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斌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大革命时期指的是从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至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这段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也是国共两个政党第一次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尽管毛泽东同志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但这并非意味着毛泽东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事实上，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重点和关键等问题，展开了不懈的探索，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和思想。正如杨会清所指出的，“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对中国的革命动员问题进行了努力的探索，并初步形成了以阶级斗争、土地革命为手段，以政治动员、征集新兵、筹款以及肃反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动员思想”。[1](P67)而这个思想实质上就是毛泽东最初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尽管还只是初步的探索，甚至有些极为不成熟的地方，但对于目前我们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进程，都有着极为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转折时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过渡时期。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毛泽东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初步触及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问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其根本前提就是要接触、解读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并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念。事实上，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当年即1919年年初，毛泽东被杨昌济推荐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第一次来北京的毛泽东受到李大钊同志的影响，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主张，但就其思想取向而言，更多地受到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学说的影响，这时的毛泽东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1919年年底，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第二次来到北京的毛泽东认真研读了包括《共产党宣言》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思想上树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在行动上彻底由一名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激进青年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2](P131)可以说，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念，这无疑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前提。

尽管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理想信念来坚持，但他并非单纯地为了信仰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而信仰、坚持和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后期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同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无论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后来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其面临的根本任务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扭转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被动局面，为独立自主地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开辟道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党的最高纲领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其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而最低纲领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也就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这样，如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有效地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一个重大理论及实践课题。毛泽东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灵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具体问题。为此，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理论为指导，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从而弄清了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即敌我问题，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3](P3)正是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深入分析，毛泽东强调：“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3](P9)由此可知，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尽管没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名词，但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性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在于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有机结合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首要的和最为基本的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活力在于这种理论来源于实践、面向实践并且为实践服务，而人民群众则始终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因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来，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重要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革命的最大问题在于革命动力的不足。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的最大教训在于它并未有效地发动人民群众，致使无论是辛亥革命之前还是之后，广大人民群众不理解甚至不知晓辛亥革命这场历史运动。当然，要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来参加革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就必须团结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而在大革命时期，现实的情况是，农民人口数量最大，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人数上都不占优势。传统的观点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而且还具有两面性，其对于革命的态度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3](P4)而就其实力而言，如果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良，那么，中国的无产阶级也不容乐观，这是因为“中国因经济落后……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3](P4)当然，尽管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但他们毕竟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最为进步的阶级。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那么，哪个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

其实，近代以来的阶级力量对比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看来，农民阶级都占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达到全国人口总数的70%-80%。可以想象，大革命时期平均10个中国人中，农民占了7至8个，如果不争取农民进行革命，怎样进行革命?如果农民不支持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很明显，农民是否参加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战争的胜负与成败，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是例证。当然，没有先进的理论和掌握先进理论的阶级的领导，即便是农民阶级的参与也无法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就是历史的教训。在大革命时期初期，国民党害怕发动群众，而在中国共产党那里，要么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而忘记了农民，要么是以张国焘为代表“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而忘记了农民。尽管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的力量不足，都认为要去争取可靠的同盟军。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理论，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存在状态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同时实地考察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有力地驳斥了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为争取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创造了条件。

从毛泽东的上述活动来看，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事实上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那就是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有机结合。为此，毛泽东强调应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其一，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会组织，因为农民毕竟是小生产者，自由散漫，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促进他们自觉地参加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其二，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宣传和教育，要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先必须要知晓、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这需要进行政治宣传及教育。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据农村工作同志的报告，政治宣传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大的群众集会时做得很普遍。在这些集会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引动了整个农村，效力很大。”[3](P35)其三，搞文化运动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因为要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没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是不行的。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教条式理解的基础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经典文本个别字句的抄袭和背诵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灵活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有效促进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国化的基础上，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中国化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大革命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能否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这一方面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的科学性，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中国社会历史主体必须善于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运动，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是可能的，也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中国化才是可能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化 大革命以前，中国发生过多次革命战争，但大多数都以失败而告终，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搞清楚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没有搞清楚谁是我们的真正敌人，谁是我们的真正朋友，而谁又是我们可能依靠的力量等等。可以说，敌我力量不清是以往革命失败的重要的直接的原因，譬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尽管将革命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清王朝，将满清称作“清妖”，但只知道反封建，却不知道反对帝国主义，还将西方列强称作“洋兄弟”；而后来的义和团运动则是盲目排外，走了另一个极端;而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反对封建统治方面是比较坚决的，但却始终没有自己的势力，甚至还不得不依靠具有较强封建意识的军阀去革命，这表明孙中山没有彻底搞清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不知道去发动群众建设自己的军队和武装。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为指导，围绕着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于1925年12月1日写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著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根据各个群体的经济地位来划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是革命的敌人;中产阶级作为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具有动摇不定的两面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最为低下，但却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历史反复证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对于中国革命态度的分析，为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是相当科学的，甚至可以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二)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方法论实质上就是唯物辩证法。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各种问题，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革命对象和实现道路等，而这无疑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中国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辨证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形势，科学地地揭示出了中国革命中各个阶级的力量对比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明确了中国革命这个矛盾体的对立双方，从而辨证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不仅如此，毛泽东考虑到中国革命力量十分薄弱，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还辨证地分析了中产阶级，认为这个阶级代表了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具有动摇性，但也可以争取其为中国革命出力。经过分析，毛泽东得出了科学的结论，那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对待中产阶级，应该是争取其左翼，打击其右翼。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及其基本问题的过程中，科学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分析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也是马克思主义辨证分析方法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三)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的中国化 唯物辨证法的精神实质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注重从实际出发来展开研究，强调要从实践出发来理解整个社会生活的本质，恩格斯经常深入工厂去调查工人的基本生活现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调查研究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在大革命时期，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关键在于要弄清到何处去寻找力量，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内存在两种极为严重的倾向，即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不管是哪种倾向，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在毛泽东看来，要科学地把握各个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争取一切能够争取的革命力量，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就必须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绝不能靠主观臆想来进行把握。1927年3月，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做了32天的考察工作，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个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得到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证明了在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农民不是中国革命的阻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事实上，“近代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中心问题。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十分关注农民问题，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形成了丰富的农民革命思想。这一切都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具有重要意义”。[4](P108)由此可知，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科学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来分析中国的革命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力量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并不能实现同中国革命、改革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自动结合。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了作为中国社会历史主体的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就无法开启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早在戊戍维新的后期就已经由西方的传教士开始传入中国，但历史表明，这种传播极为有限，并没有同中国社会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对社会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12年孙中山就在上海进行了长达一个星期的社会主义演讲。但历史表明，孙中山所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同中国的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没能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武器，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了这批先进知识分子作为主体力量，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其中国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主体。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在理论研究和实证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推进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力量就是工业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即中国共产党，而历史同样表明，工业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同时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重要主体力量。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为人民群众、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思想家和领袖。他们的作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动力，骨干力量，领导核心，加工制作者和灵魂。”[5](P10)

总之，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在深入分析各个阶级力量对比的过程中，发现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可以区分为各种不同的主体形态: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而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主体力量就是农民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分析和研究，实质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力量的研究。

[1]杨会清.论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革命动员思想[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67-72.

[2](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鲍和平.试论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观[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108-114.

[5]徐松林.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J].求是，2006(8):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