，她突然说:“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尽管当时没有机会进一步阐述其意义，但是每当想起她这句话时，依然有着一种莫名的震撼感:为何死于羞愧?

一、问 题

如同萌萌一样，笔者一开始自然是从“个体经验”［1］23出发去理解这“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然而，稍微熟悉她思想的人都知道，即使是在常人看来的一些“个体经验”议题，萌萌都能将其背后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提炼出来。比如，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耳熟能详的苦难问题，萌萌后来发现它已越来越私人化，从而沦为一个“个人的问题”，而这一发展使她感到“惊悚”［1］4。同样，萌萌提出“死于羞愧”后也没有自限于心理学与人类学的个体层面，而是将其拓展至“民族与命运”的政治哲学意义。及后，在其遗稿中看到以下感叹与拷问:

在生存际遇的困境中死于羞愧，

在西方学术面前死于羞愧，

在自己的学术绝境中死于羞愧，

如何寻找自己的学术出路?［1］26

“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在技术理性和物质欲望占主导的今天技术时代，思想者可能死于无思想的各种自设陷阱，我的经历与见闻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性范例。我原来只想从个体经验出发研究它，也算对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经历的回想，后来发觉它隐含着“民族与命运”的政治哲学意义，因而它能提供另一种眼光看待今天世界格局中的所谓“现代性冲突、危机以及恐怖主义”。所以，这个命题绝非是外在的、抽象的一句美文字［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