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的社会活动探析<br/>——以王光祈为中心的探究

“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的社会活动探析
——以王光祈为中心的探究

2013-04-02吴丽君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2期

吴丽君

(四川音乐学院社科部，四川成都 610021)

王光祈(1892—1936)，字润玙，笔名惹愚，四川温江县人，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音乐学家。王光祈在五四时期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创办了五四时期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全国性青年社团——少年中国学会，他发动组织的工读互助运动，也是在近代中国浓墨重彩的一笔。王光祈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等关系密切，与他们一道奔走呼号，指点江山，走在时代的前列。他在五四时期的社会活动，表现出极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积极性和爱国主义精神，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使他引领了一批知识青年对中国的未来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本文拟就选取几个五四时期王光祈活动的重要片段，探讨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一

王光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健将。他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时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张勋复辟的斗争，并及时将消息传回四川，对四川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五四”运动发生时，王光祈是直接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他同样及时地向四川民众报告巴黎和会的消息和北京“五四”运动的情形，对四川地区的革命斗争和“五四”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四川“五四”运动的兴起，王光祈与力大焉。

1914年，王光祈东出夔门，辗转赴京，在赵尔巽主持的清史馆任书记员，同年秋，他考入中国大学，开始半工半读的学习生活。1916年，由老同学李劼人介绍担任《四川群报》驻京通信记者。此时正值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轮翻在北京上演之际，王光祈写了大量揭露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阴谋的新闻消息发回四川。李劼人评价其“所写反袁世凯帝制和反张勋复辟的消息和文章又快、又多，而又有力”［1］。特别是对张勋复辟事件，从1916年起，他就开始揭露其阴谋活动。1916年9月16日，《四川群报》刊载了王光祈从北京发回的消息:“本社北京特派员专电十三省督军电劾张跃曾与某督军”，“张勋因近日外间传其结合十三省同盟之说，极不自安，日前有电辩白。……以解中央之惑”。9月22日至24日，王光祈又从北京发回了三电，一是《张勋干涉议会之一电》，二是《张勋干涉国会之又一由》，三是揭露张勋干涉国会的反响和危害，即“张少轩竟以此通电攻击国会，张作霖、赵倜亦附和发言，曾无丝毫尊重爱护立法机关之意，军人骄蹇如是，诚可为宪政前途不胜危惧者矣。”9月29日，王光祈再次从北京寄回《王宗尧请宣示二张情事》，指出:“张勋攻击新国务员中司法总长张跃曾，而政府与议员均连带侮辱”，“王宗尧奋起致电总统，责备张勋代表大多数国民”，指出“张督军借题发挥，无理取闹，公然以毁法自任”。张勋以武力干涉政治之图谋，昭然若揭。1917年7月张勋拥戴溥仪复辟，王光祈更是发回了很多消息，对四川的反张勋复辟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后《四川群报》被封，又创办了《川报》，王光祈继为《川报》驻京通信记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的王光祈亲自参加了这场爱国示威游行，加入了火烧赵家楼的游行行列。出于职业的敏锐，王光祈立即就感觉到这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件。他从赵家楼一出来，就先拍了一通新闻电报到成都。5月7日，《川报》在简要新闻栏用大字登出其电报内容。“五四”当天晚上，王光祈又写了“五四”运动的长篇通讯寄发成都《川报》。此后他每时每刻都追踪着运动发展的动态，其时《川报》上也几乎每两天便有他的鼓动性最强的通讯、文章和电讯，甚至有时候一天就有两三篇通讯。从5月4日至16日，王光祈总计向成都发回了五十多篇报道五四运动的文章。这些报导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成都各大中学校学生声援“五四运动”的爱国活动。李劼人在回忆中说:“北京五四运动之所以及时传到成都，使成都青年得以及时看到这线光明，就不能不归功于王光祈了”，“用他那支挟有感情的笔，简单明了地写出这一运动的来龙去脉，告诉读者，应该如何支援这一运动，以及这一运动将会产生如何的后果。”［2］(9551)而成都在那个时候，“真是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三个重点之一”，李劼人分析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认为虽“不能完全归功到某一二人，不过因为某一二人的努力，而发生了引头作用，因而蔚然成为一股风气，这倒是不可没灭的”［3］。这某一二人自然包括了王光祈，这也正是三十一年后的“五四”，李劼人来追忆王光祈的重要原因。

1916年，除了为《四川群报》担任驻京通信记者外，王光祈还得另一位老同学周太玄的推荐，进入《京华日报》充当编辑。王光祈在《京华日报》工作期间，由于同乡陈淯的介绍和从事新闻职业的关系，他认识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李大钊。王光祈和李大钊之间常作推心置腹的深谈，彼此很契投，也感到非常愉快。在王光祈看来，李大钊思想成熟，气魄很大，但外表谦和亲切，非常有感召力，所以他很快将李大钊当成一个“知心老大哥”，虚心向李大钊请教，因而受益不少。李大钊对王光祈的印象甚好，他说:“光祈是一个能想、能行的青年，极有志气。”［4］这种交往初步奠定了彼此相知的思想基础。1918年冬，陈独秀和李大钊发起创办了《每周评论》，这是一个在五四时期与《新青年》并列的有着广泛影响的刊物。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正式出版时，王光祈为《每周评论》的创刊号写了《国际社会之改造》的社论，其后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在《每周评论》中，王光祈的发文数量仅少于陈独秀、李大钊和高一涵。足见发起人李大钊和陈独秀对王光祈思想观点和理论水平的认可，这也奠定了稍后李、陈二人对王光祈创办工读互助团大力支持的思想基础。

王光祈在《每周评论》撰文，一是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的黑暗统治。他分析巴黎和会的虚伪，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提出了“这回大战刚完，二次大战的预约券，他们已经订购了”的精辟论断。王光祈还提出要实现和平，就要“打破国界人种的现状，扫除那资本家、军阀、贵族的威权”［5］，在《国际的革命》中，他呼吁要将“国际的强权推倒”，提出了国际革命的主张。二是宣传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各种流派的社会思潮，特别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王光祈认为俄国革命是“一战”结果中两样“差强人意的事情”之一，是“这回大战的价值，我们是应该尊重宝贵的”。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王光祈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在李大钊主持的《晨报》上发表了《俄罗斯之研究》、《读梁乔山先生与某君论社会主义书》、《社会主义的派别》等文章来介绍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其它社会主义派别的区别。虽然他后来的思想没能从空想社会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但他在五四时期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在客观上促进了这门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二

王光祈的青年时期，是正值中国社会处在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北洋军阀统治下的社会，政治黑暗、制度腐败，中国面临的外患也日益加深。在目睹了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改革失败的历程后，王光祈深感“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所以“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6］，“于是不度德、不量力，结为斯会，以‘社会活动’为旗帜，奔走呼号，为天下倡”［7］。1918年6月30日，王光祈与李大钊、曾琦、周太玄、陈淯等六人，在北京南街岳云别墅，发起筹组了“少年中国学会”，“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希图通过这个学会创造一个适合于20世纪的“进步的、创造的”少年中国。经过一年的筹备，1917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

从少年中国学会筹备到成立初期，王光祈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会工作中。他起草学会的规约章程，严格招募会员，积极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实践，创办了《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月刊，将少年中国学会办得风声水起。除在北京设立总会外，少年中国学会还相继在成都、南京、巴黎等地设立了分会。先后加入学会的共有112人，学会从筹备算起存在了七年。在王光祈的努力之下，少年中国学会成为了五四时期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五四”运动的发生跟这个社团有很大的渊源，因为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首先就是由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李璜、周太玄等组织的巴黎通信社及时传回国内的，少年中国学会分散在国内各大城市的会员，都同情或直接参加了五四运动。蔡元培曾评价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举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8］可以说代表了时人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普遍看法。

王光祈主持下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所以不具体标榜某种主义。他认为少年中国学会应先进行“从事各种主义共同必需的预备工夫”，“先将中国人个个都造成一个完全的‘人’，然后再讲什么主义。”［9］而“个人生活既是极其自然，又是极有秩序，由这种个人积成的社会，一定是长足进步了。”［10］王光祈的思想显然是受到了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性”的影响，所以主张改造社会要先从个人改起，从思想文化入手，先打社会基础，通过培育根基来达到创造“少年中国”的理想。这也是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大多主张的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

处在社会发展新旧交替时期，王光祈的社会改造路径没有脱离传统文化的修、齐、治、平的路径，他规划的仍旧是一条先改造个人，再改造团体，进而改造全社会的道路。这一取向和当时的时代思潮合拍，也反映了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对自身改造和社会改造关系的共识，因而吸引了各种思想的知识青年的追随和加入。会员们的个性、观点、追求的多元，使得这个学会一度生机勃勃，但同时也为学会后来的分裂埋下了隐患。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一部分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来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革命斗争，如毛泽东、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刘仁静、张闻天、赵世炎等;更多的青年则走上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中间道路，如王光祈、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许德珩、李劼人、方东美、舒新城、杨钟健、康白情等;还有一部分人组成了国家主义派，在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上，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如李璜、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等。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少年中国学会聚集的这批当时最优秀的青年，成为了中国各党各派的主力军，国共两党有许多重要人物均出之于它，而更多的人后来则成为了科学、教育、文化界的著名人物。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面对日本入侵华北，国民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共产党与中国青年党都极力抨击，少年中国会的老会员沈怡向黄郛建议借重王光祈来缓和各派的攻击，因为“王光祈在民国八、九年之间，领导少年中国学会，所有青年党与共产党中的后来领袖人物均非常佩服他的人格与能力”。因此，1935年4月30日，蒋介石电告王光祈“如愿回国，当图借重”［11］(203)。但因种种原因，王光祈没能立即回国，时隔不久，他便病逝于波恩。王光祈在德国去逝的消息传到中国之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纷纷撰文回忆王光祈的生平与事迹，无论是属于共产党的，还是青年党的，亦或是国民党的都对王光祈主持创造少年中国学会之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左舜生在《王光祈先生事略》中就认为:光祈是时代的产儿，他个人最近这十六年虽然旅居国外，好象与中国这十几年来的种种事变并没有多少关系，可是他手创的同时也是他生命所寄托的“少年中国学会”，却与中国近二十年来的种种方面，息息相关，时代的背景不明，光祈的精神即无从表现。［12］甚至不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常燕生也撰文对王光祈进行评价:在我们这些五四时代的青年回忆起来，他却是当时青年运动的一个最伟大的先锋，近十余年来的中国一切大变革，都不能说不受他的影响，因为他是手创“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人。［13］新中国成立后，对于王光祈和他手创的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亦念念不忘，他曾两次嘱托陈毅元帅返川时探询王光祈及其家属的下落，表达了对其的惦记和怀念之情。由此可见，王光祈与他手创的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产生过的重大影响。

三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后，王光祈不仅仅是满足于讨论各种思想主义，他还积极将五四精神运用到社会实践活动中。他参加北京大学的“平民教育讲演团”的讲演活动，倡导新村运动，组织了五四时期名噪一时的“工读互助团”。王光祈对工读互助运动用力最勤，他想通过这个组织帮助青年实行半工半读，达到教育与职业合一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想以这样的组织作为理想社会的雏形，通过广泛的发展与联合，去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工读互助的社会”，进而达到改造整个社会的目的。

1919年2月，王光祈从上海返回北京，途经南京时同左舜生讨论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问题。同年7月，左舜生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小组织之提倡》一文，这引起了王光祈热烈的回应。看到左舜生要创造一个崭新的生活，“我欢喜的连吃饭都忘了”，并具体提出了建立一个菜园新村来创造新生活的构想:“我们先在乡下租个菜园，这个菜园距离城市不要太远，亦不要太近”，每日在菜园“(一)种菜两钟;(二)读书三钟;(三)翻译书籍三钟;其余钟点均作为游戏、阅报时间。”［14］王光祈希望在新村里大家一起半工半读，“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牵制”，并且“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气，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14］但是“因为‘新村’须要有土地，而且我们现在生活的根据又在城市”［15］，王光祈便将“新村”建设的环境移植到了城市。1919年12月，王光祈在北京《晨报》发表了《城市中的新生活》，正式提出了建立“工读互助团”，期望“为苦学生开一个生活途径，为新社会筑一个基础”，为欲脱离家庭另谋独立生活的青年男女，提供兼顾“读书”与“作工”的新生活。他将这种办法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行商量，得到大力支持后，便立即开始奔走筹划，亲自草拟简章，编制预算，召开发起人会议，租房子，制家具，接洽团员，向外募捐，“不到半月工夫，诸事齐备，所募之款亦已逾额”。1919年底，在王光祈、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17人发起下，北京工读互助团率先成立。

王光祈认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通过它来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让穷苦的青年学生能够在工读互助团这种组织中训练独立生活的能力和养成互助劳动的习惯，并且这种互助组织还是进行改革社会运动的起点。“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16］这种“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工读互助运动为王光祈们的“少年中国”理想提供了具体的实践，也引起了一般青年的热诚关注。在《城市中的新生活》“发表后二三日，便有数十位同志来信愿从事此种生活，一星期后，外省亦有许多同志来信讨论此事”［16］。曾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团成员的傅彬然回忆说:“我们就从报刊上看到北京创办工读互助团的消息。这消息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工读互助’的生活，正是我们渴望实现的理想。”［17］蔡元培高度评价工读互助团:“要是本着这个宗旨推行起来，不但中国青年求学问题有法解决，就是全中国最重大问题，全世界最重大问题，也不难解决，这真是大有希望的。”［8］因此，工读互助团成立后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继北京之后，上海、武昌、南京、天津、广州、扬州等地也都成立了工读互助团，在全国掀起了蔚为壮观的工读互助运动。

王光祈倡导的工读互助运动，旨在希望通过这种典型示范来唤醒大众，使人们出于自救的意识和对新社会的向往而抛弃旧社会。作为变革旧制度的一种新模式，工读互助运动赢得了当时的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毛泽东、恽代英等都积极推崇并身体力行过这一运动。1920年，为工读互助思想所吸引的毛泽东，在参观了北京女子互助团后“觉得很有趣味”，他后来列名发起了上海工读互助团，并且还想在长沙创造一种叫“工读互助团”的新生活。恽代英也曾到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参观过，1920年2月，他与梁少文等在武汉组织了“武昌工学互助团”。

但是这个集中了当时社会最流行的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工读互助运动，在经济来源上根本没有足够的保证，团员们的思想认识又极不一致，因此仅半年时间，这个“新社会的胎儿”便夭折了，轰轰烈烈的工读互助运动很快烟消云散。工读互助运动实验的迅速失败，使其空想性弊端充分暴露了出来，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抛弃通过这种示范性的改良运动来改造社会的想法。曾亲自参加过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施存统后来总结工读互助运动的教训时就提出:“(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18］1920年，恽代英就指出:“我们要知道工读虽是好事，究竟在生活能力不充实的人，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不要轻易的盲从妄动呢。”他认为“在这样不合理的环境中，想在一局部做成甚么理想事业，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改造须全部改造。须将眼前不良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加一种有效力的攻击。不然，总是没有益处。”［19］(329)恽代英和王光祈围绕工读互助运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批评了王光祈认为运动失败是因为“人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观点，抛弃了最初通过改良来改造社会的思想。陈独秀也尖锐指出:“在全社会的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的余地。”“福利耶以来的新村运动，象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都是“痴人说梦”。［20］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曾经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从新寻找新的社会改造道路。1921年，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携手创办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它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在28年之后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建立了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四

近代以来，挽救民族危亡，改造旧有社会，是摆在具有振兴民族志气的知识分子面前的重要历史课题。五四时期，知识青年为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进行了各种探索，提出了各种不同的选择，王光祈的探索就是其中之一。［21］

王光祈在“五四运动”这个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们一道奔走呼号，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前列，成为了“五四运动”的主将之一。“五四”运动能够取得胜利，正是由于有少年中国学会这样遍布全国的社团，将一盘散沙的青年学生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还有象王光祈一样的大批爱国青年的努力，他们举行集会游行、演讲，发表新闻通讯等，一起将这场运动推向了胜利。因而，王光祈和他手创的少年中国学会也成了推动历史前进合力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少年中国学会解散后，其会员大都成了活跃在政坛和学坛上的大名鼎鼎的人物，以至于20世纪40年代有人说，当今中国已是“少年中国”的天下。

王光祈倡导的工读互助运动，让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在中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实践，却没有能够达到他原本期望的改造社会的目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所做的探索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为先进青年接受之前，它只是众多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中的一种，在新思想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它最后能让中国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选择其来作为改造社会的根本指导思想，就是有象王光祈这样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实践来反衬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他倡导的工读互助运动的失败从反面论证了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无法立足，让先进青年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最终抛弃了各种空想理论，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观察和分析问题。他们认识到必须用革命手段粉碎旧政权，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才是建立新的理想社会的唯一正确途径，从此开启了另一条崭新的社会改造道路。

正因为如此，王光祈作为五四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活动家所进行的这些社会活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与地位。

［1］李劼人.自传［A］.李劼人选集(第一卷)［Z］.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2］李劼人.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A］.五四时期的社团(一)［Z］.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9.

［3］李劼人.“五四”追忆王光祈［N］.川西日报，1950－05－04.

［4］傅斯年.追忆王光祈先生［A］.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王光祈先生纪念册［Z］.1936.

［5］王光祈.国际社会之改造［N］.每周评论，1918－12－22.

［6］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J］.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三期)，1919－05－01.

［7］王光祈.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J］.少年中国(第三卷第八期)，1921－10.

［8］蔡元培.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J］.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七期)，1920－01.

［9］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J］.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六期)，1919－12－15.

［10］王光祈.“少年中国”之创造［J］.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1919－07－26.

［11］郭正昭，林瑞明.王光祈的一生与少年中国学会(中)［M］.环宇出版社，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