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家琪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中唐女诗人的生存体验
——以李冶、薛涛、鱼玄机为例

安家琪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时间”与“空间”是理解中唐女诗人“是其时”与“非其时”两相交叠的生存体验的一个向度。由“是其时”到“非其时”的生存体验书写背后传达出女诗人“被边缘化—努力跻身男权话语中心—重新被边缘化”的幻灭感。中唐女诗人双重时间感的书写体现出由初唐“是其时”作为被书写主体向赵宋“非其时”成为被书写主体转变的先兆。

生存体验；时间；空间

“中唐”之“中”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叶燮语)，此即赋予中唐承旧开新之历史地位，唐宋转型视域下文化形态之转变亦可自中唐窥其先机。中唐上承初盛唐之文化因子，下启赵宋之文化新变，又以其自身之承续性兼融二者，形成此消彼长之动态文化体貌。李冶、薛涛主要活动于中唐，鱼玄机活动之晚唐亦于诸多方面承续中唐社会之情状。故而，考察三人于中晚唐活动之状貌与体验之委曲，既可大略推见中晚唐女性社会地位之变化，亦能大体明了由唐而宋女性生命体验转变之痕迹，于“唐宋转型说”增添别样佐证。因其身份特殊，并于对女性规约较后世稍为宽松之时代下有相对自由、独立之居住与交往空间，三人皆与男性文士过从甚密。政策之宽松与身份之特殊决定三者能够较为自由地出入于亚公共空间，①掌握一定自由言说之话语权。有唐一代得以“女诗人”身份流芳后世者，亦必备上述两条件方才成就其可能性。故而自“时间”与“空间”两个向度观照三人诗作中所传达出的生存体验，不失为达成“同情之了解”的有效路径，亦可对李唐女诗人之整体性生存体验作一尝脔测味之领会与玄想。

一 唐代女性地位的反弹与回落

传统社会女性地位之消长起落，当以魏晋为关纽，由此而下，女性之社会地位虽因政治地域之分立而南北有殊，但地位走低则为历史之大势。[1]逮及初唐，统治者因其血统中胡族之因子及颇为外放自信之心态，于女性家庭及公共空间之活动较多包容；比及武则天、韦后等女性掌权者当政，则有意识地于政策层面采取措施树立一己之权威，有意或无意起到提高女性地位之效。

初唐女性活动空间之扩展首先表现为参政现象之明显增加。上迄贵族(如长孙皇后、武则天、中宗韦皇后、肃宗张皇后、平阳公主、太平公主、安乐公主及女官上官昭容等)，下至平民(如陈硕真)皆不乏载之青史、留名后世者。武氏、韦后更借一己权势颁布和推行一系列提高自身与女性整体地位之措施。②其次，于家庭生活中，女性之法定身份受到肯定，“称‘子’者，男女同”(《唐律疏议·名例律》)。女性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权，并受到法律保护：“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唐律·户婚》)；已嫁之妇亦有相对自由之离婚、再嫁权：“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妻子有“三不去”之一者，即便犯“七出”丈夫亦不得提出离异。[2]女性频繁出现于公共空间，进行社交活动，社会上层者“立外宅，出入不节，朝官邪佞者候之，恣为狎游，祈其赏秩，以至要官”，[3]下层者“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4]在室女子具有财产继承权，“依子承复分法给半”(《唐律疏议·户婚》)；已婚女子之财产权包括陪嫁资财及本家无继承者情况下之继承权，“如百姓及诸色人死绝，无男空有女，已出嫁者，令文合得资产。”(《宋刑统·户婚》)于家庭生活中女性之受教育权亦受到许可与保护。[5]初唐女性话语空间之扩大明显表现为女性于政坛之发号施令与丈夫对妻子建议之尊重与听取。

迨玄宗亲政，韦后、太平公主败亡，武氏以来提到女性地位之措施再无法获取制度性的支持，社会心理亦随之变改。“玄宗朝以后，宫廷不但未再出现女性意识的痕迹，皇族的妇女文化反而发生了儒教化的趋势。最明显的例证是，八世纪中叶以前，公主再嫁，司空见惯。之后，就急遽减少。”[6]伴随中唐已降儒学核心问题自礼乐向道德的内转，[7]女性身份认同展露出明显的儒家规约色彩，“尊礼法，守妇道”“参政意识减退，参政人数减少”“社会活动空间之压缩”“婚姻自由减少，贞节观念增重”“个性受压抑，精神面貌萎靡”。[6]女性地位之下降，自此伊始，再难有反弹之可能。

二 李冶、薛涛、鱼玄机生存体验析论

生存体验是个体对世界的感受与理解，而“时间”与“空间”为生存体验的理解提供了一种可能。个体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在世之中的个体既是时间的延续(世)；也是空间的展开(界)。“时间”与“空间”是个体理解世界、理解生存体验的基本向度。[8]

女性之生存体验既关涉个体经历与时代政策，复与性别社会下男权话语对女性集体记忆之历时性构建相关。“男权话语对女性集体记忆之不断构建”的可能性存在于某种授权之中，个人或一个群体“通过这种授权可以代表某一集团来说话和行动”，以制造出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语言实践。[9]如此，占有权力的某个个体或群体就可以将自己的话语改塑成集体话语，将少数人的意识变成集体意识。而女性之生存体验亦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应和男权话语对女性“应有”之书写，以获求一份认同与身心的“安全感”。 自社会身份观之，三人因拥有比普通女性更多的活动空间与话语空间而具有“非常态”的生存体验；③自性别身份而言，三人又永远无法真正跻身男权话语中心，而是不断被边缘化，最终回归“女性本位”的“常态”体验。下文即在性别社会下男权话语对女性集体记忆之历时性建构、国家政策、特殊身份三重影响因素之下，自时间与空间两个向度探讨以三位女诗人为代表的中唐女诗人之生存体验。

1.亚公共空间中“是其时”的生存体验。

三位女诗人于亚公共空间中交游唱和的生活引发了其“是其时”的生存体验：④

巨石崩崖指下生，飞泉走浪弦中起。……

一弹既罢复一弹，愿作流泉镇相续。

李冶《从萧叔子听弹琴赋得三峡流泉歌》(页8)⑤

落日重城夕雾收，玳筵雕俎荐诸侯。因令朗月当庭燎，不使珠帘下玉钩。东阁移尊绮席陈，貂簪龙节更宜春。军城画角三声歇，云幕初垂红烛新。

薛涛《上川主武相国二首》(页38-39)

烟花已入鸬鹚港，画舸犹沿鹦鹉洲。醉卧醒吟都不觉，今朝惊在汉江头。

鱼玄机《江行二首》其二(页113)

季兰“愿作流泉镇相续”，缘听琴音如临三峡，阔大奇壮、无限开放的空间想象，让女诗人产生流连忘返的时间感。洪度言“不使珠帘下玉钩”，乃设想觥筹交错宾主尽欢之乐，故不愿此种“是其时”之时间感迅速流逝；“云幕初垂红烛新”则表明对即将开场之筵席中曾一度呈现的欢快、时间感之期待。幼微“醉卧醒吟都不觉”，亦乃夜游鹦鹉洲之自由感所生发“但愿长醉不复醒”之时间感使然。三人“是其时”的时间感皆呈现出短暂、充实、飞快、不舍的特点。由之可言，唐代女诗人于相对自由、敞开、外放的亚公共空间中，其生存体验之一种乃“是其时”下对相应空间之生活样态的留恋。

对于亚公共空间中诗人活动的描写，三位女性书写者多模拟男性姿态言说与书写一己所见所思之生存情状：

巨石崩崖指下生，飞泉走浪弦中起。

李冶《从萧叔子听弹琴赋得三峡流泉歌》(页8)

闻说凌云寺里花, 飞空远瞪逐江斜。

薛涛《赋凌云寺二首》(页51)

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

薛涛《送友人》(页33)

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

鱼玄机《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提名处》(页111)

应为价高人不问，却缘香甚蝶难亲。……及至移根上林苑，王孙方恨买无因。

鱼玄机《卖残牡丹》(页101)

李诗与薛诗中“巨石”“飞泉”“走浪”“关塞”“凌云寺”等意象与“飞”“走”“瞪”“苍苍”等动词与形容词之运用，示人以空间感之阔大、飞动、丰富与迅速位移，与男性同类题材之书写并无二致。亦即三者笔下之空间，无论真实抑或想象，均有其相对公开、外放之特征，乃女性私密性闺闱生活所陌生而难以企及者。鱼诗传达出对女性不能跻身仕途一展才略抱负之恨，支撑其作此书写的动因乃一份女诗人对于自我文化身份之自信、认同与社会身份(性别身份)之无可奈何的情绪纠缠。以“剧场表演者”身份审视女性书写者，其表演方式(书写方式)存在三种可能：其一，以一种常规的姿态出场，以“社会化”“模式化”和“限定化”的方式，“使表演与它所处的社会的理解和期望符合”；[10]其二，在表演过程中有意隐微地流露出与所饰角色不相符的真实情感因素；其三，以决绝的姿态背离本该饰演的身份角色，以突显作为真正自我之个体性情感。作为男权社会之下的女性书写者，话语权的受抑必然导致女性在将个体本真之生存体验诉诸文字时要采取相应的书写策略，方得以将之呈现并流传于世。一种言说方式背后所呈现的是与之相应之生活方式的展开与在场，“作为一个父权制下的女人，她没有自己的语言，(最多)只能模拟男性理论：如果她的理论想要不被人们视为无法理解的唠叨，她就必须模拟男性理论。”[11]三人之诗才男性文士或未可敌，然传统文化下女性集体记忆中之女性职责已然为性别社会下男权话语之不断构建层累与囿限为“三步不出闺门”，以女性为维系天地人和谐、上下内外秩序分明之关綮，[12]“士人家庭妇女作诗，是一个常见的避忌。这个观念在唐宋时已有很清楚的表达。唐代士族妇女多受教育，娴熟经史文学，写诗的似乎相对稀少……钱钟书《管锥编》曾博引群籍，对此问题有所论列。……女子不应作诗的理由大约有二。第一个可以叫做‘君子思不出其位’，文才不是职责限于家务的妇女所需要的。其次，写诗不免情思飘转，于闺秀不宜。”[6]由是，明清弹词小说中女性作者要不断地刻意强调写作缘由并非逞才，乃娱乐家人使然，其做法并非违背居家本职之举。[13]李冶、薛涛、鱼玄机三人既无居家女性身份之累，却亦要受制于时代文化之规约；且于亚公共空间中交友唱和者多为男性，故而其书写亚公共空间中之生存体验往往采取男性化声音以出之，一则适应交往对象的观照视角与言说方式，二则乃为女子作诗找一“无可厚非”之依据。

自此观之，三位女诗人虽有传统家庭女性难以企及的亚公共空间中“是其时”之生存体验，但此种体验的书写仍不出男性书写之窠臼，在男性主导的性别社会下，她们甚至自觉、有意模仿男性的言说方式以确立自我书写之“合法性”。此外，较之男性，女诗人之“是其时”更多依靠外界所予而缺少自我开解之力(如季兰“愿作流泉镇相续”、洪度“不使珠帘下玉钩”、幼微“醉卧醒吟都不觉”皆以外在契机为依托)。因此，女诗人“是其时”之于男权社会下无疑更具依附性。

2.家庭空间中“非其时”的生存体验。

然而，置身此男性主导之亚公共空间中，女诗人最终不得不回归其“女性本位”。于此境况下之生存体验乃“非其时”的惶恐与无奈。父权制社会对女性主体突显自身之畏惧、规范与压制，逼使女诗人面对外界之强大压力而不得不、甚至甘愿重新退至女性“应在”之“家庭空间”，永远无法真正介入男性话语体系之界域：

吴越相谋计策多，浣纱神女已相和。一双笑靥才回面，十万精兵尽倒戈。 范蠡功成身隐遁，伍胥谏死国消磨。只今诸暨长江畔，空有青山号苎萝。

鱼玄机《浣纱庙》(页100)

此诗毋宁说是蕙兰对女性自身意义价值之追问。纵然西施能够“一双笑靥才回面，十万精兵尽倒戈”，于国亡家败之秋负起传统意义上男子当为之举，此举亦为其赢得后世不绝之誉，但“只今诸暨长江畔，空有青山号苎萝”，过往朝代之更迭、声名之毁誉终乃土丘，真正能够把捉与值得追忆的，却是与范蠡之“功成身隐遁”。此类咏史之作笔出男性文士者自不在少数，但蕙兰以女性言说之主体身份介入传统意义上男性所为之宏大叙事中，便会突显其自身独特之意义追问与价值诉求。《过鄂州》中“莫愁魂逐清江去，空使行人万首诗”亦传达出类似的情绪体验：能歌善舞、貌美如花的莫愁的意义价值亦终不过是在后人的不断书写中得以永久，可其人真实而辛酸的生存体验又有何人明了？蕙兰其人颇有飞龙在天之志，“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应为价高人不问，却缘香甚蝶难亲”已将其对一己文化身份之自信与社会身份(性别身份)之无奈昭示无疑。然于此诗中，蕙兰宁赞西子范蠡西湖扁舟，亦不愿因宏大叙事下之自我实现而错失个体私密性之爱情。父权制社会下对女性主体身份一以贯之的防范与压抑，使得女性亦终不得不以隐忍之姿退至女性之“本位”，执其“本事”，以求得一份“认同”与“安全感”，消解其“王者之图，霸国之用”(钱锺书《管锥编》)。“只今诸暨长江畔，空有青山号苎萝”既是对历史意义之反思，亦乃自己夙昔之志在雨打风吹之下落红满径的悲凉之感，个中流露出个体于“非其时”之漫长、循环、意义阙如、永无休止的时间感下焦灼、惶恐与无奈的生存体验。较之部分男性仅于文化身份上被边缘化而仍持有社会身份之优越感，女诗人在社会身份与文化身份上的双重边缘化无疑更加重其挣扎后之无力与幻灭感。又如：

携琴上高楼，楼虚月华满。弹著相思曲，弦肠一时断。

李冶《相思怨》(页11)

玉枕只知长下泪，银灯空照不眠时。……却忆初闻凤楼曲，教人寂寞复相思。

李冶《感兴》(页12)

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

薛涛《春望词》(页26)

芙蓉新落蜀山秋，锦字开缄到是愁。闺阁不知戎马事，月高还上望夫楼。

薛涛《赠远二首》(其二)(页67)

枫叶千枝复万枝，江桥掩映暮帆迟。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

鱼玄机《江陵愁望寄子安》(页129)

井边桐叶鸣秋雨，窗下银灯暗晓风。书信茫茫何处问，持竿尽日碧江空。

鱼玄机《情书寄李子安》(页103)

亚文化空间之“是其时”的生存体验亦无法真正改变男权社会规约下女诗人“非其时”的绵长、压抑感。无法真正拥有被性别社会下男权话语不断构建的传统女性之“幸福”不啻三人之特殊身份使然，“高楼”“玉枕”“银灯”“望夫楼”之幽暗封闭亦加重了时间感之循环、凝滞、静止、意义缺失。一“虚”一“满”正是幽闭空间下诗人对时间之独特感受：空间之狭引发作者对自我意义缺失的审视，由之出现时间感之“虚”，从而造成关注焦点集中于外在月华之“满”；“长下泪”“不眠时”“复相思”“花开花落时”“还上望夫楼”“日夜东流无歇时”“持竿尽日碧江空”皆表明由相思所引发的时间感之循环、绵长。三人与亚公共空间中“非其时”的时间感不啻性别社会下男权话语对女性集体记忆之不断建构，复与其无法真正跻身男性话语体系中心相关。唐代及之前的男性文士于其诗作中对女子生存体验的书写多以“相思”为主，相思所由乃心仪男性的缺失所致，此中即设定男性为女性意义存有之前提，男性的在场近乎是女性存在意义的全部。唐代女诗人在书写其“非其时”的生存体验时，同样采取模拟男性书写之策略：“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江南江北愁望，相思相忆空吟”“持竿尽日碧江空”(鱼玄机)、“妾梦经吴苑，君行到剡溪。归来重相访，莫学阮郎迷”(李冶)、“为遭无限尘蒙蔽，不得华堂上玉台”(薛涛)等诗句皆表明女性自我意识与自身个体性的缺失。

李冶、薛涛、鱼玄机三人作为中唐时期身份特殊之女性书写者，一方面于亚公共空间中能够以男性化之书写方式较为直接地传达此种生存体验；另一方面，随着时代转向内在，[14]女性某些于亚公共空间的权利亦呈内缩之势。由是，其于亚公共空间中的个体性生存体验的书写多采取在模拟男性话语中隐微幽曲以出之。李唐女诗人书写中所传达出的生存体验与女性地位的变迁紧密相关。初唐时期女性地位的反弹在女诗人生存体验的书写中主要表现为“是其时”的阔大、外放；兆先于盛唐而突显于中晚唐的女性地位的回落体现在女诗人诗作中，则展现为“是其时”与“非其时”两相交叠的生存体验。⑥

三 中唐女诗人生存体验的历史意义

伴随中国转向内在而来的是在“内与外”“阴与阳”的双向对生结构中，宋代更加强调女性的“内在”“阴性”地位。女性于唐代时具有的诸种公共空间中的活动权力日渐弱化，家庭角色的重要性随之突显。[15]家庭角色的重要性使得家庭成为宋代女性的主要活动空间。相对于唐代女诗人所活动的外放、敞开的亚公共空间，幽闭、内敛的家庭空间成为宋代大多数女性意义价值的归属。家庭闺闱所奉行“男主外女主内”的伦理标准喻示着天地人和谐、上下内外分明的意义秩序，相夫教子成为宋代家庭女性的职责与乐趣所在，此即其家庭生活“是其时”的生存体验。然赵宋一代尚读书之风气虽促使女性识字以教育子女，却不倡女子作诗，其缘由盖同李唐相仿。因此，在“是其时”的生存体验中，家庭女性一方面为“不出其位”而有意识地不作或少作诗；另一方面，家庭生活中的“是其时”亦使其无暇顾及家务之外的文学创作。恰是家庭离别的相思之苦却为独处深闺的宋代女性提供了诗歌素材与书写时间。故而，宋代女性生存体验的书写即由唐代女诗人“是其时”与“非其时”的双重书写转向“非其时”成为被书写主体，且已开启由书写家庭空间个体“意义缺失”的“非其时”向亚公共空间群体性“意义缺失”的“非其时”转换，自觉以民生、丧乱、讽谏、咏史等为书写题材。[16]而以李冶、薛涛、鱼玄机为代表的中唐女诗人由以“是其时”为重、到“是其时”与“非其时”两相交叠之生存体验的演变过程正乃上承初唐女性以“是其时”为书写主体之馀绪，下启宋代女性以“非其时”为书写主体之先兆。明清之际，女诗人的远游经历纵然为其诗作中“是其时”的生存体验带来江山之助，然即便游历能为长居家庭空间的女性带来若许超越意义，唯明清女诗人笔下的山水空间亦不再是李冶、薛涛笔下之阔大雄奇，大多为清幽冷寂而回归内心的山光水色，颇似柳河东笔下“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的可赏而不可居之感。中晚唐女性地位的回落是连接由初唐时期女性地位“非常态”的反弹(较之汉末魏晋以降女性地位的下降)回至赵宋历史发展的“常态”秩序间的关綮。与之相应，以三位女诗人为代表的中唐女诗人的生存体验书写是梳理由魏晋至赵宋乃至元明清女性实际生存格局与诗歌创作中生存体验变化的关键所在。

四 结语

“时间”与“空间”是理解中唐女诗人“是其时”与“非其时”两相交叠的生存体验的一个向度。以李冶、薛涛、鱼玄机为代表的中唐女诗人由以“是其时”为重、到“是其时”与“非其时”之两相交叠的生存体验书写，体现出上承初盛唐女诗人以“是其时”为主体之余绪、下启赵宋女性以“非其时”为主体之新变的共性特征。由“是其时”到“非其时”的生存体验书写背后，传达出女诗人“被边缘化—努力跻身男权话语中心—重新被边缘化”的幻灭感。

注释

①本文“亚公共空间”主要指介于家庭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为女性享有某些特定活动权利与话语权力的空间。“家庭空间”指能够暂时去除主体公共身份参与的空间。

②参陈弱水，《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③李冶为“女道士”，“交游文士，微泄风声，皆出乎轻薄之口”(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中华书局，2002：326-27)，薛涛乃“成都乐妓”(《唐才子传校笺》卷六，页103)、“出入幕府，历事十一镇”(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八〇三，中华书局，1960：9131)，鱼玄机则“弱质，不能自持，复为豪侠所调，乃从游处焉”。(皇甫枚，《三水小牍》，抱经堂丛书本，北京直隶书局影印，民国十二年)

④有关唐代女冠、歌伎的交往状况，可参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6。

⑤陈文华校注，《唐女诗人集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8。下文随文注以页码。

⑥初唐女性如武则天、上官昭容诸人诗作及中晚唐刘采春、关盼盼、裴淑、薛蕴、杨德邻、陈玉兰、常浩、刘媛、刘瑶、张琰等人诗作亦可相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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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No.:I206.2DocumentMark：A

(责任编辑：宋瑞斌)

TheExperienceofSurvivalofWomenPoetsLivedintheMiddlePeriodofTangDynastyinChina

An Jiaq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Gansu 730000，China)

The paper argues that time and space can be taken as a dimension to understand the experience of survival for those woman poets lived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ang Dynasty . The transition from “woman poets era” to “non-woman poets era” represents a disillusionment to be marginalized for those woman poets who make great efforts to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ourse center controlled by male society.

experience of survival；time；space

安家琪，硕士，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201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项目(人文社科类)，编号：13LZUJBWZY017。

1672-6758(2013)09-0079-5

I206.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