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媛，杨毅隆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穿行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
——《凶年纪事》复调话语的空间维度

朱晓媛，杨毅隆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后现代主义在消解了深度感、历史感和主体性之后进入了一个“杂语”的时代。巴赫金的“复调”之义正在于此，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声音彼此相互对话交流。后殖民文学代表人物J.M.库切借助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表现形式，通过杂糅了虚构与非虚构，在《凶年纪事》中以其独特叙述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声部的世界,使作品极端地体现其复调话语无限的空间维度。

现代与后现代；复调话语； 对话性；《凶年纪事》

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是一种“多声部”小说,“全面对话”小说。小说中各种任务的说话声音并不是由统一的旋律来支配，即不是由作者的统一意识来控制的。各个人物的对话声音是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1]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就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复调小说的创造者，各种独立的不相混合的声音与意识之多样性、各种有充分价值的声音之正的复调就是复调小说的基本特点。[2]

库切在《关于写作的笔记》中，他以“书写”为例分析了现代语言学的三种声音：主动的，中间的和被动的。库切认为“主动的、中间的和被动的三种声音应该被视作一种小心翼翼的合唱，一个人书写时必须留出一只耳朵来倾听”。库切在自己的写作中也做到了这一点，在生产话语的同时，不断地对生产话语的过程进行检查，对写出的语言与写作者的关系保持时刻的警惕。[3]他的小说的世界是一种叙述者和其他语言的建构物，由于语言的流动性，库切在创作上穿行于现代性与后现代之间。

《凶年纪事》模糊了小说与其他文类写作的界限，库切还故意设置了阅读障碍，在书页中加平行线构成两栏继而在刻意空页后加双平行线建构三栏式的小说模式。在《凶年纪事》中，库切对复调话语的深入不仅仅体现在小说模式上，他同时还以政论和随感来表现具有独立价值的意识主体在思想上的争鸣，以平等的对话关系来表现各意识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而展示出众多独立意识主体以不同方式发出的不同声音，集中体现了复调话语为我们提供的空间维度。

一 小说形式上的空间维度

库切的作品包含各种类型的创作形式，同时对话理论也被应用在库切的众多文学作品之中。库切将文本视为一种游戏室，创作者可以在期间自由地进行叙述和意义的游戏。他的《福》是一个典型的文本游戏形式，《在国家中心》在形式上则更像一本小册子，而库切在继《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后推出的小说《凶年纪事》成功颠覆了小说的固有模式，让读者对于穿行于现代和后现代的小说概念有了全新的体验和认知。在库切的小说《凶年纪事》中，三栏共鸣的《凶年纪事》强烈地冲击着读者视觉，造成琴瑟钟鼓齐鸣的局面。库切不仅模糊了小说与其他文类写作的界限，还故意设置了阅读障碍。原著前二十三页分上下两栏，第二十四页空白，从二十五页开始出现新的一栏，前面的下栏从此升为中栏。三栏的文体语气与视角各不相同，浮现出三个甚至多个任务的复调话语。上栏分为《危言》和《随札》两部分，共收有政论和随感五十五篇。中栏和下栏取自不同的视角，由两位主人公分头讲述同一个中篇小说。C先生叙述的中栏篇幅最短，从政论的写作，与安雅在洗衣房的偶遇、以及安雅的同居男友艾伦的故事同步进行。中栏在三栏中篇幅最短，最后一部分是安雅收到德文版《危言》后发给C先生的电子邮件，它起到了衔接下栏的作用。下栏是取自安雅的视角，语言不避俚俗，与C先生的第一栏政论和第二栏的叙述形成鲜明对比。

三栏式的小说包含政论、随感、见闻感受与讲述评论等同时出现在一页纸上，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叙述的模式，为叙述者提供了阐述空间。纵向阅读和横向阅读带给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可见，《凶年纪事》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使小说产生间离效果和片断式的时空感。

二 人物间的复调话语

尽管库切不承认自己受到了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影响，但在他的作品中，巴赫金所弘扬的多声部小说的因素却是客观存在的。[3]库切在访谈中也曾经说过：“写作不是一种自由的表达。在真正意义上，写作是一种对话:一件唤醒自身内部的对立的声音并开始唤起与他们的对话的事情。看一个作家是否唤起了这种自身内部的对立的声音是衡量作家的严肃性的某种标准。”可见，对话性是库切小说创作的一个有意识的艺术追求。而对话性给库切极大的自由将自己可能矛盾的思想放到人物中去展现。所以，C先生的行为与库切的思想是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的，时而分裂，时而融合。

C先生是一个老派知识分子，在塔楼的洗衣房遇到正待聘在家的少妇安雅，浑身掠过一阵“形而上的痛感”，于是高价聘请安雅帮他整理政论的手稿并输入录音中记录下的文字。安雅虽只是一个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打字员，但她却常常对C先生的政论看法提出批评意见，这也体现了二人在思想上的交锋。《凶年纪事》里的安雅拥有自己独立的意识，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C先生引用了狄摩西尼的名言：“奴隶怕痛，自由人最怕的是耻辱。”借此来阐释耻辱这一主题。而安雅读了《危言》的文稿不以为然，劝C先生不要自寻烦恼。但此时的她未能摆脱艾伦对她思想上的控制，而且还搬出艾伦的理论来开导他：“虐待、强奸、拷打，这都不是耻辱的理由：新的观念是，只要不是你的错，只要你不必为此负责，耻辱就不会落到你的身上。可见，你一直让自己毫无来由地背负着痛苦”。[4]此外，安雅并不掩饰她对《危言》的失望，对她而言，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之类的名字太过枯燥。但随着她不断接触C先生的文字，她的潜质被唤醒了。她与C先生思想的交锋事实上也是C先生本人思想矛盾的集中体现，政论和随感是他们二人思想的自由表达。

三 作者与主人公的思想争鸣

纪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中指出，陀思妥夫斯基不是伦理学家，、也不是政治学家，甚至不是好的批评家，但他是伟大的小说家和思想家。这一评价也适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追随者——库切。[3]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复调小说的创造者，库切的多部小说都具有复调特征，其中各人物之间具有独立主体意识的平等对话，以及主人公内心充斥的多种声音也体现了对话性。

库切的第七部小说《彼得堡大师》中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实生活的描写，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布局扑朔迷离，形成了多层次的互文。而这篇小说又与库切本人的论文集《陌生的海岸》形成了另一层面的互文。[5]一方面，库切赋予了笔下主人公足够的自由通过对话表达自己的声音，建立平等个体的意识。而另一方面，库切又是通过书中的迷惘叙述者表达自己内心中充斥的矛盾和疑虑，以此寻求精神上的同行者。此外，C先生的身份在文中与库切身份多次重叠，但却拥有有别于作者的意识。

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指出：“许多现代小说的核心意识是其中作为一个小说人物的作家的意识。”[6]《凶年纪事》中的C先生便承载着作者的某部分意识，他接近于库切本人的生活细节，但却不是作者思想的集中体现。通过C先生自称是《等待野蛮人》的作者，晚年移居澳大利亚等细节，却无法断定C先生正是库切本人，也无法获悉C先生的政论思想正是库切本人的思想。在政论及叙述部分，读者可以强烈感受到C先生与库切本人意识的交汇，而两者却无法相容的声音。库切不再像在《伊利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那样直接通过主人公来传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将观念发挥的空间留给C先生，C先生的矛盾性正是源于库切给予主人公思想的自由性，让他充分表达对政治、对国家、对普世价值观念批评甚至是抱怨，对人性的关怀展开充分的思考。库切善于利用对话理论，在小说中制造大量的没有答案的迷局，并且将自己的政治见解与一个感人的故事相互交织渗透，在排版上也别出心裁，因为他意识到可能存在不同的视角，让主人公自己去寻求答案，从而让主人公发掘出人类社会所体现的人文关怀。

四 结论

《凶年纪事》是库切作为现代派自由间接引语的大师的代表作，但他在创作的总体精神气质上更接近后现代主义。《凶年纪事》在形式上和人物话语上都直接体现了巴赫金的“复调”之义，多个独立意识的碰撞和争鸣，并通过主人公吸收他人的意识，在头脑中形成多个思想形象的平等和对话出现。借助现代派的表现形式，让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声音彼此相互对话交流。同时，作者库切也将小说的空间维度无限扩展，让主人公充分表达与库切不同的思想，从多重视角进入到后现代的“杂语”时代，以其独特叙述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复调的多声部的世界，增强了小说的厚重感。

[1]凌建侯.巴赫金哲学思想与文本分析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64.

[2]米哈伊尔.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刘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3.

[3]王敬慧.永远的流散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3，57，13，90.

[4]库切.凶年纪事[M].文敏，译.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89.

[5]高文慧.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库切[M].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2008.

[6]许志强.老年C先生与“小故事”写作——读库切新作《凶年纪事》[M].中国图书评论，2011:4.

ClassNo.:I106.4DocumentMark：A

(责任编辑：宋瑞斌)

CrossingtheModernismandPostmodernism—TheSpaceDimensionofthePolyphonicDiscourseinDiaryofaBadYear

Zhu Xiaoyuan,Yang Yilo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China)

Dispelling the depth perception, historical sense and the subjectivity, postmodernism steps into the world of polyphony, which is also the focus of 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 who advocates the equal communication among different languages, different voices. With the help of manifestation patterns of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mixing fabrication and non-fiction narrative methods, the representative of post-colonialist literature, J.M.Coetzee, demonstrates us a polyphonic world with using the unique narration modes in Diary of a Bad Year. In the novel, which make the novel full of limitless space dimension.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Polyphonic discourse; Dialogism; Diary of a Bad Year

朱晓媛，硕士，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后殖民文学、文学批评等。

杨毅隆，硕士，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英语笔译、口译，翻译实践等。

1672-6758(2013)09-0111-3

I106.4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