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艳，乔瑞金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山西太原030006)

作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中结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在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视域内对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等领域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和探索，开启了一种“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思维范式［1］，试图从结构的层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普遍性，尝试给出一种融经验与理性、历史与逻辑的论证。本文试图对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思维范式进行一种全景的轮廓式的探讨，以期阐明它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同时对其内在的不足和缺陷做出评析。

一 唯物史观的“类型学”解读

如果对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的理论渊源做一番仔细探寻，那么将找到一种丰富而多样的理论系谱，既包含了英国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包含了欧陆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包含了马克思、列宁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些理论系谱中，对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产生了至关重要影响的是法国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安德森为代表的英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安德森之所以转向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思想，主要是针对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解释。对于安德森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释仅仅是一种道德的批判，而不是一种科学的批判，而结构主义的解释既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同时也是一种科学的分析。然而，安德森并没有完全信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思想，认为它是一种极端的结构主义，并对其“结构”给予了不折不扣的批判，“如果结构单独在一个超越所有主体的世界中得到公认，那什么能够确保它们的客观性呢?极端的结构主义也决不会比它所宣告的人类的毁灭再刺耳了。”［2］由此，安德森从“结构”转向了“类型”，开创了一种新的“类型学”的解释路径和研究方法。

对于这一“类型学”的思想和方法，安德森首次是在《当代危机的起源》一文中所采用的，他不仅创立了一种有关社会权力的“具体的类型学”的阐释模式，而且在这一模式下分析了英国独特的权力结构类型。随后，安德森在其享有盛誉的两部史学著作《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把这一“类型学”的方法和视角应用于对封建主义和绝对主义两大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一种“封建主义的类型学”和“绝对主义的类型学”，并通过对欧洲不同地区社会结构和国家结构的诠释与对比，形成了一种“地区的类型学”和“国家的类型学”，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形成了一种具有“类型学”特征的唯物史观思想。

简单来说，安德森这里所说的“类型”实际是指一种结构。但与传统的结构主义所讲的“结构”不同，它不仅是一种纯粹的思辨的理性的创造物，而且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社会的产物，相应于具体的历史社会形态，也相应于特殊的地区和国家，因而既是一种历史的结构，也是一种社会的结构;既是一种历时态的结构，也是一种共时态的结构。

在这一“类型学”的方法论框架下，安德森就把唯物史观看作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独特综合。在他看来，“任何社会都拥有两种尺度，它是结构的，只能按照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它也是过程的，只能按照过去的累加意义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有关历史分析与结构分析的有机统一的唯一思想。它既是纯粹历史主义的(否认了所有超历史的本质)，也是根本功能主义的(社会是有意义的总体)，这一综合仍是独一无二的”。［3］因此，历史结构和社会结构构成了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的两个根本维度，也是他研究所有问题和现象的两大基本原则，一是历史学的，通过对历史系谱的宏观追溯来说明;一是社会学的，通过对社会结构的理论分析来说明，从而形成了一种融历时性与共时性、时间性与空间性为一体的科学的解释学。

二 历史结构维度

首先，安德森把历史看做是“类型学”唯物史观的首要维度。他把历史作为研究现实问题的一个切入点，通过对整个历史系谱的宏观追溯来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在《当代危机的起源》一文中，为了理解英国资本主义的现实困境，他探讨了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一直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英国史;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为了说明欧洲资本主义的独特性，他探索了从古代一直到资本主义的欧洲史。在对这些历史系谱的追溯中，安德森构建了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展现了一种理性主义的思维逻辑，试图对这一宏大的历史叙事给出理论性的说明。

在对历史学科的认知中，英国著名历史学家E．P．汤普森由于本国的经验主义遗产而采取了一种经验主义的研究模式。在他看来，历史无法成为一门科学，“把历史命名为‘科学’的尝试总是无益而混乱的”。就历史对象而言，历史事件本身是多变的和易变的，这一瞬息万变的历史过程妨碍了历史概念的建立;就历史概念而言，它们是“期待而非规则”，具有一种“特殊的弹性”，“必要的概括性和灵活性”，“机动的系数”;就历史知识而言，它总是“临时的、不完美的和近似的”。［4］9－11也就是说，历史是由纷繁复杂、杂乱无章的历史事件构成的，谈不上什么所谓的历史规律和历史法则，因而根本无需理论的分析和阐释。正如他在《理论的贫困》一书中不屑表达的:“历史学家没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没有理论，历史理论必然是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其他东西。”［5］

与此相反，安德森采取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研究模式，认为历史可以成为一门科学，这是确定无疑的。首先，历史事件的多变和易变并不会妨碍历史概念的建立;其次，有关历史的概念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越多越好;再者，科学本身就是不精确的，“暂时性、选择性和可证伪性构成了科学事业自身的本质。”［4］12也就是说，历史知识的不精确并不会妨碍历史本身成为一门科学。或者确切来说，尽管历史是由无数的偶然的历史事件所构成的，但历史有其规律性。历史学也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历史事实或历史事件的编撰和整理，而是从复杂多变的历史事实或历史事件中找出其中所隐藏的规律和法则，这就是历史学研究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所在。因此，安德森不仅着重于对历史概念和历史理论的阐发，而且着眼于对历史规律和历史法则的总结。在此意义上，安德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更似于某种历史哲学而非历史编撰学。①对于汤普森而言，历史唯物主义更类似于历史编撰学。因为尽管他宣称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之下进行历史研究，但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其研究的一个始发站;尽管它揭示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却不能作为面对历史真实的抽象教条;尽管历史发展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但却不存在任何抽象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历史总是由具体的历史的人的实践活动所构成的。他所要找寻的就不单单是历史事实或历史事件的真实境况，也不仅仅是历史事实或历史事件之间的具体联系，而是更为宏大的中长时段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法则。

在这一理性主义的研究模式下，安德森的历史研究对象依然是传统历史学科的主题，即自上而下的国家及其统治阶级的历史，而非自下而上的民众及其被统治阶级的历史。正如他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一书前言中明确表述的:“我应简要地说明，为什么选择国家作为一个反思的中心问题。今天，当‘自下向上看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已经变成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一句口号，而且在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中产生了重大成果之时，十分有必要重提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自上向下看的历史’(history from above)——阶级统治的复杂机制的历史，其重要性不亚于‘自下向上看的历史’;实际上，没有前者，后者最终只是片面的历史(即使是较重要的一面)。”［5］

更为重要的是，安德森集中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阐发和说明，尤其聚焦于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中所创立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对此，安德森进行了一种历史的论证，使得历史唯物主义所宣称的规律和法则不仅仅是一种普遍的、一般的、理智的存在，而且也是一种具体的、特殊的、活生生的、历史的存在，诸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也获得了一种历史的有效性，它们不再是一种社会中静止不动的结构，而是历史中变动不息的结构。从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真正成了“历史变革的最深层的动力”，生产方式也成了一个历史学的范畴而非经济学的范畴，成了“在人类进化中划分一种重要历史结构类型和另一种历史结构类型的方法”。在此，生产方式不再单单指称一种经济结构，而是泛指一种社会形态，一种历史上存在过的特定的社会结构。

三 社会结构维度

安德森把社会看成是“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深层维度。在《国民文化的构成》中，安德森指出，英国国民文化的总体结构是以一种“缺席的核心”为特征，它缺乏一种总体化的社会理论:一是经典的社会学，一是本土的马克思主义。［7］由此，安德森试图构建出一种总体化的社会理论，把所有传统的学科都纳入一种巨大的综合中，在概念体系中来理解社会本身，即所谓“结构的结构”。

对于社会本身的研究，安德森采用了卢卡奇的“总体性”(totality)的思想和方法。他在《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一文中说:“我们所选择的方法不是把一切还原为经济，而是把当前状况分析为一个总体，其中，每一层面危机的决定因素都位于这一层面(而不是‘基础’)之中，而所有层面都在结构上整合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由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所构建。”［8］这一总体性意味着总体与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肯定了总体中部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承认了部分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肯定了总体对部分的首要性和优先性，把总体看做是部分的有效整合，而非部分的机械叠加。

与此同时，安德森采用了阿尔都塞有关“社会结构”和“多元决定”的思想和方法。在他看来，有关“社会结构”的概念最初是由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作为对马克思的“社会”概念的替代而引入的，它表述了一种不同于黑格尔的“表现总体”的“结构总体”的概念。阿尔都塞明确区分了三种社会实践，即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并坚持了每一实践的不可还原性，同时提出了著名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的思想，这就使得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变得足够清晰。

在此基础上，安德森形成了他自己有关“社会总体”的理解。他认为，讲“社会总体”其实是在讲社会的结构，或者说社会是一种结构化的总体存在，其中，每个部分相对于总体而言都是各自独立自主的存在，同时，每个总体相对于部分而言又是一种结构化的统一体。结构化不仅意味着一种整体化和总体化，而且意味着各部分以及部分之间关系的复杂化和多元化。然而，这一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结构总体并不是一种分散的存在状态，而是一种凝聚的存在状态，是一种有机的社会总体。

安德森不仅强调了社会结构的总体存在，而且也强调了社会结构的总体断裂。换言之，社会总体不仅包括“整合的总体”，而且包括了“断裂的总体”，或者说包含了社会存在与社会变迁的重要事实。对此，他提供了一种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

它是，而且一定是主导的生产方式提供了社会形态的基本统一，把其客观位置分配给它之内的阶级，并在每个阶级中分配代理人。结果典型的就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过程。为了稳定和控制这一冲突，因而在国家内外所实施的包含了压制和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力的补充形式就是不可取代的。但是，阶级斗争本身不是秩序维持中的首因，因为阶级是由生产方式所构建的，而非相反。

所有社会变革机制的最根本因素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由生产关系所产生的阶级冲突和对立所引发，前者包含了后者。当然，两者并不完全等同，生产方式的危机并不等同于阶级的冲突，但在某个历史时刻，它们也许可以结合，也许无法结合。一方面，任何重大的社会经济危机，无论是封建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都典型地吸收了所有无意识的社会阶级;另一方面，这一危机的解决一直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也就是说，在社会秩序的维持和颠覆中，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总是相互作用的。［4］55－56

可见，安德森所讲的“社会总体”就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结构的存在，而是一种动态的结构的存在，或者说是结构与结构之间的转换与变迁。正如上面引文所展示的，历史上不同社会结构之间的转换与变迁的根本机制在于首先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所引发并最终由阶级斗争所解决。这一解释不仅强调了结构自身的、首要的和深层的功能作用，而且强调了结构中社会主体自身的积极的和能动的创造作用，从而得出了一种折中主义的解释。

四 方法论意义

首先，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思维方式促进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融。在安德森这里，历史学与社会学不再是相互割裂，互不相关的两门学科，而是相互交织、水乳交融的一种状态，历史由于结构的存在而成了一种社会的历史，社会由于结构的变迁而成了一种历史的社会，从而形成了一种总体的历史社会学的解释。这样，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经所批评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交流是一种“聋子之间的对话”就得到了有效弥补。同样，彼得·伯克所希望的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相互补充而非相互矛盾的观点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在伯克看来，“社会学可定义为对单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于对其结构和发展的归纳;历史学则不妨定义为对复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于研究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各个社会内部基于时间的变化。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时被看成是相互矛盾的，但如果将它们看成是相互补充的，其实更可取。”［9］

其次，安德森在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融合下形成了一种比较的类型学。在他看来，这一比较的类型学也包含两个层面，历史的比较和社会的比较，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安德森在评价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所采用的方法时指出:“这一系列的误识既不是文化上的，也不是我们所熟知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它们源于一种理论上的谬误，即认为社会学不可能同时是历史性的和比较性的。”［10］也就是说，安德森认为只有比较的方法才能给人以合理的解释，因为比较分析不会仅仅突出某个地区，而把其他地区当作可有可无的附庸，从而形成对某一地区和某一国家的独特性的理解。这一比较的类型学就为人类历史发展提供了一种多元进化的规律和法则，为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版图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解释，也使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获得了一种更为有效的诠释力。

第三，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维范式包含一种结构主义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和科学主义的思维模式，但它也不排斥历史主义(过程主义)和意志主义的思维模式，而是与后者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协调和架构，理智的和科学的同时也是历史的和意志的，既是普遍的，也是特殊的;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主观创造的。在此意义上，结构与主体、结构与历史是完全相容的。这一思想就与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一书中所提出的结构主义方法的观点相一致，要使人类学向历史学挑战或历史学向人类学挑战，毫无成果地把心理学和社会学对立起来，把社会学和历史学对立起来，也许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归根结底，人的“科学”的可能性将要建立在发现社会结构的功能作用的规律、演变的规律和内部对应关系的规律的可能性上面……结构和功能，发生和历史，个别主体与社会，在这样理解的结构主义里，在这种结构主义使它的分析工具越来越精致的情况下，就都变得不可分割了。［11］

综上所述，安德森采用了一种多元的方法论，经验的、理性的、历史的、结构的、总体的和比较的，并在这些方法的杂糅和交汇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思维范式，对于我们理解历史和社会，有着重大的启迪意义。其独特之处在于，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并行不悖，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相得益彰，人道主义与科学主义相辅相成，最终构成了一幅由必然与偶然、普遍与特殊、绝对与相对相互交织和彼此交融的辩证图景，并在这一辩证图景中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路径，坚持了历史的唯物主义原则和历史的决定论思想。当然，这一回归并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与思辨的回归，而是一种历史的与现实的回归。

从本质层面来看，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蕴含着一种深层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思想和意识。“结构”是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核心关键词，是一个外面包裹着层层果肉和果皮的果核，如果我们一层一层剥离开来，里面裸露出来的就是这一结构。当然，这一结构既是一种历史的结构，也是一种社会的结构，既是一种历时的结构，也是一种共时的结构，既是一种动态过程的存在，也是一种多元复杂的存在，是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历史维度与逻辑维度的统一体。可以说，这一结构主义是一种弱的结构主义，而非强的结构主义。然而，安德森仍是一位结构主义者，享有结构主义的种种内在缺陷和不足。

安德森享有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他总是从结构和功能的层面或意义上来理解社会的种种现象，他所唯一关心的就是结构，似乎这一由理智本身所创造出来的结构成了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共同本质。他在追溯英国现代历史时勾画出的是英国阶级结构的全面演变，在描绘英国国家文化时勾勒出的是英国学术文化的总体结构，在把握跨越十几个世纪的欧洲文明的发展时构想出的是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的结构转变。因此，与其说安德森是一位“经济决定论者”，不如说他是一位“结构决定论者”。

安德森对唯物史观的类型学解释包含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与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历史学家的经验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研究框架不同，他采取了一种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研究方式，避免了对历史与社会的琐碎化和片段性的肢解，形成了对历史与社会的总体性和宏观化的理解。然而，在这一宏大的叙事中，安德森对宏大事实和结构的重视以及对微观事实和事件的忽视，不免使其结论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甚至于是独断的。对此，E．P．汤普森在严厉批评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思想时所说的，即“阿尔都塞的荒谬性在于他的唯心主义理论构造模式”，在于其“理论的帝国主义”［12］这一批评同样也适用于安德森本人。

［1］乔瑞金．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14．

［2］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M］．余文烈，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68．

［3］Perry Anderson．Portugul and the End of Ultra－ Colonialism III［J］．New Left Review，1962:17，113．

［4］Perry Anderson．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M］．London，Verso，1980．

［5］Thompson E P．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8:12．

［6］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M］．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前言5－6．

［7］Perry Anderson．Component of the National Culture［J］．New Left Review，1968:50，57．

［8］Perry Anderson．Socialism and Pseudo － Empiricism［J］．New Left Review，1966:35，33．

［9］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M］．姚 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

［10］佩里·安德森．交锋地带［M］．郭英剑，郝素玲，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01．

［11］皮亚杰．结构主义［M］．倪连生，王 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09．

［12］E．P．汤普森．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J］．张 亮，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8(1):252－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