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冬学运动中的妇女教育

2013-04-06张羿霞

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 2013年9期

张羿霞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冬学运动是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冬学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过程中，普通的乡村妇女也活跃其中，一度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冬学运动的开展，也是解放女性的另一个侧影。

一陕甘宁边区冬学运动前的妇女教育状况

抗日战争前，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十分落后，学校极少。正如林伯渠所讲:“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1］美国记者斯诺在采访徐特立的时候，徐特立这样描述边区文化教育的状况:“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之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2］

全边区的教育状况如此，对女性的教育就更是缺乏。由于浓厚的封建意识，边区的女性处于社会的底层，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就是一个乡村妇女一生的宿命。千百年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将妇女的生活舞台局限于家庭。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陕北地区没有专门针对女性教育的学校，一些私塾也不招收女学生。文化教育的落后带来的是妇女的愚昧与保守。妇女没有文化知识，很难摆脱封建迷信的思想枷锁，她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烧香拜佛、求神问卦之中，导致一些“牛鬼蛇神”到处横行。据统计“全边区共有巫神2000余人，利用迷信招摇撞骗。”［3］有很多妇女有病非但不去就医，反而去求神仙或是去请巫婆神汉，极大地影响了她们的健康。据统计，“仅延安县的59个巫神在11年里，直接致死人命279人，因巫神耽误生命的有779人。”［4］另外，没有文化，也使得妇女们思想保守，她们往往觉得识字只是男人的事，自己作为“屋内人，识字没用处”。［5］

总之，没有文化使得妇女愚昧无知，深受封建传统的禁锢。因此，妇女的解放，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思想文化方面的解放。

二陕甘宁边区冬学运动妇女教育概况

冬学运动是中共基于抗日战争的大背景开展的，抗战时期边区各地民众的文化素质低下，与当时中共的全民抗战的方针形成矛盾。例如，遇到敌情需要传递情报通知，情报传到无人识字的村庄，人们也不知说的是啥事，往往耽误了大事。又例如，许多干部不识字，书报都看不懂，上级发下来的文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导致抗战宣传工作很难开展。鉴于此，陕甘宁边区从1937年开始开展冬学运动，以教育来支持抗战。

冬学的开办时间一般为11月底到次年的2月初，由边区政府或县政府培训冬学教员，为群众讲课。课程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文化课，主要以识字为主;第二种是政治课，以时事和党的方针政策为主;第三种是自然课，以农业生产知识、医药卫生及一般的生活常识为主，学制多为3个月。冬学的方式主要有读报组、识字组、夜校、午校、半日校、轮学等。为了冬学的巩固和发展，边区政府还于1939年前后开始编印冬学课本，主要有《识字课本》《日用杂字》《庄稼杂字》和《卫生课本》。

为了加强对妇女的社会教育，边区政府在1938年6月印发的《社会教育概论》中明确指出:“社会教育的对象应特别注意到妇女教育。”［6］冬学是对妇女进行社会教育的有效形式，为了动员妇女也积极参加冬学，边区各地采取了更加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来适应妇女家务繁重的需要。比如:子洲的妇女们“在崖上、窗台上、磨道上、门箱、橱柜上到处贴满了字，识字的人抬头见字”，“定边何梁冬学，搜集了很多花草、树枝等物写上名字，进行看物识字”。［7］这种灵活的识字方法吸引了很多妇女参加冬学，使得妇女冬学也兴盛起来。1940年，边区冬学工作总结了1939年所取得的成绩:妇女冬学延安县办了6个，延安市办了3个，其它如延长、固临、志丹等县都办了。［8］

三陕甘宁边区冬学运动妇女教育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妇女加入冬学打破了传统的教育范式，成为冬学运动中的一大特色。但是在冬学开办之初边区各地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1.组织上出现的混乱。如绥德市的识字组首先是由学校组织的，因此和区政府联系不够，有些家庭组织识字，又缺乏黑板、粉笔等。

2.办学经验不足，流于形式。如志丹县的家庭识字组，因没有一定规则而产生自流现象，识字组都是自己家里有识字的人才可以办起来，否则不能成立。

3.家庭成员不支持。冬学之初，大家对冬学的意义没有认识到，家里的丈夫、婆婆不同意，因此很难组织妇女去学习。如靖边的张家畔，召集妇女来开会时，“有婆婆来代替的，有婆婆或丈夫不放心跟着来的。”［9］

4.妇女对冬学认识不足。有的妇女根本不愿意来参加冬学。还以靖边张家畔为例，有个叫刘兰的女二流子说:“宁愿坐禁闭也不识字。”［10］

针对办学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一方面加强妇女极其家庭成员对冬学重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开展冬学。随着冬学工作的开展，有的妇女也逐渐认识到了识字的重要性，并对识字产生了兴趣;有些地区的冬学在一次次总结经验中坚持下来，并为其他地区树立了榜样。

1.刘佩珍识字班。刘佩珍识字班是绥德市最先成立的一个识字班，这个识字班是由家庭识字组发展起来的。刘佩珍的二嫂娘家来了一封信，二嫂不识字，便感慨地说:“认不得字，真是个睁眼瞎子呀!”佩珍就趁机劝她识字。她找来扫盲用书《民众课本》，二嫂做饭纺线的时候，佩珍就坐在她跟前，把书放在地上教她，既不误生产，又能认字，这样不到四五个月，她二嫂就认会了《民众课本》上的一半。［11］邻居看到佩珍在教字，也前来学习。她教的字是大家日常所需要的，最初教人名、地名，稍后教数字，以后又教短句和较长的名词，如男耕地，女纺线，共产党，八路军，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等。［12］在刘佩珍识字班的带动下，绥德市识字运动有了较大发展。据1944年7月份的不完全统计，绥德市已有51个妇女儿童识字组，参加的妇女和儿童达996人，造成了一个识字运动的热潮。［13］

2.绥德市的妇女儿童识字组。这里的女学生教妇女识字一般都是挨门串着教，一两个院子为一组，收效很大。比如女校的雷淑云去教四个婆姨，她早饭时把字块给婆姨们放下，教给念，上午抽空儿教笔画，晚上回来考试。婆姨们把院里酱盆上的盖子都拿黑色刷出作练字用，院墙上、炕沿上、灶台上尽是画的字。［14］这种教学形式有效地解决了没有黑板及其他教具的问题。

3.靖边张家畔妇女轮校。张家畔是靖边县城所在地，该村在1944午6月成立了妇女识字组，共有31人参加。妇女们除带娃做饭、推磨、滚碾、做针线外，部分的还兼开磨房、豆腐房和种地，因此她们的学习热情并不高。区政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将识字组改成轮校，用多种形式进行教学。

张家畔妇女轮校采用五种教育形式:“(一)每天分三个时间、三个地点轮流教。早饭后，教员去上街，附近的妇女拿着沙盘和书本到郝保湾家里来，大家坐在炕上学字，没事学一上午，有事就先回去。午饭后，教员去下街马金花家里，附近的妇女就来这里上课。住在教员附近的五个妇女，晚上就来教员住所受教。(二)有七个妇女住在识字组长李海清附近，她们要求由她教，每天教一次，不论上下午，妇女们有空就来学习。(三)单人独户不能离家的，由组长或小先生上门去教。(四)家里有人识字，但又不愿出来的，一家有三个以上参加识字的，就组织家庭识字组，由教员做定期检查。(五)一家有两人参加轮学的，即轮流来上课，回去互相转教。”［15］张家畔的妇女轮校，一面教学，一面劝学，使得“学生很快发展到48名，占全镇成、青年妇女90%以上。”［16］有的妇女学习认真，进步很大。如“李海清一月半识550个字，能写480个，苗招招一月零二十天，认字600多，会写383个字，她们都会写简单借条、领条和信件。”［17］

除了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外，有些地方还将妇婴卫生知识融入到冬学教育之中。比如:镇原县刘家城妇女冬学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曾确定了“卫生第一，识字第二”、“妇女卫生为主，一般卫生为辅”的方针。该冬学请人画了6幅新法接生的挂图，教妇女做月经带，推广新法接生及婴儿护理。［18］此外，在教学方式上，为了鼓励大家积极识字，还开展一些学习竞赛活动，冬学内部学员之间的相互考问，组长考组员，组员考组员，家庭中夫妻对考等。由我国著名作曲家马可创作于延安时期的秧歌剧《夫妻识字》便是一对夫妻积极识字，夫妻对考的真实写照。

四陕甘宁边区冬学运动妇女教育的意义

冬学运动的开展不仅对妇女自身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调动了她们的抗战积极性，为抗战的胜利做出积极贡献。

首先，边区妇女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男子参军入伍后都会给家人写信报平安。但是，由于妇女不识字，“男人(丈夫)来了信，还得找人看。”［19］于是，“军属希望能看懂丈夫从前线的来信，了解他们的工作，她们学文化的心情更为迫切”。［20］通过冬学运动的开展，妇女们能够认识一些日常使用的字，许多妇女能够会认写自己的名字，有的会记账，有的会写信，有的还能够读懂报纸。

其次，边区妇女的经济、政治地位有所提高。通过冬学运动的开展，妇女的劳动技能得到很大提高。妇女们能够走出家门去工厂里做工，为前线的战士做鞋、织袜、纺毯子、缝制军服。这样也使得妇女们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渐增强，为抗日救国和边区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有的妇女还成为女乡长、女区长、女县长等，如被选为安塞县县长的邵清华，成为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位民主选举的女县长。

最后，妇女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冬学运动是在抗日战争的历史大背景下开展的，为了动员大家积极抗战，边区政府和教育部门以当地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小戏剧、宣传画、民歌、秧歌剧、黑板报、读报、讲故事等方式进行宣传和教育。妇女们识字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民族意识，她们鼓励自己的丈夫上前线作战，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由于冬学也普及卫生知识，当地的人们也逐渐养成了讲卫生的好习惯，大人小孩勤洗脸，不给病人、儿童喝生水，妇女们也会每天把屋子打扫的干干净净等着教员来检查，这些行为潜移默化的地改变着当地的风俗和社会风气。

［1］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R］.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Z］.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2］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M］.董乐山，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170.

［3］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1.

［4］刘汉水.边区文教工作的阵容［N］.解放日报，1944－11－16.

［5］殷萌.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女子教育研究［J］.延安大学，2011，6.参见: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G］.西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259.

［6］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G］.西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27.

［7］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G］.西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256.

［8］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G］.西安:教育科学研究所，1981:155－156.

［9］靖边张家畔妇女轮校［N］.解放日报，1945－4－5.

［10］靖边张家畔妇女轮校［N］.解放日报，1945－4－5.

［11］刘佩珍识字班［N］.解放日报，1944－10－31.

［12］刘佩珍识字班［N］.解放日报，1944－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