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连仁

近代以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组织松散，政治衰败，农民与国家政治关系处于游离状态。因此，对农村进行政治整合，重构乡村社会组织、政治力量和政治关系，就成为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统治者曾试图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但他们既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和方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规模的以“党支部下乡”为标志的现代政党运动①本文所说的大规模的“党支部下乡”运动，是指1949－1956年间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地在乡、村普遍建立基层组织的现代政党运动。这一时期，乡、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党支部。村一级建立的党组织基本是党支部，乡一级的基层党组织多数是党支部，部分是党总支、党委。，在乡村普遍建立党支部等基层组织。同时，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重组乡村权力结构和社会力量。这种以政党权威进行的农村政治整合②政治整合与社会整合是紧密相关而又有区别的概念。社会整合强调的是社会范围内各子系统的协调和有序运行，作用对象是社会。政治整合更加侧重于处理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双向互动关系。本文从“党支部下乡”与农村政治整合的关系视角，探讨中国共产党以政党权威进行的乡村政治整合问题，也涉及到社会整合问题。，使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的统治力渗透到农村底层，乡村各种社会力量被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中。

一、“党支部下乡”：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发展

世界近现代史表明：政党组织及政党运动在政治整合中起着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处于优势地位的执政党的政治整合包括了广泛的内容，执政党自身组织体系的构建、党员政治功能的准确定位等，既是其进行政治整合的基本条件，也是政治整合的重要内容。正如有学者所说：执政党的政治整合“包含了比社会整合更丰富的内容，即执政党除了要对异质的社会进行整合之外，还要对自身进行整合，即执政党为了提高对社会的整合效度，从成员角色、组织结构、文化价值等方面进行调整和变革”③王邦佐、罗峰：《从一元转向多元——关于中国执政党政治整合方式的对话》，《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7期。。作为新中国的执政党、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在现代中国政治整合中起着核心作用，完善的组织体系和党员作用的发挥是它进行政治整合的基础。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度，在广大农村建立和完善基层党组织，既是中国共产党完善组织体系和自身整合的需要，也是对乡村进行政治整合的必然要求。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乡村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吸纳农民党员，将政党力量延伸至其所控制的农村区域（根据地、解放区），促使乡村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变迁。这被学者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下乡”运动①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截至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共有20万个党支部，其中地方支部16.9万个。而农村支部占地方支部的79.8%，大部分集中在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在326万地方党员中，农民出身的党员占比达83%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但是，革命时期的中共“党支部下乡”尚局限于局部农村，即使在局部农村建立党支部也并非普遍，建立的农村党支部也处于秘密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公开建党的进程，迅速建立起由中央到地方、到基层的全国组织体系，这就为党支部大规模下乡、普遍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准备了条件。不过，建国后最初几年，鉴于纯洁党的队伍的要求、增加党的工人成分等考虑，中共中央对于在农村吸纳新党员、新建乡村基层党组织，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制定了限制发展甚至暂停发展农村党员的政策规定③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发出的《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和1951年4月通过的《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都明确做出了限制农民党员和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的规定。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43－24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13页。。对农村工作特别是土改工作，党和政府采取由上而下派出由党员、干部组成工作队的方式来组织领导。因此，1951年至1953年间，农村党员和党支部发展缓慢，甚至1951年农村党员数量比上年还有所下降。

随着新区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关于领导农村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原来的主要依靠派工作队进行领导，变为主要依靠乡村基层党组织进行领导。这种领导方式更直接，容易被农民接受，因为乡、村基层党组织就在农民身边，党员也是农民所信任和熟悉的乡村新精英，农民把基层党组织视为自己身边的内生型组织。为此，中共中央调整了关于农村党员和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的方针——由限制发展变为大发展，强调要在乡、村普遍建立党支部。中共中央于1952年5月做出的《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和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4年5月通过的《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对农村建党的步骤与方法上做出了新的规定，提出今后要在农村大力发展党员，在没有党组织的12万个新区乡村、2万个老区乡村中建立党组织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01页。。“第一步发展到每个乡10个党员左右，已满10人者应适当地再加发展”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72页。。到1954年11月，在全国农村22万个乡中，已有17万个乡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此时，乡级党组织绝大多数是党支部，少部分是党总支或党委）。农村党员数量由上一年的335.7万人快速发展到近400万，占农村人口的0.8%⑥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五），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但中共中央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发展还是太慢，还不适应农村工作特别是农业合作化工作的需要。为此，中央组织部于1954年11月至12月专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党的组织工作会议，要求1955年至1957年，再发展200万至300万名农村新党员，使农村党员总数达到600万至700万。会议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形式作了新的规定：在乡支部统一领导下，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中，可建立党小组，党员多的可建立党支部；党员超过50名的乡，可建立乡总支部，在合作社中建立分支部。乡党员虽不足50名的乡，也可以成立乡总支部⑦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五），第11页。。

这是中共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发展的重大改变，不但要求农村党员人数快速发展、乡一级要普遍建立基层党组织，而且要求行政村、合作社一级也要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1956年9月，中共八大党章更做出明确规定：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乡和民族乡，每一个镇，每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每一个机关、学校、街道、军队中的连队和其他各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在企业、农村、学校、各部队中的党的基层组织，应当领导和监督本单位的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34页、337页。1957年1月，中央组织部又提出原则性建议：农村的基层组织的层次，一般以建立两层为好。在设立乡党委的地方，高级社一级建立党支部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1页。。

正是由于这种“党支部大规模下乡”政策的贯彻实施，1954年至1956年间，农村党员和基层党组织获得了飞速发展。到1956年底，农村党员发展到670万人，与1953年相比，增长了近100%。98.1%的乡镇建立了党委或党总支、党支部③中共中央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资料汇编》（内部发行），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年，第136页、331页。，绝大部分行政村（高级社）建立了党支部。这样，党的基层组织不但基本实现了在乡镇一级的全覆盖，而且一直延伸到行政村、生产单位（合作社），从而完善了党的农村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作为社会动员和政治整合的基本组织资源，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基础。

这种党组织大规模延伸、渗透到农村最底层的情况，中国其他任何党派都没能做到。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时，也曾试图把它的基层组织往下延伸，但最多不过达到乡镇一级，而它在乡镇一级也未能普遍建立基层组织。而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年中，就把触角延伸到中国乡村社会的最底层直至边陲地带，这就从组织上、制度化的渠道上，打通了它与农民的联系，其领导体制延伸到乡村社会末端，使它的指示精神能够畅通无阻地达于农村社会的神经末梢，它对农村的领导变得直接又高效。由此党和国家实现了对乡村的实质性政治渗透，乡村社会开始了广泛的政党化、政治化的过程。正如有学者所说：“‘政党下乡’的过程，就是政党组织向乡村渗透，并将农村社会政党化的过程。由于中国的国家转型是通过以党建国、以党领国的方式进行的，农村社会的政党化就意味着通过政党组织寻求农民对国家的认同和支持”，而中国乡村整合“恰恰得力于政党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是政党而不是其他组织成为农村整合的主要力量”④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总之，共产党通过建立乡村党支部等基层组织以及吸纳农民党员而达到了进入乡村社会的政治意图，同时又把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为乡村整合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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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村政治整合：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重建乡村组织和权力结构

“党支部大规模下乡”带来的乡、村基层党组织普遍建立和党员数量的大发展，为乡村整合提供了组织条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组织网络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最有力的整合机制，而党的政治功能又主要是通过党员来完成的，一般情况下，“党员的规模和数量与中国共产党的整合能力是成正比例的”⑤王邦佐、谢岳：《社会整合：21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学术月刊》2001年第7期。。中国共产党正是以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网络为基础，对乡村进行组织重建，对农村经济资源和社会权力进行重新分配，最终实现了对农村的政治整合。

（一）党支部下乡与基层政权建设相结合，乡镇实现了实质性的行政化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支部下乡”同时，建立了农村基层政权（乡镇政府），并逐渐形成了“党政合一”的体制，改变了旧中国基层政权虚位和管理薄弱的情况。

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一是靠自上而下的官治体系，借助于皇帝和官僚维持县以上正式行政系统的运转；二是靠乡村社会的自治体系，依托士绅实现乡村社会的自我运转。两套体系自成一体，保持一种“超稳定”结构和状态。一般情况下，官治系统很少进入自治系统亦即“王权不下县”，乡村社会的管理体系基本未实现行政化。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才开启了乡镇行政化的历史。从1935年开始，国民政府在县以下设乡镇政府，同时国民党也把自己的组织和机构延伸到乡级。但此后的十多年间，无论国民党的乡级党组织还是乡镇政府，组织结构大多不完整，对农村的治理并没有起到有力的作用，政党、国家与乡村社会、农民关系仍处于松散状态。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彻底地打破了传统的社会治理格局，建构了对乡村的新型整合方式，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制度化的举措，摧毁了乡村自治体制，建立了新的基层政权，使政权组织、机构和人员真正进入乡村社会。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初几年，农村基层政权普遍实行区、乡两级体制，以乡镇政府为最基层政权机构，但乡的规模与以往相比大为缩小，与大的行政村规模相当。到1953年，全国农村有22万多个乡级政府。为了减少领导层次，加强乡级领导，从1955年底开始，开始了撤区并乡工作，到1957年初，全国约有10万多个乡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18页。。这样，乡级建立了正式的行政机构，配备了相应的行政人员，由此国家权力及其制度体系实现了实质性下延，促使乡村走向行政化。同时，乡镇政权组织置于中共乡镇基层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之下，形成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这既是农村权力组织整合的体现，也为农村其他各方面的整合与治理奠定了组织和制度基础。

（二）“党支部建在村上”是村庄整合的核心举措

如上所言，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间，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党下乡运动，不但在乡一级普遍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而且在村一级（行政村、合作化后期的高级社以及后来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党支部建在村上”就如同军队中“党支部建在连上”一样，它的功能和作用不可低估，对于农村的政治渗透、社会整合和社会治理等等至关重要。

一方面，“党支部建在村上”使政党力量对村庄实现了空前的政治渗透。以往没有任何党派能够把自己的组织和权力渗透进村庄社会。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民党的组织和机构只是延伸到部分乡镇，在乡以下仍沿袭了明清保甲旧制，因而对村庄社会无法进一步渗透。中国共产党利用组织系统和新的国家机器，把自己的组织嵌入村庄社会，建立村党支部，执政党和国家对村庄社会的渗透达到空前程度，由此把村庄社会高度整合于国家政治体系中。

另一方面，“党支部建在村上”使党支部实际上起到了最基层政权组织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的管控之所以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有效，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乡镇政权之下又设置了行政村这一层次。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行，国家建立了“以条统块、以块协条”的庞大行政系统，下级机构必须服从上级机构，执行上级机构的命令。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作用下，各行政村的党支部既是执行上级命令的最低一层党组织，也是执行上级尤其是乡镇行政组织命令的一个机构。因此，“党支部建在村上”实际上使党支部起到了最基础一级政权的作用，行政村（生产大队）事实上起到了行政管理的作用。可以说，村党支部成为村级社会整合及村级治理的核心。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权力在基层村庄的延伸，并不仅仅是一种行政权力的下伸，党组织的设立以及由此形成的党的一元化权力结构才是导致村庄权力结构变化的真正原因。”②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三）发动乡村经济改造运动，使农民成为单位制的集体一分子

对土地等经济资源和经济组织进行有效整合，既是乡村整合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农村政治整合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土地改革、合作化两次大规模的乡村改造运动，摧毁原有的经济组织，对土地资源和社会权力进行重新分配，把分散的个体经济逐步改造成了合作社集体经济。到1956年底，全国96.3%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高级社农户占全部农户的87.8%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第334页。。由此改变了我国传统农村一直依靠家庭组织生产的格局，农民不再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只能在合作社（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进行生产工作并获得生存资料。合作社（生产队）既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是村庄的基本单位制组织。这样就把农民和农村经济纳入了公有化轨道和计划经济体制之中，农民不再是分散的个体农民，而是单位制组织的一分子，离开集体单位也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

（四）以党组织为核心重建乡村社会组织，农村居民被纳入到各类群众组织中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时就指出：“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中，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12页。建国后的头几年，党和政府组织农民的主要举措是广泛地组织农民协会。1950年政务院制定的《农民协会组织通则》规定：农民协会既是农民自愿的群众组织，同时也是土地改革的合法执行机关；凡雇农、贫农、中农和农村手工业工人及农村中贫苦的革命知识分子，自愿入会者经农民协会委员会批准后，即可成为会员。自此，广大农民纷纷加入农民协会，逐步形成了行政村、乡—区—县—专区—省—大行政区的农民协会组织体系。这就将全国绝大多数农民初步组织在现代科层式的组织体系中，这是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重要变革。

在组织农民协会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把建立和控制各类政治性的群众组织，作为党领导社会基层和贯彻其权威的重要手段。1950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青年团及其他群众团体工作的指示》要求：首先将青年团、工会、农会、妇联等群众团体发展起来，并依靠它们去完成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同时也为将来大量发展党员造成条件②国家劳动总局政策研究室：《中国劳动立法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51页。。在党组织的领导和组织下，农村居民被广泛组织到青年团、妇联等各类型组织中。到1957年，农村青年团员达1640万，团组织已普及到绝大多数村里。作为党的预备队，青年团组织及其团员协助党政组织和党员，在土改、互助合作、乡村治理等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据1954年统计，在乡村担任基层干部的团员达到农村团员总数的70%左右③转引自［美］詹姆斯·R·汤森：《中国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284页。。乡村的妇女联合会把妇女组织起来，维护妇女权益，并组织妇女参加识字班等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活动等。因此可看出，青年团和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在建国初期社会的改造和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底，中国共产党通过“党支部大规模下乡”的组织建设举措，建立起了以乡村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以农村基层政权为依托，以政治化的各类社会组织为纽带，以公有化的、单位制的集体经济组织为基础的党和国家全面主导农村的政治整合体制，实现了对乡村的全面领导和控制。社会成员的组织化和对农村经济资源、社会权力的重新分配等，是中国共产党整合农村的主要途径，而强大的组织网络是顺利进行这场政治整合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正是以基层党组织网络为基础，把农民整合进各类组织中，实现了对农村基层的全面组织化管理，进而达到农村政治整合的目标。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党的领导一开始就全面直接介入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之中，并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进行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的局面，其最大特点是：党不仅成为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的领导力量，而且成为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的组织基础……社会的改造与重构直接以党的组织力量和组织网络为资源，从而构建起以党的组织为网络的新的社会组织体系。”④林尚立：《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45页。由此，中国乡村得到高度的政治整合，民众的凝聚力极大提高，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农村“一盘散沙”的状况，乡村社会发生巨变。

三、政治效应：建国初期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政治整合的作用与影响

前述史实说明，中国共产党有着其他中国政党无法比拟的政治整合能力和政治权威。它已经不同于世界政治现象中的一般意义上的政党，它不仅仅是执政党，而且是领导党，直接掌控国家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就是党的权力。新中国成立后，在以党建国、以党领国的方式进行国家转型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党支部大规模下乡”运动和以党组织为核心进行的乡村政治整合，对乡村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变迁发生了重大作用，对农村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长远影响。

首先，重建了乡村政治秩序，把农民纳入国家政治体系，有效地管控农村。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存在三种权力支配系统，即政权系统、族权（家族）系统、神权（宗教）系统。自清末民初开始，国家权力就试图向农村渗透，但都因未能达到充分整合而失败。中国共产党以“党支部大规模下乡”而构建的基层党组织体系为核心，成功地实现了对乡村的改造与整合，破解了原有的权利支配系统，解除了族权、绅权、神权对农民的制肘，使农村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秩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这种变化表现在：一是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权威的中心。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权威通过组织网络从中央一直绵延到乡、村党组织。党在对乡村整合中，形成了一系列具体制度，保证了乡、村党组织成为乡村权威的中心，使乡村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组织和力量对党组织的权威形成挑战；二是中共党员成为乡村新的精英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些以贫下中农为骨干的乡村先进分子，取代了由族长、乡绅和地方名流等组成的旧的乡村“精英”。他们忠实地执行党和政府的意图，在国家政权和乡村底层社会之间起着一个纽带的作用，成为国家政治权力能够延伸到村庄社会的一支主要力量；三是农村各种社会力量都被纳入了国家政治体系中。由此，中国共产党打通了国家政治中心与农村底层社会的联系，解决了近代以来统治者一直没有解决的政权组织和政党组织的下沉问题，改变了旧中国政治中心对乡村社会无法有效管控的局面。

其次，乡村社会组织结构发生巨变，乡村社会出现政治化的趋势，社会空间被压缩。建国后以政党权威进行的农村整合，使乡村社会组织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传统宗法组织被瓦解。传统的中国，发达的民间宗法组织一直在乡村占据主导地位，起着非正式的权力组织的作用。随着建国初的“党支部下乡”以及新社会组织的建立和社会改革的推进，宗族活动被禁止，宗族组织所拥有的寺庙、祠堂、族田等财产被没收。尤其是土改运动和合作化运动，使家族组织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和凝聚力，失去了控制其同族亲属的基础，乡村宗法组织基本瓦解。这对于具有几千年宗法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而言，不能不说是一次巨变。第二个根本性变化是农村社会组织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绝大多数农村社会成员被组织到各类组织中，新建的各类社会组织都依赖于党组织和政权组织而存在。

同时，建国初的乡村政治整合，也使乡村社会出现政治化的趋势，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政治与社会重合的现象。这种情况造成了农村的社会空间被压缩，农民的自主性受到抑制。这表现在，一是农村新的各类组织，如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农民协会等组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组织、自治组织或社会组织，它们都是在党和政府直接领导、控制下的带有政治性的群众组织，即使是合作社这样的经济组织，首先追求的也是政治性目标，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二是介于国家与家庭之间的民间组织彻底丧失了生存繁衍的条件，乡村社会也不再有合法的独立民间组织，本应由民间社会组织承担的职责为党和政府包揽，社会缺乏活力。三是农村社会生活包括农民教育、日常活动等等，也带有越来越明显的政治化倾向。这体现在农民不断增强的阶级意识、政治性的思维方式甚至穿着打扮等等方面。在1957年后的近二十年间，乡村社会的政治化倾向不断强化，甚至出现了政治严重干预社会生活的现象。这导致党、政府和农民对农村社会领域问题的关注逐步弱化，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再次，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政治整合，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乡村治理模式，这对乡村治理、政治动员和稳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建国后形成的党政一体化体制和实现乡村政治整合的条件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建设发展、政治动员和社会稳定的中枢机构。而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具有高度集中和高度政治化的特点，从调动各种资源和管控乡村社会的角度看，这种模式是有效的。它能够集中农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办大事”，为中共在农村中进行政治动员、推行各种方针政策奠定了体制基础。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20年间，在生产工具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农村建成许多大型水利设施等基本建设项目；农村社会长期内保持了稳定，特别是后来“大跃进”运动造成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以及“文革”大动荡时期也基本保持了稳定等，正是得益于农村的高度政治整合和集中的治理模式。

但是，这种高度整合的乡村及其治理模式，也为党和国家在农村推行各种政治运动创造了条件，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社教运动等“左”的运动能够开展起来的基本原因之一。同时，在高度整合和高度集中的条件下，国家向农村社会抽取资源的能力也大大加强，这是农民利益屡屡受损而又无力抗争的重要体制根源。例如，国家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农副产品、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平二调三收款”和其他一些超经济的强制措施等，都是以这种高度整合的乡村体制来保证其实施的。

另外，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治整合，还实现了对乡村价值体系的重建。中国共产党把自身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和国家意识形态，通过组织化渠道和思想灌输的方式，传递给农民。由此严重冲击了乡村原有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以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导向的新观念，构建了新的价值体系。新的价值体系价值目标明确，但也存在价值单一的问题。这种价值整合是农村民众实现对党和国家高度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建国初期以党组织为核心进行的农村政治整合，重建了乡村政治秩序，根本改变了以往乡村、农民与执政党、国家政权的关系，乡村社会开始步入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但这种整合也使党权、政权向社会延伸和扩张，很多本属于社会层面的权利集中于党政组织，造成农村的社会空间缩小，各地乡村社会出现同质化、政治化的趋势，权力结构单一，村庄自治功能弱化，这对中国农村的发展产生了长远的消极影响。而这些问题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和发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