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从文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邓牧(1246—1306)，浙江钱塘人，字牧心，人称文行先生。他是宋元之际的思想家，自号“三教外人”，以示他不列入任何正宗的行列，后世称其为“异端”思想家。宋亡后，他终身不仕、不娶，淡泊名利，遍游名山。元大德间，隐居大滌山洞霄宫，以布衣终。关于邓牧，学界一般只注重其思想领域的研究，集中在“无君”论思想或道家思想，对他的生平及其《伯牙琴》关注不多。本文拟从生平、文学作品、思想三个方面对邓牧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一 生平与交游

有关邓牧的文献资料很少，关于他的身世，史籍中没有记载，仅在《洞霄图志》中有一篇《邓文行先生传》，以三百字左右的篇幅记录了他的一生，这是我们了解邓牧生平的最佳资料，现择其要者，节录如下:

“年十余岁，读《庄》、《列》，悟文法，下笔追古作者。及壮，视名利薄之;遍游方外，历览名山。逢寓止，辄杜门危坐，昼夜唯一食。”

“乙亥，还钱塘，入余杭洞霄止焉。身不衣帛，服楮御寒暑。遇异人授修炼法，至是，于宫之超然馆，入室宴坐，或数月不出。四方名胜，不惮远途。以文字请，每一篇出，争传诵之;非其人求之，厚馈弗为，其自重如此。”

根据这些为数不多的资料，我们可以略知邓牧之生平梗概及其性情。再加上其他文献相佐，我们可以明确得知的有:1279年，崖山一战，南宋灭亡，邓牧时年33岁。乙亥年(1299年)，邓牧隐入洞霄宫，他自称“大滌隐人”。元大德九年(1305)，元廷派玄教大师吴全节去余杭请邓牧出山去做官，遭严词拒绝。60岁时，邓牧离世，他的死也颇有些传奇色彩，根据《邓文行先生传》记载，“时里人叶林亦隐九锁冲天观，有行窝山房中，与公为深交。忽一日，谓同道曰:吾二人不久他往。似有言别意。大德丙午正月八日，叶公坐蜕，公志其墓，逾半月，亦无疾而化，信然。瘗剑履石室洞下，寿六十。”［1］

纵观邓牧一生，薄于荣名，如闲云野鹤，常常是“醉饮如昨日”。在《寄友》诗中，邓牧写到“鼓赵瑟，弹秦筝，与君沈醉不用醒。人生行乐耳，何必千秋万岁名”。可见其之精神面貌。在《代问道书》中，邓牧开门见山，表示，“某生无他嗜好，以富贵利达之事为甚可羞”。［1］我们还可以通过《逆旅璧记》这篇文章，看邓牧对待名利的态度。邓牧当时的生活境况是，“已亥季秋，余以贫故馆逆旅，楼广不二丈，深不八九，椽床榻几案外无余地，瓶无粟，衣敝履穿，漫不省。日得尊酒醉吟而巳。”“自以为富贵不足致。今既不得如意，且卧琴挂剑，歌诗纵酒，暂未斯楼遇，使数百年后父老过其下者，思而称之，何必为子孙计?”［1］寥寥数语，可见其胸襟，真旷达者也。失落文人，历代皆有，经历家国之悲的，亦不在少数，而邓牧超然于物外，心与神游，“卧琴挂剑，歌诗纵酒”，视名利如烟云，有如此心胸的，似乎不多见。

根据《伯牙琴》中的文章，我们梳理邓牧的行踪路线，发现他的主要活动区域为余杭、临安、会稽、四明一带，纵情于山水之间。1299年，他入住大滌山中洞霄宫，在山巅凿穴以居，与道士为伍，走上了“山人”的服食修真之路。大滌山洞霄宫是元代全国著名的道教宫观之一，并以该宫总摄江、淮、荆、襄诸路道教。这里九峰拱秀，风景宜人。

通过梳理《伯牙琴》所记，我们得知邓牧交游的对象比较固定，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方外奇士，如叶林、孟集虚;二是文友，如宋元之际的很多文人和邓牧都往来甚密，其著名者有谢翱、周密、张炎。

二 《伯牙琴》的主要内容

邓牧留下的作品很少，邓牧的一部具有思想性的代表作，是《伯牙琴》，以知音难遇，故以《伯牙琴》为名。原来包括诗、文六十多篇，在《四库全书》编纂时仅存二十四篇，“并序、跋为二十六”篇。清鲍廷博在编《知不足斋丛书》时，“缀缉丛残，于旧存文二十四篇外，增文五篇，补诗十有三章”。［1］同时，鲍廷博为邓牧的很多作品亡佚而感叹道，“遂成广陵散矣，惜哉!”［1］

《四库全书总目》中提到邓牧“精于古文，生前尝自编诗文六十余篇为《伯牙琴》，滔滔清辨而不失修洁，非晚宋诸人所及。”［2］认为邓牧的诗文很有功力，远超晚宋诸文人，可见他的文章是很有功力的。

在《伯牙琴·谢皋父传》中，有这么一句话，可以窥见邓牧的文学思想，“牧罕读古人著述，谓文章当出胸臆自成一家，而君记问优赡，必欲中古人绳墨乃已。”［1］他反对模拟，主张文章应该“直出胸臆，自成一家”，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

《伯牙琴》中的文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政论性的文章，如《君道》《吏道》《见尧赋》《名说》《宝说》等;另一类为游记、传记、序文、酬答、祭文等。

《伯牙琴》中的游记如《陶山游记》《自陶山游云门》《雪窦游志》等，文字简练、细腻，读来耳目一新。通过这些诗文，我们可以看到他流连于山水之乐，以修身养性为生活之要旨。但是，《伯牙琴》中的文章，并非都是流连于“山水之乐”，其中很多包含了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贯穿着人道主义精神。他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把矛头指向当时的元朝统治者，对其深恶痛绝。在《伯牙琴》中有一篇文章叫做《二戒——学柳宗元》，可以充分说明这一问题。这是两则小短文，其一叫《越人遇狗》，这是寓言式的社会讽刺小品文，邓牧在文中把元朝统治者暗射为“狗”，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它的贪婪、残忍。从越人与狗妥协所造成的悲惨教训，邓牧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人不能和狗妥协，不能一时一刻地放松对狗的警惕。行文简练，百来个字就蕴含着对于黑暗现实的极其严肃的批判和揭露。

三 “异端”思想

邓牧是宋元之际一位颇有异彩的思想家，他一生的转折在1278年，元灭南宋，这促成了他思想的急剧变化。他决心不与异族统治者合作，寄身幽谷，浪迹山林，以布衣终。但是，应该注意的是，邓牧并不是一个忘情于“世事”的人，隐居只是他在亡国以后迫不得已的选择，一种消极反抗的方式。在时事巨变面前，他超越一般文士的遗民悲情，超越政权更替的是非，反思王朝兴亡的原因，探询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的最佳模式。有人认为，邓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进行彻底批判的人。他撰写了《君道》《吏道》等一组文章，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的某些本质问题作了深刻思考。他否定现实社会的君主独占制及与之配套的官僚体制，提出“选贤与能者”组建服务型政府的构想，他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认为皇帝是最大的剥削、掠夺者。在封建社会，这样的言论，不啻于“惊天动地”。

邓牧对自秦以来的封建专制政治进行了辛辣而深刻的系统批判，并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理想王国。在邓牧的理想社会里，也有皇帝，但他只是公共事务的最高管理者，是公仆，而不是剥削者，不会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邓牧认为暴君是后世才出现的，在古代并不如此，他说，“子不闻至徳之世乎，饭粝粱，啜藜藿，饮食未侈也;夏葛衣冬鹿裘，衣服未备也;土堦三尺，茅茨不翦，宫室未美也。”［1］面对现实中的剥削与压迫，他痛心疾首，“有国有家，不思所以捄之，智鄙相笼，强弱相陵，天下之乱，何时而巳乎!”［1］

在邓牧的理想世界里，官吏是被选出来协助皇帝管理公共事务的人，而非特权阶级，这些官吏有道德，有修养，和人民和谐相处。在《吏道》篇中，邓牧写到，“古者军(君)民间相安无事，固不得无吏，而为员不多。唐虞建官，厥可稽已，其去民近故也。择才且贤者，才且贤者又不屑为是，以上世之士髙隐大山深谷上之人，求之切切然恐不至也，故为吏者常出不得巳，而天下阴受其赐。”［1］

而近日之官吏，“取民愈广，害民愈深。”且“吏无避忌，白昼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他认为，必须选择“才且贤者”来治理天下，如果实现不了这一点，索性“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不犹愈乎!”［1］

现实中，除了君主、官吏之压迫、剥削，还有“盗贼害民，随起随仆。”［1］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堪重负。

在邓牧的理想社会里，没有压迫、奴役，没有不劳而获的现象，既无盗贼，又无战争。

［1］邓牧.伯牙琴［M］.张岂之，刘厚祜，标点.中华书局，1959:1－50.

［2］(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五［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74.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新世界出版社，2004.

［5］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M］.商务印书馆，2009.

［7］杨镰.元代文学编年史［M］.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8］邓绍基.元代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