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

（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天津 300204）

【改革发见】

兼职工作中多重角色卷入对个体收益的影响
——以澳大利亚从事文化产业工作的女性为例

王静

（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天津 300204）

以澳大利亚从事文化产业工作的女性为例，从静态层面、主观平衡发展以及兼职工作的危害角度分析其对女性个体收益的影响，可以得出结论：观察分析的角度决定多重角色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从旁观者的角度出发，更倾向于由客观的角度来探讨；而就女性个体而言，她们更愿意从自身幸福和满足感这类主观感受出发考虑工作的收益。

妇女问题；兼职工作；澳大利亚女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凭借有效的法律保证和自身的聪明才智，现代澳大利亚女性通过就业这一有效手段向社会证明：其自身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在家里做好家庭主妇，她们还成功突破了传统的单一角色定位，积极在公共领域开拓着新的空间。但是，在与男性劳动者几乎相同的工作环境中，女性劳动者若要肩负劳动者这样的公共领域角色，就意味着同时也要继续全面承担家庭工作，即承担起妻子和母亲这样的家庭角色。这从时间和精力上来看会越来越困难，所以如何在家庭任务和公共工作中有效担任多重角色，成为她们关注的焦点。兼职工作正是因其工作时间灵活可以保证多重角色的不缺失而受到众多澳大利亚女性的青睐，尤其体现在文化产业的相关职业中。如2000年至2006年，从事艺术类兼职工作女性比例每年都高于男性；［1］ABS4102.02004至2006年相关文化产业的统计数据都表明，在女性集中的职业中。与全职工作相比，兼职工作从业人员比率相当高，比如在2006年，艺术馆和博物馆导游工作中包括769名女性和370名男性工作人员，兼职和全职人员比例为1.7∶1；［2］ABS6273.0舞蹈演员和舞蹈指导中有856名女性和331名男性，兼职和全职比例为1.67∶1；［2］ABS6273.0从事艺术辅助性工作（如私人舞蹈教师、私人戏剧教师、剧场经理、乐器制造商、社区艺术工作人员等）的从业者中包括13 894名女性和1 227名男性，兼职工作和全职工作人数比率为2.07∶1；［2］ABS6273.0还有关于其它相关文化工作（如口笔译人员、教会牧师、丧葬工人、社会工作人员等等）的工作人员统计，9 190名女性从业者中从事兼职的有7 000名左右。［2］ABS6273.0文化产业中女性从业人员对于兼职工作的热情证明了这一工作最大的优势——在恰当完成公共领域任务的同时兼顾私人家庭生活，从多重角色的切换中力求达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

一、静态层面研究理论：兼职工作解决工作－家庭冲突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是从静态的层面上探讨关于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比如人力资源管理专家Staines就两者关系划分出三种类型，即分割、补偿和溢出。［3］124这三种类型或视工作和家庭为两个独立分割的空间，各空间遵循毫不相干的原则，既不会相互影响也不会相互冲突；或认定工作与家庭之间存在负向关系，个体在一方领域的高水平卷入必然导致其在另一方领域的低水平卷入；又或相信在某一维度中建立的表现，如情绪、态度、技能和行为等，将被带入另一维度，虽然也存在这些表现的积极拓展，但多数研究者更关注它们的消极影响，即工作－家庭冲突。早期研究更多看到的是工作与家庭表现出来的孤立性和分裂性，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个体无法将两者完整统一于一身，所以总会陷入二者冲突的困境：工作的时间投入和压力会干扰家庭相关责任，来自家庭的需求同样会干扰工作责任。在澳大利亚，女性与男性相比尤其易受到这一困境的影响：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认为，男性的成功与个人事业的成就密切相关。虽然工作与家庭的孤立性也使男性倍感二者的冲突，但程度较低，因为他们无需附加的家庭义务，他们工作中付出的努力正是在帮助其履行家庭责任，工作有利于男性承担起家庭经济稳定提供者的角色；女性则截然不同，在传统性别角色理论中，她们的成功仅囿于做好妻子和母亲，因此就工作与家庭的分裂性而言，女性过多地投入工作中势必会减少她在家庭责任中的付出，无法扮演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会使其感受到更多的工作－家庭冲突。

如何解决工作－家庭冲突的困境成为研究者的中心任务，而兼职工作因其工作时间、地点的灵活性以及工作操作的应变性，［4］1274成为众多澳大利亚女性尤其是文化产业中女性从业人员的首选。兼职区别于全职，是指职工在本职工作之外兼任其他工作事务。在澳大利亚，周工作时间少于35小时的工作人员被称为兼职工作人员。［5］54以往澳大利亚学者的相关研究认为，从事兼职工作只是女性劳动者在社会角色和家务分配的压力下被迫做出的决定。［6］193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数量在公共工作领域的迅速增加并未带来男性在家庭工作中参与数量和程度的相应增长，而且受限于各种因素，众多女性不得不随时中断工作以便适应家庭的需求，比如怀孕生子这样的生理原因会使一部分女性无法继续原先的工作；全职工作时间定量的限制会让女性在接受工作前存在无法全面照顾家庭的顾虑；传统男女社会角色的认定无法使家庭工作在夫妻双方之间进行合理有效的分配，等等。碍于种种不利条件，兼职工作成为众多澳大利亚女性唯一的选择，至少它的灵活性和应变性可以帮助其克服多重角色切换带来的矛盾，达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但是应该看到，这些早期研究成果的先决条件是把女性作为社会化的被动承受对象，因此从事兼职工作也只是她们迫于压力无奈之下做出的决定。

二、主观平衡理论：兼职工作兼顾母性意识和育儿期望

平衡是指工作－家庭平衡。静态层面理论过多强调的是工作与家庭之间的不相容性，而人力资源研究学者Greenhaus和Allen在2006年提出的主观平衡理论，是从发展的角度在个体的生活范围内对其心理进行研究，认定平衡是指“个体在工作和家庭角色中的成效和满意感与个体把优先权给予哪个角色相一致的程度”，即表明“工作家庭平衡是一个心理结构，即个体内心对平衡的评断”。［4］1270这一点尤其适用于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由于女性的生理结构和成长经历不同于男性，个体生活的不同时期导致她们在不同阶段产生不同的自我概念，如怀孕生子后女性的自我概念不单是妻子和主妇，还要把自己定义为母亲，等等。所以对于女性而言，个体所处的家庭／职业发展阶段决定了家庭和职业要求的波动。［3］125女性有必要根据不同阶段的自我概念以及家庭和职业的具体要求切换多重角色，尽量从这些角色切换中获取积极的收益。可以看出，主观平衡理论是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女性在家庭和公共领域中的角色变化，并没有一味强调其在不同角色中生理和心理资源的消极损耗；更多看到的是女性对自我概念的定义和满足家庭／职业发展要求方面所带来的积极收益。

社会学家Pocock在探讨当前澳大利亚未婚青年男女的职业／家庭规划时曾经指出：考虑到生育给女性所带来的特殊的母亲角色定位，青年女性更多的是期待未来的职业可以容许她们有较多的时间照顾子女，工作时间和地点上的灵活性成为她们对今后职业的首要要求。［7］viBulbeck在谈到澳大利亚青年人对未来的梦想和期待时也认为，不少青年女性能够体察将来母亲身份的重要性，以及与子女在一起所带来的幸福和满足感。［8］81这两项关于澳青年女性对未来职业的期望均表明，母性意识促使女性在自我概念的定义中优先考虑家庭和子女需求，愿意在家庭中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虽然和工作的投入并不对等，但她们仍然能从工作和家庭多重角色的卷入中获取积极的成效和收益，达到二者的平衡。

繁衍生育的能力赋予了女性特有的母性意识，为了满足她们的育儿期望和在公共领域的职业规划，兼职工作成为众多澳大利亚女性的不二选择，尤其体现在文化产业中，特别是这一产业中文化艺术服务和文化休闲娱乐服务本身的特点，使其成为兼职工作最为集中的行业之一。2004年澳大利亚女性地位研究所的统计表明，当问到选择文化产业兼职工作的原因时，更多女性的回答是“和工作相比，她们更愿意照顾子女”；而且在当年的澳大利亚家庭中，已婚女性有18%从事兼职，而男性只有1%。［5］54母性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育儿期望在众多澳女性看来是神圣不容妥协的，她们对于在育儿过程中付出的心理和生理资源感觉不到或较少消极损耗。恰恰相反，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她们能够更多地体会到履行母亲责任所带来的幸福和满足。所以，从母性意识这一层面上看，从事兼职工作的女性很多是将自己定义为“工作着的母亲”，这种自我概念使女性个体更为重视与子女之间不可切断的血缘亲情，她甘愿放弃有更多晋升机会和福利待遇的全职工作，选择兼职工作满足母性意识完成育儿期望。

三、兼职工作的危害

上述分析表明，无论是从静态层面，抑或是从发展角度看待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兼职工作至少可以帮助个体做到兼顾二者。但正是这种兼顾性，给女性参与者带来了种种不利。在澳女性社会学者Anne Summers的访谈中，一位在悉尼从事视觉艺术兼职工作的母亲曾犀利指出：“个人一旦从事兼职工作，就使自己的事业陷入暂停，也就意味着个人必须牺牲事业来成就兼职。”［9］142这位母亲的话语给那些希望从事兼职和已经身处兼职工作的女人们提出了警示：兼职工作不但无助于个体的事业发展，更会毁掉其职业生涯规划。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其实早在1996年，社会学者Trioli就已经说过：“兼职工作如同一个粉色陷阱吸引着女性，在其中，没有苛刻的入行资格限制，没有目标远大的职业规划，更体会不到工作带来的满足感；在其中，从事工作的女性个体工作时间灵活，当然没有太多的经济净收益和职位晋升机会，自然而然，和全职工作相比，从事兼职工作的女性在协商能力、工资收入以及福利待遇方面会稍逊一筹。”［10］124

传统观点还曾把从事兼职工作比作打垒球，球速慢和技术难度低可以保证运动的安全性，兼职工作被看作有类似的特点。但女权主义作家Susan Maushart批驳说，很多女性正是误信了这种以为安全的谬论，所以从事兼职的她们无法进入职业发展的正轨，在工作单位的地位始终微不足道，其参与的工作也是可有可无，更别说获得提升的机会了；她们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有工作，但她们在工作中处于绝对静止的状态。［11］141此外，在谈到兼职工作是否有利于稳定社会中的两性关系时，女性学者Probert也指出，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兼职工作实际等于变相地维护社会中父权制的权威性，虽然女性从事兼职工作本意是为了在家庭中营建平等的两性关系，但在实际生活中，不平等的家务分配却使家庭结构演变为女性为了兼顾工作与家庭将自身资源发挥到极致，而男性为了弥补女性兼职收入造成的亏空而成为经济收入的最重要来源。据此，男性仍然在家庭乃至整个社会保有绝对的话语权。［12］187

四、结语

兼职工作使从事其中的女性个体卷入多重角色，从而使参加者既有积极收益，也存在损耗付出。如何判断这些影响是积极或消极和观察分析的角度有关，从旁观者的角度出发，更倾向于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个体是如何实践工作和家庭角色，是否达到了工作和家庭角色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对两领域的投入是否平均；就女性个体而言，这些从事兼职工作的女性从主观因素角度出发考虑兼职工作的影响，也说明了她们在处理工作和家庭压力中具备了一定的主动性，不是单纯从工作或家庭的需要来考虑该选择何种类型的工作，而是更愿意从自身幸福和满足感等主观感受出发考虑这一工作的收益，即为了满足自身具备的母性意识以及完成育儿期望。她们即便深知兼职工作会使自身在工作和家庭领域内屈居弱势地位，也会义无反顾地做出兼职工作的选择，根源就在女性个体是从主观角度来评判这一工作的影响。如果她们自己愿意在家庭中付出较多的时间和资源而选择兼职，那么即便在工作和家庭的投入不对等，她们仍然能够从这种不对等的付出中得到积极收益。女性首先认识到自身的情感需要可以看作是解决工作－家庭冲突的初级阶段，如何引导女性更多地受益于工作和情感需求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目前的澳大利亚政府与各组织已经拿出不同层面的对策来帮助女性从双重领域中获益，比如在社会中消除传统的女性角色刻板印象，削弱女性工作和家庭角色之间的冲突；在工作场所完善有利于女性的福利措施，在澳一些工作单位中已设立育婴室、儿童托管中心，还有带薪休产假和弹性福利等等制度；建议女性可以适时地与丈夫沟通协商，从而有效解决工作家庭角色之间的矛盾，获取最大的积极收益。

［1］ABS（2011）Working and Volunteering in Culture and the Arts［EB／OL］.（2011－06－29）［2012－10－02］. Canberra，ABS.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Lookup／4102.0Main＋Features40Ju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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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ulti-role Involvement in Part-time Employment on Individuals——Taking Australian Women Working in Cultural Industry as an Example

WANG Jing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Tianjin 300204，China）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influences of part-time employment upon the female working in cultural industry in Australia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static imbalance，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perils of part-time employment.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viewpoint from which is observed determines the consequences of multiroles，that bystanders would analyze the issue from objective perspectives，whereas female participants would tend to decide beneficial effects from subjective factors in terms of their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women problems；part-time employment；Australian women

G13／17

：A

：1672－3910（2013）02－0026－04

2012－11－01

2012年天津市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计划项目（12ZLZLZF04100）

王静（1979－），女，山东黄县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澳大利亚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