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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言与自喻——魏晋弃妇诗文探析

2013-04-06曾小霞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1期
关键词:自喻弃妇曹植

曾小霞

(湖南城市学院文学院,湖南益阳413000)

弃妇是在一夫一妻制度形成后才出现的社会群体。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1]69母权制被推翻后,女子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男子强盗似地从女子手中掠夺了她的财产,子女也归丈夫所有了。她必须‘嫁’到丈夫氏族中,从而丧失了其在原有氏族中的权利,而又未得补偿。由于这种出嫁,她不仅同自己的亲属疏远了,而且在丈夫家庭中她还处于一种孤立的地位。在上层家庭中,为了达到独占同居的目的,妇女被迫与世隔离。”[2]母权制的被推翻,造成了两性关系的错位,恩格斯将之视为“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1]67,“这时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离弃他的妻子。破坏夫妻忠诚这时仍然是丈夫的权利。”[1]74男子在婚姻中的独裁权导致了女子的被弃,中国有关弃妇之作源远流长,《诗经》开其源,汉乐府民歌继其流,魏晋文人荡其波。

《诗经》中弃妇诗有15首,最著名的为《小雅·谷风》和《卫风·氓》,两诗都写到曾经的山盟海誓、同甘共苦,写到女子为家庭的辛苦操劳、一旦生活好转,便被丈夫弃如敝屣的生活遭遇,对丈夫的二三其德和忘恩负义表示谴责。汉乐府《上山采蘼芜》和《孔雀东南飞》也是著名的弃妇诗,这两首诗有相似处,并非男子喜新厌旧导致女子被弃,而是迫于无子或婆婆不喜欢等外在的社会因素。西汉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是中国文人作的第一篇弃妇诗赋,开了中国文人弃妇诗文的先河。弃妇自作诗有卓文君的《白头吟》,班婕妤的《怨歌行》(亦称《团扇歌》),东汉窦玄妻的《古怨歌》,等等。《诗经》里面那种比较单纯的婚姻关系到了汉代,日益演变为社会中的一个“细胞”,弃妇们不仅要担心年老色衰,宠爱不再,还需担心公公婆婆的不喜欢以及“七出”中的戒律甚至权贵的干涉等外力的出现。《诗经》中那种指责、怨恨之声到了汉代不复存在,除了卓文君尚有自我意识和决绝之心外,其他女子或自责,或自怜,缺乏反省意识,对于被抛弃的命运她们只会无可奈何地接受,不怨天,不尤人,这实际上意味着女性对自己低下地位的认同,也说明了对男性臣服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女性至此,已完全无法与整个社会规则抗衡,除了顺服,别无他法。

魏晋时期,文人大量参与弃妇题材创作。曹植有《出妇赋》、《种葛篇》、《浮萍篇》、《弃妇诗一首》、《杂诗五首之一》、《乐府》,曹丕有《代刘勋妻王氏杂诗》,王粲有《弃妇赋》;曹叡有《种瓜篇》,晋傅玄有《苦相篇·豫章行》、《历九秋篇·董逃行》、《昔思君》、《短歌行》、《西长安行》、《明月篇》,陆机有《塘上行》、《班婕妤》,陆云有《为顾彦先赠妇往返二首》,等等。文人的代言与自喻促进了弃妇诗文的发展,也为弃妇诗作赋与了新的内蕴。

一 文人代言体

代言体要求文人将言志抒情的对象转换为言他人之志、抒他人之情,创作主体进入到抒情主体所处的环境中,对其内心世界进行理性揣摩。代言体旨在代人言心,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是第一篇以代言形式出现的文人弃妇赋,司马相如揣摩陈皇后失宠后内心的痛苦,通过陈皇后一天的生活,情景交融,淋漓尽致地传达了她的孤清寂寞之情。

建安末年,平虏将军刘勋因妻子不能生育而休掉发妻王宋,曹丕、曹植、王粲各写了一篇《出妇赋》,曹丕、曹植还分别作《代刘勋妻王氏杂诗》、《弃妇诗》。《玉台新咏》注云:“王宋者,平虏将军刘勋妻也。入门二十余年,后勋悦山阳司马氏女,以宋无子出之”。[3]《礼记》有“七出”的规定:“七出者,无子一也,淫佚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礼记·丧服》)。七出的制定是男权社会附加在女性身上的沉重枷锁,女子从出嫁之日起就需小心谨慎,尽管如此,女子们还是动辄得咎,古代医学知识不发达,社会将不能生育完全归结到女子身上,以致悲剧迭出。文人们怀着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对人性探索的欲望,代弃妇立言,曹植《弃妇篇》云:

石榴植前庭,绿叶摇缥青。丹华灼烈烈,璀彩有光荣。光荣晔流离,可以戏淑灵。有鸟飞来集,拊翼以悲鸣。悲鸣夫何为,丹华实不成。拊心常叹息,无子当归宁。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天月相终始,流星没无精。栖迟失所宜,下与瓦石并。忧怀从中来,叹息通鸡鸣。反侧不能寐,逍遥于前庭。踟蹰还入房,肃肃帷幕声。搴帷更摄带,抚弦弹鸣筝。慷慨有余音,要妙悲且清。收泪长叹息,何以负神灵。招摇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获为良实,愿君且安宁。[4]456

此诗根据实有之事吟咏,缠绵悱恻,张玉谷评论道:“此代为弃妇语夫之辞,其亦有悟君之意也。首十句意述己之容颜美好,不幸无子也,却就石榴华而不实,凭空比起。鸟代树言,人揣鸟意,用笔奇甚。‘附心’八句,提破无子当归本旨,随就有子者两两相形,以见弃捐之痛。‘忧怀’十句,叙将归未归,辗转无聊情事。只就夜说,夜可该日也,带出弹筝要妙,亦以表己技能。末六句自反无辜,终期有子,而冀夫无遽弃也。亦用晚获良实比喻作收,章法与篇首相配。”[5]钟惺评此诗曰:“怨矣,却无一字尤人。”[6]139曹植又有《出妇赋》,此作直接描摹弃妇被出时的悲痛:“遂摧颓而失望,望幽屏于下庭。痛一旦而见弃,心忉怛以悲惊。衣入门之初服,背床室而出征。攀仆御而等车,左右悲而失声”[7]。曹丕《出妇赋》写弃妇被出时:“出登车而就路,遵长途而南迈。马踌躇而回顾,野鸟翩而高飞。怆哀鸣而相慕,抚騑服而展节”。[8]1073以马回顾、野鸟南飞写弃妇的眷恋不舍,情景交融。两文都是极力描写弃妇凄惨归家时的情景,着意于情感的直露和感性的代言,很少表达出女性的愿望,缺乏理性的分析,无法从根本上认识到因夫妻关系的不平等而导致弃妇这一悲剧群体的事实。

晋傅玄的《苦相篇·豫章行》叙述了女子从出生到出嫁以致被抛弃的整个人生,除写弃妇因年老色衰被弃以及今昔感情对比外,对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有所揭示:“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长大避深室,藏头羞见人”。[4]555王锺陵先生曾说:“妇女的命运虽如此,然而在数目浩瀚的中国诗歌中,反映男女不平等待遇并为妇女鸣不平的作品,却实在寥若晨星。因而傅玄的这一首诗,便格外令人感到珍贵了。虽然傅玄不可能认识到形成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和历史的根源,他没有也不会谴责这个社会,他仅仅是平实地记录了他所见到的当日妇女的生活道路,而且是十分平常的司空见惯的生活道路……正因为傅玄所写乃是当时妇女十分平常的司空见惯的生活道路,所以这首诗就更具有其普遍的概括意义”。[9]229傅玄《历九秋篇·董逃行》、《昔思君》等也是对往日恩爱和今日被弃情状进行对比。要之,晋弃妇题材多为拟乐府旧题,注重描写弃妇内心情感,对其被弃后的悲哀、伤心、痛苦、眷恋、徘徊、幽怨等情绪逐一模拟揣测。

代言体的创作主体都为男性,他们以旁观者的姿态描述弃妇的情感,与描写对象之间难免存在隔膜,有时未免带有文人的理想色彩。如王粲《出妇赋》中写弃妇被出时“揽衣带兮出户,顾堂室兮长辞”,[8]958弃妇毫无怨恨之心,而是流连忘返,顾念夫君。曹植《弃妇诗一首》中以“愿君且安宁”淡化其愤懑和不满。这些描写和心愿并不符合实际上的弃妇心理。

文人弃妇诗文一方面将视野从客观描写转向对内心隐秘世界的探视,推动了诗赋审美心理的深刻化和细腻化,进一步深化和开拓了弃妇题材。在对女子被弃的原因上,文人们有共识、有同情,但无真正的理性思考。曹丕《出妇赋》将女子被弃原因归结为“色衰爱绝”、“胤嗣之不滋”。曹植《弃妇篇》也归结为无子:“拊心常叹息,无子当归宁。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他们虽然同情女子,但对男子并无谴责。另一方面文人代作之弃妇诗文大多缺乏实际生活感受,对于真正的弃妇生活缺乏挖掘。文人的代言虽然文字华美,但在情感上过分文人化,少了《诗经》、乐府民歌那种鲜活气息,感染力反不如前者。

二 以弃妇自喻体

除了文人为弃妇代言外,还有一种文人以弃妇自喻的诗文,这一类型的开拓者当属曹植。曹植《浮萍篇》云:

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结发辞严亲,来为君子仇。恪勤在朝夕,无端获罪尤。在昔蒙恩惠,和乐如瑟琴。何意今摧颓,旷若商与参。茱萸自有芳,不若桂与兰。新人虽可爱,无若故人欢。行云有返期,君恩傥中还!慊慊仰天叹,愁心将何愬?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遇。悲风来入帏,泪下如垂露。散箧造新衣,裁缝纨与素。[4]424

王锺陵先生认为此诗“以夫妇为喻”,“新人虽可爱,无若故人欢”意在“提醒曹丕还是‘故人’为好,勿远桂兰之贤人而亲茱萸之小人”,“‘行云’以下四句,则在悲秋之中寄以旧恩中还的微渺希望。‘日月’以下六句为最后一层,由迁逝之悲写到聊且以乐自遣。‘散箧造新衣,裁缝纨与素’二句,用《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之结语:‘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但稍言即止,以显示一种无可如何以之派遣之意”,“全诗四层,有叙事有抒情,有眷恋有指责。悲情之中尚存希望,希望之馀复归于凄伤。人世迁逝之感与个人身世悲凉之情相融合……这一类弃妇诗,委婉缠绵资致摇曳,同子建的述志诗之慷慨风格大不相同,然其中一脉悲凉的情怀则是相通的”。[9]182-183赵幼文认为:“此托喻于弃妇,虽望旧恩中还,然微示决绝之意,亦耻干媚以求亲,不欲委宛以自容,而自乐其乐,以尽余年。”[7]312两位评论家都指出此诗意在以弃妇自喻,比较而言,王锺陵先生的分析更加到位,诗中末尾表达的应是弃妇无可奈何聊以自遣之情,而非赵幼文所说的决绝之意。

曹植《种葛篇》也是一首以弃妇自喻的诗。王锺陵先生评曰:“此诗以夫妇为喻,抒发自己因‘佳人怀异心’而来的‘抑沉’之情,结末以‘天命’释之,表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切”。[9]182曹植的《七哀诗》中透露出的仍然是一个被丈夫弃置不问遭到冷遇的弃妇形象:“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4]458-459诗中传达出曹植深深的被弃感。刘履分析此诗:“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想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之也。其首言月光徘徊者,喻文帝恩泽流布之盛,以发下文独不见及之意焉。”[6]121其《杂诗·南国有佳人》一诗也是以佳人为喻,自伤才华不为世用。

曹植借弃妇思妇等女子形象构建了一个圆融自足的比兴意象系统。曹植诗之所以多以弃妇或思妇怨女自喻,与他横被打击的身世相关,曹植因任性而行、饮酒不节丧失了太子之位,曹丕父子上台后,对他持猜忌排斥态度,“十一年中而三徙都”,“最使子建愤怨的,还是抱利器而无所施的闲置,他‘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希冀试用,终不能得”,[9]180萧涤非也说:“子建本早失父欢,继遭兄忌,终且不见信用于其侄,徒以母后之故,得免性命之虞,其境遇悲惨”。[10]常年的压抑苦闷之情无从抒发,曹植只能将一腔悲愤抑郁发泄在弃妇这一群体身上,以模拟弃妇的失意寂寞之情来排遣自己的悲愁抑郁。正是弃妇思妇怨女这一类女子形象的自喻使得“曹植真切地抒写了自己内心的苦闷,从而使建安诗歌在刻画人物内心世界上大大地深入了一步,艺术的表现因而也更为细腻。在中国文学史上,像曹植这样充沛地展示了一个失意个性之内心世界的诗人文士,此前,还只有屈原一人。”[9]183-184

自喻之作只是用弃妇形象作为宣泄途径,文人们一味沉湎于哀怨,对被弃原因和女性现状缺乏深刻的反省,甚至把色衰爱弛,弃旧迎新视为普遍现象和自然之理,以自己的内心需要和对君王的妥协来安排弃妇诗文,如曹植的《杂诗五首之一》中“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就是为君王开脱。《种葛篇》中“弃置委天命,愁愁安可任”则将被弃的责任归结为天命,这都偏离了弃妇诗原有的现实意义。

三 逐臣—弃妇意象的生成

在中国封建等级制度中,维持家国关系最重要的伦理是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中,君、父、夫等处于主导地位,臣、子、妻处于从属地位,臣、妻在社会地位上具有某种对应性,臣子需要依靠君主,妻子需要依靠丈夫,臣子将理想寄托在君主身上,妻子则将命运完全托付给丈夫。男子做官与女子做妻妾情景相似,袁宏道《丘长孺》云:“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11],极写男子在官场遭遇的屈辱和艰难,低眉事人,苦牛马之难,貌弃妾之所羞,指出臣子与女子在某种程度上的对应性。作为逐臣与作为弃妇,在不受重视、遭受驱逐上是相似的。汉祢正衡《鹦鹉赋》中云:“放臣为之屡叹,弃妻为之歔欷”,[8]942南朝梁王僧孺《何生姬人有怨诗》云:“逐臣与弃妾,零落心可知”,[4]1764逐臣与弃妾并列,因为在被弃置的角色上,两者有共通之处,依附感丧失后伴随而来的是巨大的情感失落。在礼教尚未森严的时代,弃妇们还可以再嫁,寻找新的托付,但是在统一安定的朝代里,文人们所能依附的君主只有一个,一旦失意,便无法再觅新主,因此,文人被弃置后其恐慌之情甚于弃妇。代言体或许是出自同病相怜,自喻体则是因为文人们在面对君主的不公正待遇时,无法直接将愤恨不平之情宣泄出来,只能将一腔悲愤寄托在同是弱者的弃妇身上,藉由弃妇的身份和情感来表达自己的苦闷。

屈原《离骚》以香草美人喻君臣,清代魏源《诗比兴笺序》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词不可径也,故有曲而达,情不可激也,故有譬而喻焉;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丑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君王;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雷电,以喻小人。”[12]曹植的自喻体弃妇诗文则开启了中国的逐臣弃妇意象。陆机《班婕妤》、《塘上行》以历史上女子失宠的意象抒发自己的感想,傅玄《短歌行》借妇女被弃比喻自己征途上的失意。南北朝时期拟作大量增加,以“班婕妤”为题材的有:江淹《班婕妤咏扇》、刘孝绰《班婕妤怨》、徐堪《班去赵姬升》、鲍子卿《咏画扇诗》、许倪《破扇》等十余首。以陈皇后长门事为题材的有:刘恽的《长门怨》、费昶的《长门后怨》。拟乐府旧题的有刘孝威的《塘上行·苦辛篇》、鲍照的《白头吟》、何偃的《冉冉孤生竹》等等。萧纲的《半路溪》模拟《上山采蘼芜》,比之汉乐府原作,萧作把与旧人相见时的惆怅心情描摹得更加精细,显示出诗歌精雕细琢的特征,同样模拟《上山采蘼芜》的还有吴均的《去妾赠前夫》。在文人弃妇之作中,由于自喻体的大量出现,弃妇诗文成为一个新的类型,由于缺乏具体所指,女性的身份、地位等全部剥落殆尽,无论是咏史,还是拟乐府旧题,同题拟作的作品往往摈弃鲜活的现实题材,造成意象僵硬化、情感呆板化,缺少真情实感,这也导致了文人弃妇诗文类型化程度日益严重。

比较而言,文人代言体往往有生活原型,因此其生活气息也就更浓郁些,自喻体则欠缺实际生活的感触,确切地说,最初的自喻体作品尚能有效地抒发自己不得志的心情,但是这种作品一旦形成模式,沦为套路,其感人力量就会大幅减弱。文人弃妇之作经历了由实到虚的变化,自喻体的兴盛是弃妇题材由实到虚的明显标志。在由实到虚的变化过程中,文人们由最初对弃妇的同情而渐渐转化为抒发内心的苦闷,以致逐臣—弃妇意象的生成,这也就意味着:弃妇问题由一个社会问题转变成了文人们的心灵问题。

[1]马克思,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王锺陵.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85.

[3]徐陵.玉台新咏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58.

[4]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张玉谷.古诗赏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12-213.

[6]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8]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9]王锺陵.中国中古诗歌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0]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41.

[11]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08.

[12]陈沆.诗比兴笺[M]//魏源.魏源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25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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