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容，陈 标

(湖南工业大学 财经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我国证券市场形成的时间不长，还是一个略显稚嫩的市场。在不成熟的证券监管部门和企业管理当局的共同作用下，致使我国证券市场在20 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不胜枚举的财务造假现象。虽然证券市场存在许多问题，但从整体上讲还是不断进步的，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那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和减少这种现象呢?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我们要完善各种相关的法律制度，加大对市场的监督力度，加强对财务造假企业的惩罚力度，从而形成事前控制、事中监督、事后惩罚三个角度的管制。另一方面，随着证券市场的变化发展，企业生存环境也随之改变，财务披露对于企业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企业应当重视财务披露管理水平的提高，从而减少财务造假现象。前者属于政策层面的范畴，具有不可控性。对于后者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财务披露管理涵义、动因及其行为的分类

财务披露管理是企业管理层在有关法律和法规许可范围内，影响企业财务披露的各种行为。财务披露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的过程，试图影响和控制企业受众的印象与决策的企业行为。这些行为时间跨度很广，从企业开始意识到可能需要进行财务披露，直到该财务披露对外发布，贯穿财务披露的整个过程，甚至包括企业管理当局在财务披露之后对其进行的解释与说明。［1］

财务披露是企业管理当局传递信息给外部财务报告使用者的主要方式，由于某些会计准则的模糊和现行财务披露的自由度，加上债务契约、监管政策、税务筹划、政治前程等因素的诱导，企业管理当局的财务披露管理便有了一定的可行空间。

笔者认为，企业管理当局进行财务披露管理的本质动因是企业管理当局规避被解雇的风险并获得报酬。这种本质的动因归为两类:直接动因和间接动因。直接动因包括管理层适应于竞争性的经理人市场的需要和维护契约稳定性的需要。适应于竞争性的经理人市场指对于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位来说是具有稀缺性的，这种稀缺性增加了经理人竞争强度的这样一种市场。维护契约的稳定性是指企业作为一系列契约的集合，在运作过程中会产生谈判成本、履行成本等一系列的契约成本，而企业运作的目标是最小化契约成本。企业管理当局为防止与债权人的契约成本提高或重新修订契约，就会主动进行财务披露管理，从而维护契约的稳定性。间接动因可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树立企业形象的需要，维持和提升企业竞争地位的需要。树立企业的形象主要是向利益相关者展示其良好的财务形象、产品形象、管理形象和社会形象，发挥企业财务披露印象管理的最大效能。对于维持和提升企业的竞争地位，企业管理当局对财务进行披露时往往是尽早发布有利成本的信息，阻止竞争对手扩大规模，尽量推迟销售收入方面的好消息，防止竞争对手分羹，市场需求方面的好消息会暂时保密，生产供给的分部信息更会保密。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财务披露管理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吴水澎等(2002)参照了Gibbins、Richardson and Waterhouse 等(1992)学者的观点，将财务披露向量的维度界定为信息内容、组织形式、信息冗余度、信息置信度、披露人的解释、披露媒介、披露时机等七个方面。孙曼莉(2004)基于印象管理的视角对操纵的可读性和自我归因进行了研究。张德容(2005)把财务披露管理的方式理解为信息内容、披露对象、信息组织形式、信息置信度、业绩的解释、披露时机、报告的可读性等，并指出如何在企业中有效地运用这些方式。赵敏(2007)从自利性归因、选择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和信息阅读难度的操纵三个方面对财务披露的印象管理进行了阐述。［2］

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本文主要从盈余管理、保理交易、印象管理等方面对企业财务披露管理行为进行探析。企业财务披露管理的对象包括数据信息和语言信息:数据信息的管理主要是对信息内容的管理，它与盈余管理和保理交易紧密相联;语言信息的管理是通过印象管理实现的，涉及信息的组织形式、业绩的解释和报告的可读性等财务披露管理行为。可见财务披露管理行为这个层次的划分具有一定的完备性，下面就盈余管理、保理交易、印象管理等方面进行具体论述。

二 盈余管理

信息内容的披露是财务披露的核心，对作为信息内容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盈余管理的研究便有了一定的必要性。盈余管理是通过一系列符合会计准则的方法，旨在诱导企业利益相关人使用财务信息时做出顺应会计政策制定者的预期目的行为过程，是企业财务披露管理的一种常用的手段。

盈余管理的动因来自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投资者角度来说，企业有上市并提高股价的需要和维持上市资格的需要，有些企业没有达到上市条件，为了达到目的，就会采用盈余管理的手段，合法地“骗取”上市资格。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企业由于享有一定的税收优惠并在会计政策和方法上有一定的选择性，企业就会利用税法的规定并选用合理的会计政策和方法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讲，由于近些年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意识的不断加强，企业在贷款时需要与金融机构签订协议，因此，当企业的财务指标与债务条款偏离时，企业就会有很强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从而达到规避债务契约约束的目的。

企业盈余管理的方法有那些?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盈余管理:会计方法和关联交易方法。［3］

会计方法可以分为8 种:一是收入的提前确认。二是费用的确认与成本的结转。企业为了调节利润，不按原则确认费用，在某些时期少确认费用，而在另外一些时期多确认费用，企业在一个时期内发生的生产成本应该按照一定的方法归集并合理地分配到相应的产品中去。三是潜亏挂账和巨额冲销。四是收益性支出的资本化处理。有些企业为了提高当期利润，将收益性支出确认为资本性支出。有些支出项目不容易确定它的受益期限，如广告费、科研开办费用等，因此成为一些企业盈余管理的工具。五是资产减值准备的冲回。六是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常见的有以下几种:固定资产计提政策和计提比例的变更，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变更，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变更，存货计价方法的变更。七是追溯调整。有些企业利用追溯调整来管理盈余，主要表现为对该追溯调整的项目不追溯调整，不应该追溯调整的项目追溯调整，任意夸大追溯调整的数额等。八是或有事项的处理。企业因或有事项而确认的负债数额，应是清偿该负债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预计负债的确认和计量，主要依赖于企业管理当局的职业判断和会计估计，因此容易受到盈余管理因素的影响。

通过关联交易法来管理盈余的主要形式有四种:第一，关联方之间的物料采购和产品销售。许多公司利用母子公司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行关联购销，通过低价采购原材料和高价销售产品等手段对关联交易进行价格操纵。第二，债务重组。第三，资产租赁。子公司和母公司之间存在商标、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和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的租赁关系，企业可以通过对不确定的资产租赁的市场价格进行弹性管理。第四，费用转移。母子公司之间存在购销关系、劳务供应、未结账项等情况，这就意味着母子公司的费用分摊和支付问题，关联方就可以采取转移费用的方式实现盈余管理的目的。

基于对盈余管理方法的研究，企业便可以有选择性地进行盈余管理。在现阶段，企业进行小幅度的盈余管理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对盈余管理的方法有合适的选择，则能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益处:一是可以有效地减少经营风险。管理者掌握了大量的内部信息，不能以报告的形式把这些专业化强而且复杂的信息直接传递给投资者。因为这样做往往代价会比较大，应该以盈余管理的方式，通过“利润均衡化”手段向公众传递企业原本无法传递的内部信息，以保障报告供应的及时性，从而有助于减少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受资本市场激烈波动的影响程度，实现企业稳定的经营，同时还能对管理者的绩效进行有关的激励，使他们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二是实行盈余管理可以增加有效契约的数量，从而减少代理成本。根据有效的契约论，企业具有不确定性的生产经营活动，投资者想通过严谨的代理合同达到消除管理者盈余管理的目的，实现代理成本的减少是不可行的。如果管理者把盈余控制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就可以减少重新谈判的次数，从而达到减少代理成本的目的。三是在收益“硬约束”的条件下，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企业赋予管理者一定的盈余管理的权限，可以增强管理者对预期或突发事件快速处理的能力，同时还能进一步激励他们的创新能力，从而更好地克服合同的固定性和不完备性，达到保护企业管理者自身利益的目的。

虽然盈余管理有上述积极作用，但如果企业大量地使用盈余管理的会计方法，就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会给企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首先，财务报表信息的可靠性下降。为了满足管理目标的需要，管理者会对会计信息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改造”，使所反映的企业业绩和企业实际经营相偏离，盈余管理使报表上的盈利信息成为一种数字游戏，从而引起公众对整个财务报告可靠性的怀疑，误导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和决策者的正确决策。其次，会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产生一定的风险性。盈余管理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企业的利益，但如果过度的盈余管理行为一直得不到约束，会形成一种虚拟的获利行为，即不是通过创新努力而获取高额利润且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资本提供者的利益。如果这种现象在社会上蔓延且不加以约束，会引起资本市场失灵，不仅使管理者预期的目标很难实现，还会影响企业的声誉，给企业未来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最后，盈余管理是受管理者的经济利益驱动而产生的，但是其经济利益与投资者、债权人及国家的利益往往会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因此，盈余管理经常会损害投资者、债权人和国家的利益。

三 保理交易

对于企业财务披露内容管理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盈余管理上，还应对它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保理交易进行研究。保理即保付代理，保理业务是指卖方(债权人)将其向买方(债务人)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或其他原因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银行，由银行为卖方提供应收账款保理融资、商业资信调查、应收账款管理催收、为买方提供信用风险担保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保理交易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披露的内容管理。原因在于以下两点:其一，保理交易本身并不违反法律和公认会计原则(GAAP)的规定;其二，进行该交易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美化企业所披露的财务内容，该交易并非是企业正常经营活动所必需的。我们来分析一则案例:

C 企业为汽车零配件生产厂商，主要是为我国的几大汽车生产厂家供货。由于买家的强势地位以及行业的特殊性，买家向C 企业提出的付款周期为4－6 个月，付款周期较长，公司必须补充流动资金。随着销售收入的增加，营运资金在生产环节中的比例便会随之增加，造成了C 企业流动资金紧张。为保证C 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周转，满足市场的需求，该企业希望通过融资来满足买家的采购需求。但由于C 企业成立的时间较短，加上自身的积累和融资担保的影响，融资比较困难。2011 年10月，C 企业为了解决流动资金紧张的问题，对所需资金进行预算，参与了保理交易，支付了一定的保理费用，获得了2 亿元的经营现金流入。具体操作为:C 企业发货后，汽车生产商进行验货，C 企业向银行提出保理业务申请，银行与C 企业签订保理合同。C 企业向银行提交产生的所有应收账款文件，银行确认账款后，向C 企业提供保理预付款2 亿元。之后，银行会负责应收账款的管理和催收，并最终收到汽车生产商的款项。具体内容如图1所示:

图1 C 企业保理交易示意图

该保理交易给C 企业带来的影响有三点:第一，将2 亿元的债权转化成为现金，美化了C 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结构的流动性;第二，为企业在2011年度带来了2 亿元的经营现金流入，美化了现金流量表;第三，交易的促成需要支付保理费用，同时由于债权余额的降低会减少坏账准备计提的费用，对损益的影响比较复杂，不能通过现有资料来衡量。

上述案例的实质是基于会计分期的假设，将未来的现金于本期提前流入并支付一定的现金流出作为补偿。从连续的会计期间来看，该企业不仅没有获得超额的现金流入，反而支付了超额的现金流出。

保理交易不仅能够美化企业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财务内容，而且还能使其应收款项提前变现，减轻企业的财务管理压力，使企业的营运资金得到及时补充，增加企业的收益。此外，保理交易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更有竞争力的付款条件，对于国际的保理还可以锁定汇率的风险。

四 印象管理

信息内容是财务披露管理的基础，最近几年，我国的学者比较重视对信息内容的研究，特别是对盈余管理的研究，而对于财务报告的文字表述部分的研究却很匮乏，文字表述是财务报告的组成部分，对其的研究不容忽视，它在财务披露管理中的集中反映为印象管理。

所谓印象管理是人们通过某种手段控制他人对自己形成印象和感觉，是人际关系互动过程中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管理现代化的结果。从会计的研究领域来讲，特别是反映在财务报告上，就是指企业管理当局通过操纵和控制财务报告文字的描述，从而影响人们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看法的过程。通常情况下，审计机构比较重视财务报告的数字信息，而作为财务报告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字部分(即语言部分)，大多处于审计范围之外，语言信息的质量就会大打折扣，这样就为企业管理当局的造假提供了机会，企业很可能利用财务报告文字部分的粉饰，改变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和决策行为。

印象管理对于财务报告文字部分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可理解性，相关性以及可靠性。［4］印象管理行为会对报告的可读性产生影响，会计信息应该为大多数的投资者服务，使他们能够理解财务报告并作出正确的决策。企业管理当局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印象管理可能会夸大、隐藏或是加入一些无关紧要的文字信息，削弱信息的相关性。财务报告是由企业的管理层提供的，具体提供哪些文字信息或是怎么提供也是他们决定的。如果某些信息涉及管理当局的利益，他们就会控制财务报告，使财务报告所提供的财务信息失真。

在财务披露中，根据政府对财务信息的管制，可以分为自愿性披露和强制性披露。强制性披露无法让投资者有效地判断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因此自愿性的披露便有了一定的必要。自愿性信息披露在企业中的运用必然会导致管理当局对企业不好的业绩作出反应，规避责任。管理当局主要是采取自利性归因和操纵可读性的印象管理策略。［5］

自利性归因是企业管理当局在财务披露时对业绩解释的最常用的管理手段。葛家澍(1999)提出了“可靠性是财务信息的灵魂”这一观点。而自利性归因主要影响财务信息的可靠性，由此可见对自利性归因的分析是完全有必要的。自利性归因是企业年报中最常见的一种印象管理行为(孙曼莉等，2005)。孙曼莉也在同年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归因，她指出业绩较好的企业倾向于强调管理方面的工作，业绩较差的企业倾向于强调环境因素。她还以非典疫情的发生为研究背景，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业绩归因行为。非典时期的统计数据表明，有关行业的公司自利性归因行为非常明显，完全符合自利性归因假设。张德容(2005)提出了将自立性归因分为选择性归因和表述性归因。选择性归因是指企业管理当局报告影响业绩的事项具有选择性;表述性归因是指引进与业绩无关的因素。Wilbur 等(1996)发现当公司出现糟糕业绩时，管理层会选择较低的参考业绩。综上所述，自利性归因可以定义为:管理层在业绩表现好时归功于自己，较少甚至不提其他因素对业绩的作用。在业绩表现差时归结于外部不可控的因素，以此推卸管理不利的责任。例如:企业业绩较好时，在财务报表中往往会出现“积极拓展市场，持续推进产品升级”这样的字眼。在业绩较差时，财务报告往往列举“行业竞争激烈，企业面临巨大挑战”等等。

财务报表的可读性直接关系到上市公司信息受众能否有效地接受企业财务报告中所承载的信息，因此，操纵报告的可读性也就影响了信息受众对财务报告的理解。［6］可读性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财务报告本身的可读性，二是读者的理解能力。读者理解能力的高低取决于其专业知识储备、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及对文章阅读兴趣的大小。读者理解能力的高低是固有的，对企业管理当局来说就有不可控性，因此，企业管理当局只有操纵财务报告本身的可读性。孙蔓莉也针对上市公司年报写作形式存在专业术语较多、理解困难等问题做了初步测试和评价。并对投资者关于年报的可理解性水平提高的途径进行了探讨，通过学生实验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上市公司的年报，对于半专业的投资者勉强还能理解，但对于非专业投资者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在实务中，企业管理当局编制财务报告的过程中，往往会设计财务报告的行文用词，从而利用财务报告的可读性来突出利好或掩饰利差。通常情况下，当企业经营业绩较好时，企业管理当局会在财务报告的撰写中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缩短语句长度并减少会计专业术语以突出企业的业绩，吸引公众的兴趣。当企业经营业绩较差时，管理当局会选择大量的会计专业术语、复杂的句式以增加财务报告的理解难度，形成避重就轻的文字游戏，混淆投资者判断与决策，进而分散信息受众对企业经营风险的注意力。

企业管理当局进行印象管理时，除了自利性归因和操纵可读性这两种管理行为外，企业管理当局在财务披露时所采取的信息的描述方式对投资者也是有影响的。比如“仍然有半瓶水”和“只有半瓶水了”描述的事实完全相同，但前者鼓舞人心，后者令人沮丧。这其实就是决策行为研究中的所谓的“框架效应”(吴水澎等，2002)。所以，强调财务披露的表述态度也属于印象管理的一种。

对于企业财务披露管理的印象管理，国内外的研究都是比较匮乏的，仅有少量文献涉及到自利性归因和操纵可读性的研究，对于内容形式、图片颜色、图标格式、字体等综合信息的研究尚未出现。［7］已有研究的主题大都是关注印象管理是否存在，而且达成一致的共识，对印象管理程度的影响因素以及产生的经济后果还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未形成比较公认的观点。对印象管理中财务报告中语言表述部分研究的深度还需加强，可以借鉴盈余管理等财务报告的文字信息管理文献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去扩大印象管理的研究视角。尤其在影响因素方面，我们可以假设并探讨什么因素能够激发或制约语言信息披露的管理，从而建立监管语言信息披露印象管理的机制和规范。

本文通过盈余管理、保理交易、印象管理三个角度来研究财务披露管理的行为:盈余管理就像一把双刃剑，它的重点在于把握一个“度”上，如果这个“度”把握的好，则会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并带来一定的正面效应。如果盈余管理运用不当，它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经营困境，使管理者和股东的利益蒙受损失。所以对于盈余管理应当加以规范和引导，实现对企业财务披露内容合法的管理。企业的保理交易，是一种合法的财务披露内容管理，近年来，保理交易可以算是风生水起，成为银行业务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保理业务的发展，企业进行保理交易时会减少保理费用，这对于企业来说是好消息。适度的印象管理能够使企业在投资者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但是过度的印象管理却会使财务披露的信息隐藏，甚至失真，应当加以控制。此外，印象管理还有除自利性归因和操纵可读性以外的其他研究，企业管理当局应当继续关注印象管理的其他方式，丰富印象管理的方式，使其未来能够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1］张德容，王振全，邓志良.企业财务披露管理若干问题探析［J］.经济管理，2008(4):22－28.

［2］赵 敏.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中的印象管理行为分析［J］.当代财经，2007(3):117－119.

［3］付 强.浅析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手段［J］.商场现代化，2008(8):66－68.

［4］王 强.从会计的视角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印象管理［J］.金融会计，2012(07):15－18.

［5］田春晓，安莉莉.公司财务报告印象管理行为研究述评［J］.财会月刊，2011(32):84－86.

［6］蔡传里.会计信息披露中的管理行为［J］.会计之友，2008(3):105－107.

［7］王维虎，李 娟.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中印象管理行为研究［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2(1):5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