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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修行“虎灾弭息”状况及生态性解读

2013-04-02梁诸英

池州学院学报 2013年4期
关键词:虎豹僧侣高僧

梁诸英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安庆师范学院 人文与社会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虎是山中之王,以凶猛著称。在人们的印象中,老虎伤人应是事物之常态。实际上虎灾是中国古代自然灾害的一种,生态史专家王子今先生即对早在秦汉时期的“虎灾”等问题作了专门研究[1]。也存在所谓能与人和谐相处的“义虎”,孙正国即对中国义虎型故事久远丰富的生活史作了梳理,并分析了中国义虎型故事的文化传承所蕴含的文化意义[2]。但学界对佛教僧侣在修行过程中的僧虎关系的研究非常缺乏。古代僧侣修行常选择远离人迹的深山地带,虎豹等野兽出没不定。僧侣修行过程中僧侣如何面对虎灾,与虎豹等猛兽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在史料中是怎样解读的?迄今没有专论。本文以古代高僧传记为资料,对僧侣修行过程中“虎灾弭息”状况作一探讨,并对之作生态性解读。

1 僧侣修行过程之“虎灾弭息”

高僧在深山修行,常常要面对与老虎共处同一生存空间的问题。传记资料对僧虎二者之间关系的记载,极少量的情况是高僧为虎类所伤害。而且这种为虎所伤害的记载也是为了凸显高僧 “以身饲虎”的慈悲精神。这类记载极少。据检阅:唐代明瓒禅师说法衡岳时,寺门外虎豹忽成群,明瓒禅师瓒语众僧曰:“为尔尽驱彼,授我箠。众以箠授,瓒才出寺,一虎遽衔瓒去”,此后虎豹亦随绝踪[3]143。

传记资料中总是指出高僧大德在深山修行的时候“虎灾弭息”等僧虎和谐相处的情况。佛典宣扬此类神迹的存在以证明神灵的存在。此类“虎灾弭息”的记载以唐宋时期为多。唐宋高僧修行过程中常出现在修行地高僧与虎类共处一处而相安无事的情况。比如唐代僧人释神鉴修行之山“先是猛兽旁午,率多作害”,在释神鉴居之修行之后,“虎灾弭息,远近称之”[4]296。四祖道信传法牛头和尚法融,二人见面后,四祖问牛头和尚有无其他住处,牛头和尚引四祖到庵所,只见“虎狼绕庵,麋鹿纵横四畔”[5]479。唐代诗人王维指出净觉禅师修行的处所是 “猛虎舐足,毒蛇熏体”[6]390。唐代僧人释道行在澧阳地带修行时,也是“虎豹多伏于床榻之间”[4]291。唐代郑愚也指出大圆禅师在长沙郡大沩山修行之处 “为熊豹虎兕之封,虺蜮蚺蟒之宅”[6]413。地方志对唐代此类情况也有记载。比如在唐代皖南歙县的云岭菴,“唐大历中志满禅师露宿地,地多虎,禅师至,虎皆远徙,里人为造菴”[7]351。五代时期福州清豁禅师与冲煦长老结伴礼谒福州契如庵主,二人在契如庵主处“颇味高论”,不知不觉中已到深夜,遂 “睹豺虎奔至庵前自然驯扰”[8]415。在宋代,此类记载也不少。比如祖灯禅师“缚草为菴庐,宴坐其间,虎狼蛇豕不能加害”[3]468。宋代明州修已禅师,“尝卓菴庐山佛手岩,后至四明山心独居十余载,虎豹为邻”[9]105。宋代法忠禅师修行的状况也是“露眠草宿,蛇虎为邻”[3]377。宋代宗鍪禅师选择修行之处也是“扫虎狼狐兔之迹以居焉”[3]451。明清的例子很少,比如,在清代康熙年间皖南歙县,皮蓬菴“有翠螺山僧雪庄枯坐皮蓬三年,虎皆远去,郡邑为建云舫山房”[7]315。

“虎灾弭息”等僧虎和谐相处情况不仅体现在在高僧修行地有虎狼环绕,还体现在,僧侣在传道或修行过程中若遇到虎类,虎类将自动离开其原来的生存领地。比如,唐僧人释智威有一次在传法过程中,“将值天晓有三虎遇之”,释智威对此没有畏惧,“截路中过,了无怖色”,之后“虎随至山门四顾而去”[4]113。唐代禅宗六祖慧能住韶州广果寺,“韶州山中,旧多虎豹,一朝尽去,远近惊叹,咸归伏焉”[10]5110。唐末智晖禅师在修行地,也是“虎豹引去”[3]239。宋代本如禅师在承天寺修行时“尝於寺西南隅,见一虎睡”,本如禅师以杖击之曰:“此非汝睡处”,于是虎俯首而去,本如禅师遂于虎卧处结庵念佛[3]316。

虎类对高僧加以护卫的事例也多有记载,这些实践大大增强了高僧在民众中的威望。比如,唐代僧人释善无畏,本中印度人,“尝结夏于灵鹫,有猛兽前导”[4]16。唐代开元年间僧人释惠忠修行时“尝有虎鹿并各产子,驯绕入室,曾无惧色”,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曾有长孙遂去拜访他,长孙遂“及到山半,猛虎当路瓟吼”,长孙遂惊怖而莫知所为,释惠忠辄“出林晓喻”,于是“虎因寝声伏于林中”,释惠忠还曾遇强盗来盗窃其供僧谷仓,也有虎类对此“吼唤逐之,盗弃负器而逃”[4]281的情况。宋代德聪禅师在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结庐于松江余山,二虎为卫,名大青、小青”[2]。宋代禅师釋知和也是类似:“居无长物,惟二虎侍其右”[3]395。宋代自严尊者住黄石岩,而黄石岩多蛇虎,自严禅师到了后,“蛇虎可使令”[3]275。

2 佛典对“虎不为害”的宗教阐释

佛典对“虎灾弭息”等僧虎和谐相处情况的解读,主要是宗教性的。与其他宗教一样,佛教也通过神迹信仰来论证佛教神灵具有超人间、超自然的智慧和能力。此种宗教性解读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虎类自动避开原有领地,或听从高僧役使,这是由于高僧的感化作用,虎类如此作为起到了帮助高僧修行的作用。

“虎灾弭息”等僧虎和谐相处事例中的虎之所以自动隐去,不仅是因为虎听懂能僧侣的训示、训斥,而且能领会僧侣修行或传经事业的重要性。通过此类神迹论证神灵的意味很明显。此类记载很多。比如唐代潭州沩山灵佑禅师到沩山时,此沩山峭绝,“蔓无人烟,虎狼纵横,莫敢往来”,灵佑禅师到后,语虎狼曰:“我若于此山有缘,汝等各自散去;若其无缘,我充尔腹”,灵佑禅师言讫则虫虎四散[11]859。唐代僧人释道澄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在云阳山修行,曾经“有虎哮吼入其门”,释道澄对其予以教诲,于是“其虎摇尾襵耳而退”[4]218。唐代僧人释本净修行之山也是“诸猛虎横路为害,采樵者不敢深入”,释本净抚摸虎之头,对其“诫约丁宁”,此虎便“弭耳而去”[4]309。唐代僧人释普岸修行时“见虓虎乳子,瞪目而视岸”,释普岸便以杖按其头曰:“贫道闻此山是神仙窟宅,罗汉隐居,今欲寄此安禅檀越,勿相惊挠”,第二天此虓虎便“领子而去”[4]380。唐代僧人释慧闻也有类似事迹:“又山路虎豹,闻或逢之,将杖叩其脑曰:汝勿害人;吾造功德,何不入缘?明日虎衔野猪投闻前,弭尾而去”[4]305。唐代僧人释玄宗在紫金山修行,而“此山先多虎暴,或噬行商,或伤樵子”,一日众信众相聚,一老父当众解说自己本是老虎化身,因受大师释玄宗感化而生天道,故特来致谢[4]288,由此可见宗教说教的意味非常明显。

二是在高僧与虎类和谐共处中体现了念诵佛教经文及偈语的功用。

高僧在处理与虎的共处关系问题时常常要念诵佛教经文及偈语,以借佛法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唐代裴休曾躬谒华林善觉禅师,见善觉禅师有大空、小空这二虎作为侍者,裴休问善觉禅师“师作何行业感得如斯?”善觉禅师便答道:“山僧常念观音”,体现了念诵佛教经文的功用[12]564。唐代僧人释守真也是“常念《金刚经》”,曾经夜归的时候有“虎暴中路,忽遇哮吼跳踯于前”,释守真“荫知不免,乃闭目而坐,唯默念是经心期救护”,在念诵经文的助力下,“虎遂伏草守之达曙,村人来往乃视虎,其蹲处涎流于地焉,荫后持诵益加高行矣”[4]361在此例中,虎类熟睡流出口水被解释为佛教经文的效力。唐代人释文质也念诵经文感动了老虎,“时有虎来听法,质摩其顶而去”[4]382。五代後晋僧人释自新曾入宣城深山中采药,遇到一僧,见此僧“上松巅大巢内”,念《法华经》,不久又咄骂云“此群畜生毛类,何苦生人恐怖,速归林薄”,释自新窥之,见是“虎豹弭耳而去”[4]420。

也有用偈语使令或直接斥责老虎的情况。比如北宋庆元府二灵知和菴主“住二灵三十年间,居无长物,唯二虎侍其右”,有一天身边相伴的老虎“威於人”,知和菴主便“以偈遣之”[9]390。此则记载可推测侍卫知和菴主的猛虎是知和菴主所饲养的宠物,对主人忠,但仍不改虎类之本性。

三是“虎灾弭息”等僧虎和谐相处能显现佛教的神通,有助于高僧弘法。

高僧与虎类和谐相处事件本身便显现出高僧的与众不同,可以用来作为佛教神通显现的注解。贾餗在《扬州华林寺大悲禅师碑铭》中记载了唐代大悲禅师“制毒龙於金山,柔猛虎於定山”的情况,并评述道,此类事迹“皆显仁藏用,以示慈力。斯众目之所睹,故略不尽书”[6]406。韦处厚在《兴福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中指出大义禅师的修行地原是 “群虎暴噬”,但是大义禅师在路上遇到群虎,以杖扣其首曰“当息害心”,此后老虎远遁,“其仁感也如此”[6]369。

如此能显现神通显然能提高高僧的威望,常使所居之处成一大禅院。比如唐代人释志满在黄山传法过程中息虎害的事迹便提高了佛法的声望:

(释志满)南游到黄山灵汤泉所,结茅茨而止。乡人见满喜跃。满问:“此何处耶?”乡人曰:“黄连山,属宣城也,愿师镇此,柰何虎豹多害”。满曰:“虎亦有佛性”。乃焚香祝厌之,由兹弭息,遂成大禅院[4]132。

另如,唐末五代时期如讷禅师,在乾化二年(公元912年)二月,曾经“乘虎游行”,这有助于高僧弘法,资料记载由此“学徒四至,遂成禅苑”[3]239。北宋时候隆兴府黄龙牧庵法忠禅师在居南岳之时,便“每跨虎出游,儒释望尘而拜”[9]430。宋代明州仗锡山修已禅师修行之时也是“虎豹为邻”,之后“道俗闻风而至,遂成禅林”[9]105。

3 对“虎灾弭息”等僧虎和谐相处情况的生态性解读

佛典对僧虎关系的宗教性解读起到了对神灵存在及修行感化作用论证的作用,但即使这诸多史料中有对僧侣修行感动神灵的夸张的成分,但古代僧侣尤其是高僧修行常常选择人迹罕至的深山地带是客观事实,而这些深山地带虎豹常常出没也是可以肯定的。若对史料仔细研读,也可对此类“虎灾弭息”事例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作解读。这种生态性解读既包括自然生态方面,也包括物我平等、关爱动物因素以及虎类生活习性的特点。

第一、在高僧的修行地,林木较茂密,虎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没有大的破坏,并且高僧修行对虎的生存空间侵犯不大。

若从虎患的历史考察来看,唐宋以后人类活动对虎类生存环境的挤压更为严重,虎患也趋于严重[13]。我们从高僧传记的检阅来看,唐宋时期僧侣修行“虎不为害”的事迹多,唐宋以后的宋元明清时期有关“虎不为害”的神异事迹非常少。这除了唐宋时期中国佛教比较繁荣的特点外,还因为,相比唐宋以后的阶段,唐宋时期山地林木砍伐还不太严重,深山地带虎豹栖息地生态较好,虎豹等野生动物得以常见。若从森林角度考察,在唐宋时期,虎类赖以存生的森林资源破坏还不是很严重,虎类赖以容身的林木资源状况比明清时期要好得多。随着历史的发展,我国森林资源渐趋减少,在战国末年,森林覆盖率约为46%;到唐代末期降为33%;到明初为26%[14]。我们从高僧修行地常常是林木葱郁的记载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此类例子很多。比如唐末行修禅师修行时即是“独栖松下”[3]234;郑愚也指出大圆禅师在长沙郡大沩山修行之处“蟠林穹谷,不知其岚几千百重”[6]413,等等。

其二、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万物皆友,高僧不仅与虎豹能和谐共处,也与其他各种山林动物共处一处怡然自乐。在高僧传记史料中充斥着此类物我平等、共处的描写。

佛教认为六道众生有四种产生方式:胎生、卵生、湿生、化生,不仅认为胎生之间是平等的,而且胎生、卵生、湿生、化生这四者也是平等的。既然众生都是平等的,那么就必然推导出自然界的一切动物同人一样具有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权利。佛教强调人类只是众生中的一员,万物都具有内在价值,比如《大乘入楞伽经·断食肉品》指出:“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在生死中轮回不息”;禅宗也宣称“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生命平等观为从生态道德的实践意义上去关爱和保护动物,维持生态平衡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如学者指出:“佛教并不承认人是大地的征服者,也不是超自然的高级生灵,而是与万物同一的生物体。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即我与万物同义,我与万物同在,我与万物同体。万物即我,我即万物,万物都是与我平等的有佛性的生灵之物,都享有与人平等的权利”[15]。

在这种和谐生态关系的大背景下,僧虎之间的和谐共处关系是高僧与山林动物之间和谐关系的体现之一。即使不是虎类,比如猿猴、鸟类、麋鹿等,高僧在修行中也能与这些山林动物维持和谐的关系。传记中常常能见到高僧与其他山林动物共处一处怡然自乐的描写。兹略举几个高僧与其他山林动物处于生态和谐关系的例子,可见僧虎之间的和谐是高僧物我和谐生态实践的表现之一。如,隋唐时期千岁宝掌和尚与玄朗友善,它们二人在互通消息的时候,即是“掌遣白犬驰书,朗以青猿回使”[3]108。唐代智威禅师传法之时即“鸟雀旁止,有同家畜”[3]113。唐开元间僧人释智威修行时“每有二兔一犬,庭际游戏各无间畏。盖大悲平等物我一均,故其然也”[4]113。唐神龙年间释清虚“尝於山林持讽,有七鹿驯扰若倾听焉,声息而去”[4]351。唐代人释玄朗修行的时候“或猿玃来而捧钵,或飞鸟息以听经”[4]370。唐代法钦禅师修行时“猛兽栖其旁,众禽集其室,白鹇乌鸦就掌而食,有二白兔拜跪于杖屦间”[3]151。唐代法钦禅师弘法时 “一麇常依禅室,不他游”[3]151。南宋释智一者在修行时在灵山涧边养了一白猿作宠物,在此白猿“久而不还”的时候,只要释智一“吮吻张喉,作梵呼之”,“则猿至矣”[4]399。高僧圆寂后,与之长期相伴的动物常常哀号不已,比如宋代元静禅师示寂之后“猿鸟悲鸣”[3]406。

第三、我们还可以从高僧日常修行方式的生态因素来解读僧虎共处、“虎灾弭息”的状况。

高僧日常修行方式的某些特征拉近了僧虎之间的距离,比如模仿虎豹等猛兽的吼声。这起到了消解人与虎类等猛兽之间敌对程度的作用,促进了人虎相互为友关系的出现。多有高僧多有模仿虎豹吼声的例子。比如唐代灵祐禅师至国清寺与寒山相遇,寒山便“作虎吼三声”[3]151。北宋谷泉禅师参慈明禅师之时,谷泉禅师、慈明禅师也均“作虎声”,以应对对方的禅语性问答[9]99。

出于佛教戒杀、放生慈悲精神,多有高僧对受伤虎类予以救助的情况。一般情况下,救助虎类要冒被伤害的风险,但仍有冒险施救者。比如,唐末五代时期 “尝一夜有虎中猎人箭,伏于寺阁哮吼不止”,这时高僧释彦偁“悯之”,“忙系鞵秉炬下阁,言欲拔之”,因救助虎类要冒被伤害的风险,释彦偁之弟子劝阻了三四次,释彦偁等弟子们都睡熟了以后,开始拔掉此虎所中之箭,此虎没有伤害释彦偁,“虎耽耳舐矢镞血,顾偁而瞑目焉”[4]225。

从大量高僧役使虎类的记载来看,若从文本解读,我们可以说高僧除了对受伤虎类予以救助,还有饲养虎类作伴的情况。虽然虎类具有野性,难以驯服,若对幼小虎仔或受伤虎类予以救助,则豢养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此类虎类听高僧使令的记载不少。胡的在《大唐故太白禅师塔铭》中记载了太白观宗禅师修行的时候“常有两虎,依卧菴前,低目轻步,驯於家畜。四境之内,不闻暴声”[6]404。唐代萧袁二禅师,在隐居大同山时,人们曾见萧袁二禅师“宴坐松下”,并且,有“二虎骤至,咆哮震地”,似要搏击来访之人,这时禅师对虎说“毋惊我地主”,这时二虎便“驯伏如家畜,叩头引去”[16]932。此类事迹显示了虎类听从高僧使令的状况。唐代李通玄也有此类事迹:李通玄“中路遇一虎,玄见之,抚其背,所负经论搭载去土龛中,其虎弭耳而去”[4]322。唐景福元年(892年),行儒禅师居中峰时,曾经“有虎啮人,乡人集众捕之”,行儒禅师“乃骑虎出迎,众大惊异,因号伏虎焉”[16]932。唐代僧人释道宣在深山修行时是“猛兽驯伏每有所依”[4]183。唐代僧人释处寂修行时也是“常有虎蹲伏座下,如家畜类”[4]284。唐末普闻禅师在龙湖的时候,也曾经有“既而跨虎,凌晨抵信州应供”的事迹[3]241。宋建安法云堂陈公“尝结庵法云山,使一虎搬运,神异颇著”[16]935。

这些记载中的虎类有些实际上是僧人的宠物,可以说是达到僧虎和谐共处的最好的境界。有对此类饲养虎类作宠物虎的记载。比如唐代天佑间(公元904-907年),洪州新兴严阳尊者修行的情况是“常有一蛇一虎随,从手中与食”[11]925。僧人需要对宠物虎的食物予以提供。比如宋代志逢禅师住五云山华严院,“每出携大扇乞钱,买肉饲虎。虎每迎之,载以还山”[3]275。实际上,人类对野性难去的虎豹类的驯养一直存在,即使在当代,也有人常年与所驯养的虎豹和谐共处一室。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主演《人猿泰山》而风靡全球的好莱坞明星斯蒂夫·西皮克40年来即跟100多只狮子、老虎、美洲豹生活在一起,相处融洽[17]。

最后,从虎类习性来看,如果虎类不认为对方具攻击性,不是太饥饿,是不大可能攻击人类的,这种特征使得静心修行的高僧与虎类和谐共处情况得以实现。从生态角度考察,高僧隐居深山,静心独处或入定等修行方式使得虎类不认为高僧具有攻击性,僧虎共处更可能得以实现。比如唐代僧人释无相,本新罗国人,佛典记述了其修行过程中猛兽不为害的状况:

(释无相)每入定多是五日为度。忽雪深有二猛兽来,相自洗拭裸卧其前,愿以身施其食。二兽从头至足嗅匝而去。往往夜间坐床下搦虎须毛,既而山居稍久,衣破发长,猎者疑是异兽将射之,复止[4]275。

五代后晋高僧释息尘也有类似情况:“尝以身饲狼虎入山谷中,其兽近嗅而奔走”[4]330。

4 小结

佛典中充斥着大量僧侣修行过程中 “虎灾弭息”等僧虎和谐相处情况的记载。对这些记载,佛教信徒把其作为人神相通的注解,佛典文本也对此类事迹作宗教性阐释,但专门研究很缺乏。僧侣修行过程中僧虎和谐相处的记载虽然具有宗教论证的作用,但从生态角度作解读也颇有价值,能促使我们认识中国古代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原因。

[1]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97-217.

[2]孙正国.中国义虎型故事的文化传承[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84-88.

[3][明]朱时恩.佛祖纲目[M]//蓝吉富.禅宗全书:第一五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4][宋]释赞宁.宋高僧传[M]//钦定四库全书:第 105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南唐]招庆寺静,筠二僧.祖堂集[M]//蓝吉富.禅宗全书:第一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6]全唐文禅师传记集[M]//蓝吉富.禅宗全书:第一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7][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四寺观[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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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梁诸英.正史所见晋唐宋元时期“虎患”[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65-70.

[14]樊宝敏,董源.中国历代森林覆盖率的探讨[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1(4)60-65.

[15]萧平汉.佛教慈悲心理与环境生态学[J].世界宗教文化,2003(3):8-9.

[16][明]元贤.建州弘释录[M]//蓝吉富.禅宗全书:第一六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17]波波.“人猿泰山”的传奇人生[J].晚报文萃,2011(4):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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