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曼，崔静华

(新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20世纪初期，随着现代主义越来越走向内省，小说在形式上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作家们开始想要“将小说从它早期的束缚中释放出来——打破那种平白直观的现实主义风格，那种依赖外部世界的写作和松散随意的散文格局——而是要更加自由和强烈地进入生活本身和现代意识的秩序之中去”[1]。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当代小说》一文中即表达了这种愿望：

如果作家是一个自由人而非奴隶，如果他能够选择写他所想写的东西而不是他所必须写的，如果他能够将写作建立在他自己的情感上而非循规蹈矩地写作，那么，在人们的阅读中将不会有情节，不会有喜剧、悲剧，也没有我们习以为常的爱情或灾难。也许连一颗邦德街裁缝缝制的纽扣都不会有……难道作家的任务不就是去传递这种多变、未知、自由自在的精神吗?无论它看起来如何离谱或复杂。[2]

由此可见，现代主义小说在结构和主题上都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风貌。情节退居次位，主题之意义趋向抽象。

迈克尔·霍林顿在评价詹姆士·乔伊斯的作品与现代主义之关系时指出：“淡化情节写作是现代主义写作的显著特征。”[3]他注意到，和传统写作相比，在现代小说中情节远没有那么重要的地位。“更深刻地看，斯蒂芬·迪达勒斯最终也未在Eccles街上留宿，这点与读者想要看到的结局相去甚远，令人沮丧。”[3]431这种沮丧同样可以在凯瑟琳·安·波特的《愚人船》中见到。在这部小说中，情节似乎是作品构成中最无足轻重的元素。评论家们认为这部小说结构松散，没有形成一个整体，而是几个部分的拼装。的确，这部小说没有沿袭传统小说之路。传统小说是以这样的方式展开主题并塑造人物形象的：读者随小说情节的发展而经历角色的成长，故事的叙述过程应有铺陈、发展、高潮和结局。但在《愚人船》中，我们看不到角色的成长，也看不到明显的情节发展或高潮。小说结尾处也没有可视为结论的结局，一切仍然是不确定而含混的。

波特采用淡化情节式的写作手段并非出于偶然。这是她长期以来浸淫在现代文学中的结果。她早就对现代主义写作的特征有所认识。她的评论性文章《亲爱的！没有情节就没有故事》用反语式题目和讽刺性语调表达了她对现代小说创作的看法。文中，她建议年轻作家“忠诚于你自己的思想……最终，用你所能用到的一切真情、细致和严肃劲儿来讲述他们(角色)的故事……”[4]461她驳斥了杂志编辑那种“思想越伟大，主题越优雅则越是好故事”的观点。相反，她说：“除非是因为手头紧张你试图来点花样赚点钱，否则你真的不需要一个情节。”[4]461对于一个“想要把写作当作一种艺术来从事”的年轻人来说，“从事那种写作交易”意味着“你中了圈套”[4]462。由此可见，波特是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来看待写作艺术的，并且她的看法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事实上，她早已在其短篇小说《窃贼》和中篇小说《假日》中尝试了这种小说新形式。在这两部小说中，叙述者和主人公均未命名，这也显示出作者对情节的淡化处理，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形成对比。在《愚人船》中，淡化情节的意图尤为明显。一位评论家曾说：“在凯瑟琳·安·波特的这艘船上，人们的举止行为和他们的外表始终对等。”[5]43从出场到结尾，他们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印证着我们心中从一开始对他们形成的印象，未有丝毫改变。那位在故事开始处便在和施密特夫人的谈话中中途离开，“悄悄地做出她本次航行第一次逃遁”的特里德维尔夫人随着故事的推进一次次从人群中逃离，在结尾处时还是毫无悬念地拒绝了她的仰慕者的爱情告白。里克和拉克这对双胞胎从一开始就以邪恶儿童的形象出现，在以后的情节中他们一如既往地作恶多端。珍妮和戴维这对情侣是抱着通过这场旅行来解决他们之间感情问题的想法开始这场航行的，但是直到航行结束、登岸时，两人的关系仍处于绝望之中。

至于情节发展，“整部小说波澜不惊……有细微的铺垫，但没有抉择，没有交叉路口，没有转折点……”[5]44。在这部长达487页的小说中，只有两件事似乎可算高潮事件：一是德国商人弗赖塔格先生被从船长的贵宾饭桌上请离，原因是有人发现他妻子是一个犹太女人；另一件事是下层统舱乘客中有个木匠跳入海中救那条被里克和拉克扔下大海的狗时，不幸溺亡。

在木匠海葬时海面上出现三条美丽的白鲸，这一情节可以被看作是这部小说的高潮部分。在木匠的遗体被推下大海之际，海面上出现了三条大白鲸。在阳光下，白鲸们游溅出银白的浪花，喷射出雾白的水柱。“没人能把目光从这美丽的景色上移开……此时人们的心里不再有对死亡和暴力的恐惧。”[6]319甚至那对邪恶的双胞胎也似乎被这自然的圣境折服，不再表现出让人生厌的举止，而是像可爱的孩子那样挥舞着胳膊，朝大海发出由衷的赞美。美丽白鲸的出现似乎是上帝对木匠舍身救狗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赞美，也折射出人们对木匠伟大人性的肯定和尊崇，似乎这一整船具有种种人性缺陷的乘客们就要被木匠的崇高精神洗涤了，丑恶的灵魂似乎就要升华了……

然而，白鲸们退去了。波特不露声色地继续描述，将乘客们丑恶的人性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读者，将读者随着这一幕而扬起的期待狠狠地抛到谷底。乘客们身上的种种自私，利己主义、绝望情绪等反映人性虚弱伪善的东西，并没有在后面的叙述中发生任何改变。“真理号”的乘客们继续上演着一幕幕自私自利的人性丑剧。白鲸的出现看似是要净化这船人的心灵，但随后的叙事并未表现出此点。与读者们的期待恰恰相反，鲸群退后，受到短暂洗涤的灵魂却立刻回归本性。珍妮和大卫这对情侣继续为坚持各自的目标而互相争吵不休；特里德维尔夫人继续一次次拒绝着年轻船员的爱情；整个航行仍然死气沉沉，人们沉溺于酒精、美色和肉欲之中。白鲸的出现所带来的短暂的心灵升华不仅消失得无影无踪，反而更凸显人性之丑陋。被救小狗的主人胡腾夫妇在得知因救狗而亡的木匠是个孤儿、不需要任何赔偿时，他们庆幸万分，举杯庆祝，酒后兴奋地亲热。这情色竟是由一个高贵生命的死亡引发，胡腾夫妇人性的丑恶表现得淋漓尽致，让读者愤慨之余又甚感荒诞。木匠的高尚人格并不能拯救丑恶的人性。“在这艘船上，没有希望，友谊，光明，没有任何转机。”[5]45白鲸的出现，只是一个伪高潮，带给读者一场空欢喜。

小说以“真理号”航程的结束而收尾。结尾处没有任何积极乐观的暗示。珍妮和大卫以这场旅行来挽回两人关系的企图宣告失败，两人上岸后依旧分道扬镳。弗赖塔格回到德国的命运可想而知——在二战即将爆发的德国，他和他的犹太妻子面临的无疑是更加艰险的境况，这场航行对弗赖塔格来说非但没希望可言，甚至可说是将他推向深渊的绝望之旅。在船上时，利兹小姐似乎就要收获她梦寐以求的婚姻了，因为她已经获得了里伯先生的青睐，两人发展到了确定恋爱关系的阶段；然而，航行结束上岸后，利兹小姐并未等到她渴望的求婚，里伯先生甚至连“再见”都没说就消失了。无论从爱情的希望还是人性的净化来看，这都是一场不确定之旅。

通过《愚人船》的写作，波特表现出“二十世纪的本质，即失去了确定性”[7]218。麦克法兰认为，现代主义意识见证了“对可能性的不确定取代了之前人们对预测性一统天下的信心”[8]84。正如波特自己指出的，“真理号”之旅是一场由“世界之船”进行的“永恒的航行”[7]216。其“永恒”之处就在于小说主题之不确定，一种由人类无法解决的困境而引发的虚无弥漫其间。霍林顿说：“现代主义的核心是解放，对一切确定性的讥讽和不信任，这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上。”[3]432通过采用淡化情节的写作方式，波特否定了确定性，展现了不确定性，成功地使小说成为一曲现代主义对人性的挽歌，从而拥抱了现代主义。

[参考文献]

[1]Bradbury M J.The Name and Nature of Modernism[M]//Malcolm B,McFarlane J.Modernism.New York:Penguin Books Ltd,1976:407-408.

[2]Woolf V I.Modern Fiction[M]//Collected Essays of Virginia Woolf.London:Dover Publications Inc,1966:106.

[3]Holington M C.Svevo,Joyce and Modernist Time[M]//Malcolm B,McFarlane J.Modernism.New York:Penguin Books Ltd,1976：429-435.

[4]Porter K A.No Plot,My Dear,No Story[M]//The Collected Essays and Occasional Writings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New York:Delacorte Press,1970：460-462.

[5]Bedford S Y.Voyage to Everywhere[J].Spectator,1962(209):763-764.

[6]Porter K A.Ship of Fools[M].New Jersey: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1963:319.

[7]Stout J P.Katherine Anne Porter:A Sense of the Times[M].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5:218.

[8]McFarlane J A.The Mind of Modernism[M]//Malcolm B,McFarlane J.Modernism.New York:Penguin Books Ltd,1976:7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