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寒社

(阿克苏地区第二中学，新疆 阿克苏 843000)

“度田”引发的“民变”事件
——透视中央集权与豪强势力之间的矛盾

褚寒社

(阿克苏地区第二中学，新疆 阿克苏 843000)

刘秀的“度田”实质上是中央与豪强为争夺土地和人口而掀起的一次利益争夺战，其最早源流可追溯到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时期。通过对“度田”引起的“民变”本质的分析，能进一步了解中央和豪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刘秀对于豪强所采取的抑制态度，从而认识度田对于东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度田；源流；民变

东汉初年，刘秀“度田”运动造成了很多地方出现“民变”事件。然究其实质，所谓“民变”只不过是地方豪强为了自身利益，操纵或鼓动部分平民反抗中央统治的斗争。就本质而言，是封建统治者内部进行的一次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争夺战。正因为如此，刘秀在“度田”的过程中，采取了镇压和安抚两面措施，有效地整顿了社会秩序，强化了国家对人口土地的控制，肃清了封建地方豪强割据的潜在势力，有效地稳定了东汉初年的政局。

一 “度田”引发中央与豪强矛盾的源流

光武帝之所以“度田”,是因为东汉初年出现了垦田、户口不实的种种不良现象。针对此种情况，有必要对当时全国的田亩、户口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检查和核实。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载:“是岁,野谷渐少,田亩益广焉。”[1]说明在东汉之初田亩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田租率没有发生变化,“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1]国家赋税收入却大量的减少，出现了“野谷渐少”的状况，这足以证明其中必有蹊跷。

于是，光武帝针对“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1]的状况，在建武十五年六月颁布“度田”诏令,目的就是核实各地的垦田数量和清查户口，同时兼考查有关度田不力的二千石官员。《后汉书·光武帝纪》载：“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1]究其诏令，不难看出，刘秀的“度田”不仅仅是核实田数和清查户籍，而且还进一步打击豪强地主和勾结豪强的官员。因为在东汉之初，许多豪强地主纷纷兼并土地，隐瞒垦田与户口实数，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东汉政府的财政赋税，威胁到了中央的统治。严格地讲，东汉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豪强地主而建立的。所以，中央和豪强这一矛盾在东汉初就已经在统治内部存在，并且一直贯穿于整个东汉王朝的始终。

然而，究其中央和豪强矛盾之根源，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当时各诸侯国先后采取了“相地而衰征”“作爰田”“初税亩”“作丘赋”“初租禾”“制辕田”等一系列措施，通过这一系列的土地制度，最终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使得土地可以成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可以随意对土地转让、典卖和出卖。于是，春秋战国之际就出现了层出不穷的争地、夺田的状况。在争田夺地、土地赏赐和土地买卖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个拥有较多私有土地的社会集团，于是只有极少数私有土地或根本无地的人同拥有大量私有土地者之间的贫富差别与阶级分野便产生了。[2]而作为拥有大量土地的社会团体，即豪强地主，为了追求最大的利益，他们常常利用财富或行政权力大肆地掠夺土地和人口，以各种手段肆意压榨平民百姓，壮大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从而加剧了平民百姓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严重危及到了中央的统治。所以，豪强地主常常为中央最高统治者所忌讳。在西汉时期，中央和豪强地主之间的矛盾就曾表现得非常突出。据《汉书·食货志》载:“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3]针对这一状况，当时的统治者提出了“限民名田，以澹不足”[3]的主张。“限民名田”，即限制私有土地的数量。不仅如此，西汉统治者还通过非常手段严厉打击豪族占田的行为，以此削弱豪族势力。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打击豪族势力的措施最为严厉。据《汉官典职仪》中明确有限制豪强的条文:“一条,强宗豪右田宅踰(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4]其中第一条很明确指出禁止“强宗豪右”强占平民土地；同时还进一步禁止二千石的官吏与地方的豪强相勾结。这说明西汉统治者一方面严厉地打击豪强在地方上的势力；另一方面则限制豪强地主向地方政权的渗透。很显然，当时的中央与豪强地主的矛盾已经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东汉之始，刘秀为了解决豪强大肆占地和人口的问题，开始逐步恢复了西汉时期的“案比”制度，于每年“八月案比之时一”“案户比民”统计户口田亩，再一次把矛头对准了豪强地主。但鉴于当时政权刚刚建立，社会秩序比较紊乱，生产还没有得到恢复，不愿与豪强再起波澜，于是采取了与豪强妥协的方式，使得垦田户口不实的状况一直并没有改变。直到建安十五年，在政权等到了相应的稳固之后，才正式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六月，刘秀遂“诏下州郡检校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度田”，抑制豪强势力的膨胀，限制豪强占有土地和人口，从而巩固新生的东汉政权。

二 关于“度田”引发“民变”现象的认识

众所周知，东汉政权是建立在农民战争和封建割据战争的废墟上的豪族地主阶级政权，代表了豪族大家的利益。然随着战争形势的趋于稳定，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中的豪族大肆占领土地和人口现象迅速蔓延，已经开始严重地威胁到了中央集权的统治。鉴于此种状况，光武帝刘秀在建武十五年六月颁布“度田”的诏令：“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下令核实土地目数和人口数量，因为土地和人口是豪族大族得以崛起的根本保证，刘秀此举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打击豪族大家。可是，在东汉能够拥有大片土地者豪族大家主要是朝廷和郡县官吏，他们为了逃避赋役负担，往往凭借权势隐匿土地数量，甚至公开抵制清查。负责度田的官员也优饶豪强，不务实核，出现了度田不实现象。[5]《后汉书·刘隆传》对“度田”不实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载：

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踰(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显宗对。于是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1]

这充分反映了地方官吏在“度田”的过程中对帝城、帝乡的豪族地主采取了妥协或默认的态度。更有甚者，许多刺史、太守多为诈巧，“苟以度田为名，聚民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遮道啼呼。”[6]正是因为这种不公的“度田”最终导致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民变”事件。然究其实，此次民变只不过是在豪强导演下的一次动乱。在建安十六年，各“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1]这里所指的“盗贼”,有可能是依附于“郡国大姓、兵长”的封建依附民，他们在“郡国大姓、兵长”的煽动、诱惑之下也卷入了反对“度田”与检查户口的斗争。[2]总而言之，造成此次“民变”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农民自发的反抗，而很大部分是受了“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等豪强地主的蛊惑，否则，不会一遇到“郡县追讨”时，就出现“到则解散，去复屯结”现象。这说明地主豪强在与中央争夺土地和人口的斗争中人为地制造了农民的反抗。所以，才会出现很多郡县州牧在面对民变事件均都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他们以各种理由借此推脱。如史载:“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1]

对于“度田”所引发的本质后果，刘秀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为了抑制豪族地主的势力，巩固政权，一方面严厉惩办那些不敢得罪豪族官员及“度田不力”的官员，《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十六年……秋九月，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1]《后汉书·隗嚣传》载:“(王元)初拜上蔡令，迁东平相，坐垦田不实，下狱死”。[2]可见，其很多官吏因为度田不力而被下诏治以死罪或被免职，这说明在度田方面刘秀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另一方面对于部分豪强起兵作乱的情况，刘秀果断地加以镇压，并辅之以分化瓦解，“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谪，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11]在平息了动乱以后，刘秀又“徙其魁帅于他郡，赋田受禀，使案乐业”，通过这两种方式沉重地打击了豪强势力，从而保证了“度田”能够顺利地进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央集权的稳定。

然深思之，此次“度田”其主要针对的是当时的豪强地主。东汉初期，由于豪族的势力较弱，尚未有足够的实力去与东汉中央集权正面对抗。于是就采取了将中央给予他们的压力转移到农民身上，或是利用大量依附农民者，掀起与中央的对抗，迫使中央政权与他们妥协，从而放弃对他们的“经济掠夺”。这一点可以从“度田”事件中明显地体现出来。“度田”与检核户口的反对者，主要是“郡国大姓、兵长”。这些“郡国大姓”都是地方上“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蟀千群，徒附万计”的大地主；而“兵长”不仅都是田连阡陌的大土地所有者，同时也是地方上有一定武装的割据势力。在“郡国大姓、兵长”的煽动、诱惑之下许多封建依附民被卷入了反对“度田”与检查户口的斗争。因为他们多是盲目跟从者，所以，“度田”引发的事件很快就平息下去了。究其实质，这次“度田”与反度田的斗争，实质上是东汉政府同豪强地主的一次实力较量，是统治者内部一次利益的争夺战。

三 “度田”抑制豪强的打击

针对刘秀的“度田”过程中打击豪强的势力的论述，很多学者依据刘秀在“度田”的过程中对“魁帅”做出了适当的让步，使其“赋田受亲，使安生业”，便认为这是一种“妥协政策”，从而得出度田“失败”的结论。①这显然有失偏颇。因为这些“魁帅”都是地方上的豪强大姓，或武断于乡曲的割据势力，而在古代交通条件的限制下，将他们迁徙到其他地方，就等于剥夺了所有财产，剥夺了在地方上的一切权力和影响。[7]这一措施对于豪强来说，直接动摇了豪强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其打击力度可谓致命。同时，光武帝还采取严厉的措施打击“度田”不力的官员和豪强势力，《后汉书·鲍永传》载建武十五年:“出为东海相。坐度田事不实,被征,诸郡守多下狱。”[1]刘秀之所以这样做，其主要原因是在度田的过程中官员往往惧于豪强势力，不肯尽力核实。正是因为如此，刘秀才对此类官员采取了非常的手段，隔断官员和豪强势力之间的关系，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豪强地主，从而抑制其势力的过分膨胀，即便是宗室和外戚也不例外。如“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1]“建武二十八年……诏郡县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1]这些宾客大都是依附于王侯的自由民。

虽说东汉政权及其最高统治者刘秀是依靠豪强势力建立起来的，本应该维护豪强地主的利益，但因豪强势力过分膨胀又极其严重地影响东汉王朝统治的巩固，刘秀作为中央集权统治的代表，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势必要抑制豪强地主。所以，在统治阶级内部，遂产生了中央和地方豪强之间的矛盾，光武帝时期实行的“度田”，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对矛盾关系。为了彻底地能将“度田”实行下去，光武帝不惜杀死十多个郡国守相，还免去了一些名儒与功巨的官职。《后汉书·光武帝纪》载：

是时天下刺史、太守以垦田不实下狱死者十余人。……上从容问虎贲中郎将马援曰：“吾甚恨前杀牧守多也。”援曰：“死得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复生。”上大笑。[8]

通过对“度田”不力的官吏进行严厉的打击，侧面说明刘秀对于豪强的打击力度是非常坚决的，这对于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有一定的缓和作用。虽说刘秀对自己杀戮有些悔恨，但听完马援说完“死得其罪”后，刘秀大笑。这说明刘秀对自己的做法还是持肯定意见的。

综上所述，刘秀“度田”是一次统治者内部利益再分配的事件，通过整个“度田”过程，不难看出，刘秀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在“度田”上面是非常坚决的，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不仅打击了当时的豪强地主，而且对于当时户口增加、生产发展有着积极作用。正是刘秀这一系列的“度田”措施的成功，遂形成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局面，为后世“明章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张传玺在《中国古代史纲》一书讲，刘秀对反对度田者发兵镇压，对捕获的大姓兵长，迁徙到他郡、县，给予优厚的田宅安排，不予处罚，都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妥协政策。徐高祉、黎邦正等众多学者皆持此种观点。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41，50，750，66，780-781，67,531,1020,787,80.

[2]高敏.“度田”斗争与光武中兴[J].南都学坛,1996,(1):1，4.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37.

[4](清)孙星衍(辑)，周天游(校).汉官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0:208-209.

[5]张为民.汉代官吏“故不以实”考[J].文史哲，2001,(2):95.

[6](东汉)刘珍(撰)，吴树平(校).东观汉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11.

[7]曹金华.刘秀“度田”史实考论[J].史学月刊，2001,(3):45.

[8](晋)袁宏,撰.周天游,校.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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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瑞斌)

On“RebellionEvent”Triggeredby“DutianMovement”andtheContradictionBetweentheCentralGovernmentandtheLocalRichandPowerfulGroup

Chu Hanshe

(NO.2 Middle School of Akesu, Akesu, Xinjiang 843000，China)

The “Dutian Movement” , in essence, is a fight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rich and powerful group for the interest of land and people , which was originally dated back to the time when the feudal land ownership was confirmed. Having realized the essence of the rebellion event caused by Dutian Movement , we can have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rich and powerful group as well as the restraining attitude that Liu Xiu held towards the local rich and powerful group . The paper argues that “Dutian Movement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n the East Han Dynasty in China.

“Dutian Movement”；origin； rebellion

褚寒社,硕士，中教一级，阿克苏地区第二中学。研究方向:先秦及秦汉史。

1672-6758(2013)09-0142-3

K234.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