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英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卫生分院，江苏 常州 213002)

汪曾祺写过一首评价自己文章的诗:

文章或有山林意，

余事焉能作画师。

宿墨残笔遗兴耳，

更无闲空买胭脂。

诗的意思一是说自己的文章有山林意、隐逸气，与现实有疏离感;二是说写文章乃正业，偶尔书画只是余兴，副业。

这首诗是汪先生80年代写的，他也是那时真正写出有影响力作品的。当时评论界对他有两句著名的评价，一句是:他是士大夫文化熏陶出来的最后一位作家;另一句是: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位三十年代的作家［1］。

好像他不是同时代的人，好像他不食人间烟火。这是为什么呢?本文试图作些探究。

一、另类的复出

汪曾祺是40年代就发表作品的老作家了，但其代表作品是80年代初复出文坛后创作的。小说以《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影响最大。这些小说让文坛乃至全社会觉得新奇:小说可以这样写么?他自己也曾记述:“我在八十年代初发表的一些小说……在发表之初是颇为‘新鲜’的。那时有青年作家看了《受戒》，睁大了眼睛问:‘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2］2

他的小说与当时一般小说有什么不同呢?笔者认为，不同之处固然很多，但最大的不同还是在与现实的关系上，与现实关系的艺术处理是其小说的魅力之源。所以笔者把他复出文坛称为“另类的复出”。

《异秉》写街上一个摆熏烧摊子的王二的“发达”，写保全堂药店及街坊一群人的生活。当初投到《雨花》杂志，“过了三个月，未见发表出来，一问，原来编辑部里通不过。理由是如果发表这个稿子，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好发了。这意思不是离发表水平差一点，而是根本不是小说。后来还是主编做主发出去，高晓声破例写了个‘编者按’，预言这篇小说的意义”［3］6。

《受戒》写出来后，“有个单位把写‘小和尚谈恋爱’的小说，当作动向列举出来”。“动向”，当然是“思想新动向”了。“《北京文学》负责人灵机一动，要过来看看，《受戒》这才出世。”［3］5难怪当时的人们要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写这么个作品?写它有什么意义?”［3］11

《大淖记事》也一样。“写了《受戒》以后，我忽然想起这件事，并且非要把它表现出来不可，一定要把这样具有特殊风貌的劳动者写出来，把他们的情绪、情操、生活态度写出来，写得更美、更富于诗意。没有地方发表，写出来自己玩，这就是美学感情的需要。”［3］11

这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几乎都曾有过发表都成问题的遭遇，主要原因可能是选材独特，写法另类:“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4］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用“传统”的思维几乎很难归纳其作品的“思想”“主题”。当时“人们都要求小说提出什么问题，或说明什么问题。有人问我《受戒》说明了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或者解释不清楚……我认为应该允许主题相对不确定性和相关的未完成性”［5］68。

二、现实疏离感及原因探究

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是不能脱离现实的，正如一个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鲁迅语)。但与同时代许多主张文学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作家不同，汪曾祺直接写眼前生活的作品较少，因为他认为，作家“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6］。即使是写现实生活的作品，也没有直白的说教，而是着眼于发现生活之美，如《羊舍一夕》;即便是写生活的不幸，也少有疾言厉色，而是重在挖掘人性之美，如《寂寞与温暖》。

汪曾祺大部分小说写的是几十年前人们的生活，与现实总有一些距离，这在当时也是受到质疑的。他曾为此辩护说:“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历史小说都可以写，为什么写写旧社会就不行呢?今天的人，对于今天的生活所过来的那个旧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认识认识吗?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吗?”［7］并对那些提倡文学直接为现实服务的主张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有些作家把文学的作用看得比较直接，希望在读者心中产生某种震动，比如鼓舞人们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激情，促进高尚的道德规范……他们的作品和现实生活贴得很紧，有人提出文学要和生活‘同步’。对于这样的作家，我是充满尊敬的。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作家。”他认为文学作品对于现实生活的影响是“很间接的，潜在的，不可能像阿司匹林治感冒那样有效”，并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滋润人心”［8］129。

汪曾祺对那种功利的文学主张实际上是反感、很不以为然的:“有人说我从来没有对现实生活进行严格的拷问，我是没有这个劲头，我承认这样的作家是伟大的作家，但是我不属于这类作家，这点我很有自知之明。”［9］

汪曾祺作品的这种现实疏离感，虽然原因很多，但笔者认为最主要的一点还是几十年个人遭遇使然:

我是四十年代开始写小说的。以后是一段空白。六十年代初发表过三篇小说。到八十年代又重操旧业，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发表小说的数量不少。这个现象有点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其实他在同一篇文章中作了回答:“不是我一个人，大部分作家都如此。大半时间都是在运动中耗掉的。”［2］1－2不过这只是外在的，内在的原因应与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相似。沈先生在一封给一个叫吉六的青年作家的信中谈及自己的搁笔:

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10］58

汪曾祺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十年文学的转机，也还是由‘信’回复到‘思’，作家可以真正地独立思考，可以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生活，用自己的脑和心思索生活，用自己的手表现生活了。”［10］59

几十年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作者是敏感的，心有余悸的。1983年，中国思想界闹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的风波，其时汪曾祺在给人的信中说:“近来文艺界似乎又有点风吹草动，似宜‘默处’为佳。”直到1987年10月20日，作家在从美国寄回的家书中还写道:“国内搞了那么多的运动，把人跟人之间都搞得非常冷漠了。回国之后，我又会缩到硬壳里去的。”［8］121五天之后的家书中又有这么一段话:“搞了十年样板戏，痛苦不堪，四人帮一倒，我决定再也不受别人的支使写作，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8］123为何要专门写这些话?说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还是一件有点奢侈的事。又过了五天的家书中，作者又特别对“文学要和生活同步”的主张进行了讽刺:“我认为文学不是肯塔基炸鸡，可以当时炸，当时吃，吃了就不饿。”［8］129

一个作家创作特点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汪曾祺作品这种现实疏离感，与他从小的生活环境，个人的性格气质，师友，以及他创作高峰时的年龄等都有密切联系。他解放前一直生活在国统区，受“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讲话》精神影响也相对较小，可能也是一个因素。

三、现实疏离感与汪氏小说艺术魅力

汪曾祺较少直接谈现实政治的文字，即便偶尔谈及，也常是调侃的口吻。如《随遇而安》开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但真情往往是掩不住的，在此篇结尾，作者写了一段沉痛的话: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的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实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要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的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11］

现实伤害了作家，但由此产生的作家与现实的这种“疏离”却成就了汪曾祺，使其作品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恒久魅力。三十年后回头看，当年一些急于为现实服务的作品大都湮没无闻了。但汪曾祺的作品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焕发出迷人的光彩。作品一版再版，汪迷越来越多，全集出版十多年后，又要编辑出版新的更完整的全集了。笔者以为，“现实疏离感”在几个方面成就了汪曾祺作品。

(一)更贴近生活本身

生活本身不是由谁的一句话或哪个理论就能概括的，真正具有恒久魅力的，是一个民族的人民的生活方式。汪曾祺作品中那些市井人物，他们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会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产生共鸣，留下美好印记。

王玉英是李小龙每天要看的一幅画，秦老吉的馄饨担子是全城独一份，“他的三个姑娘像三张画”(《晚饭花》);那个叫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的辛酸(《职业》);詹大的摇铃声和偷偷卖给孩子的花生糖、芝麻糖(《詹大胖子》);连万顺酱园的茶干(《茶干》);还有陈泥鳅的豪爽不羁(《陈泥鳅》)、王四海的怆然若失(《王四海的黄昏》)……好像与现实无关，但又觉得有关，那不就是这片土地上早几十年人们的生活吗?有位哲人说，不了解自己出生前的生活，那你就可能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现在的生活是过去生活的延续，而且还将延续下去。有时候特定时期的特殊的生活方式倒往往会是暂时的昙花一现。汪曾祺作品这种与现实保持少许距离的写法也避免了“跟风”造成的盲目和尴尬。

(二)更贴近民族传统

《北京文学》1987年召开了一次汪曾祺作品讨论会，汪发言的题目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是他80年代复出后的一贯文学主张，而且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多次提及。还有几句话也是在80年代后反复出现在他的文章、谈话、书信里的:

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5］60

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12］198

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

我欣赏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13］

也许是现实离作家心中美好的民族传统相去甚远吧，所以他要反复讲。在作品中，小说之外，大量的散文更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特点。他写中国人的优雅健康的生活，写祖国的山川风物，写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修养……还用大量笔墨写了家乡的人物、食物、风光。

(三)现实疏离感与社会责任感的统一

1987年《人民文学》第3 期刊登了副主编崔道怡与汪曾祺、林斤澜二位作家的对话录。汪曾祺第一句话是这样的:

我先谈谈作家的社会责任感问题，有人说我和林斤澜的小说跟当前现实生活距离比较远，我觉得不是。我俩写作的社会责任感是比较自觉的。［5］59

同年十月在美国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言，他又说:

我认为一个作家写出一篇作品，放在抽屉里，那是他自己的事。拿出来发表了，就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品总是对读者的精神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正如中国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说的那样，作家写作，不能像打喷嚏一样。喷嚏打出来了，浑身舒服，万事大吉。［8］128

针对当时人们对文学的功利化理解，汪曾祺反复宣示:“作家就是生产感情的，就是用感情去影响别人的。”而作品影响人的方式是“润物细无声”的，他的作品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甚至更直白地写道:“我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换人心，正风俗。”［12］198

汪曾祺作品与现实的这种关系，确实与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有区别。但他不是不关心现实，只是关心的方式不同，甚至可以说关心的深度更甚罢了。在他以较近较直接的题材进行创作时，他也尽可能除掉了“火气”，为不损害作品的艺术品位考虑。即使像以满腔悲愤写老舍之死的《八月骄阳》，写右派经历的《寂寞与温暖》这样的小说，比起当时一般的伤痕文学作品，与现实的距离感也是明显的，是除掉了些“感伤主义”的。

］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出版前言［M］//汪曾祺全集: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9.

［2］汪曾祺.文集自序［M］//汪曾祺文集:小说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出版前言［M］//汪曾祺全集:八(其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M］//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193.

［5］汪曾祺.社会性·小说技巧［M］//汪曾祺全集:八(其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M］//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67.

［7］汪曾祺.关于《受戒》［M］//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227.

［8］汪曾祺.美国家书［M］//汪曾祺全集:八(其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9］汪曾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M］//汪曾祺全集:八(其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4.

［10］汪曾祺.谈师友:沈从文转业之谜［M］.济南:山东书画出版社，2007.

［11］汪曾祺.随遇而安［M］//汪曾祺文集:散文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264.

［12］汪曾祺.致刘锡诚［M］//汪曾祺全集:八(其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3］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M］//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