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蒲清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2)

梁元帝(508—555)，姓萧，名绎，字世诚，小字七符。他是南北朝萧梁王朝的第三个皇帝，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个儿子。“元”是他的谥号，“世祖”是他的庙号。

梁元帝萧绎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为特殊的皇帝。他是皇帝兼学者、文艺家。作为学者、文艺家，萧绎是成功的。他热衷学术，著作等身，有颇高的学术造诣。他富有才华，倾心于文学、艺术，无论诗、赋、骈文、寓言，还是绘画，都颇有成就。但是，作为皇帝，萧绎是悲剧人物。他虽然平定了侯景叛乱，中兴梁朝，但是只坐了两年皇帝位，梁朝就被西魏灭亡。如何评价梁元帝萧绎的政治悲剧呢？

一、千秋功罪，评说纷纭

古代历史学家对于萧绎的政治评价可以分为三派：南派，北派，中派。

南派是生活在南朝的史学家，他们倾向于褒扬与同情。何之元在陈朝编撰《梁典》，评价萧绎说：“至于帏筹将略，朝野所推。遂乃拨乱反正，夷凶殄逆。纽地维之已绝，扶天柱之将倾。黔首蒙拯溺之恩，苍生荷仁寿之惠。微管之力，民其戎乎！”(《文苑英华》卷七五四引)《梁典》肯定了萧绎复兴梁朝、拨乱反正的功绩，甚至用孔子赞扬管仲的话来赞扬萧绎。当然，《梁典》对萧绎的高度评价，跟陈朝开国之君陈霸先的评价有关。陈霸先评价萧绎说：“武皇帝虽磐石之宗，远布四海，至于克雪仇耻，宁济艰难，唯孝元而已。功业茂盛，前代未闻。”梁武帝虽然儿孙众多，而且各自拥有地盘与军事力量，但是，最后平定侯景之乱而恢复梁朝政权的人就是萧绎。陈霸先对萧绎的评价这么高，虽然不排除政治目的，但主要还是根据事实。

北派是出生在北方的史学家。南北朝时代以北方政权征服南方而终结，隋朝、唐朝都是北方政权的继承者，故北方史学家对南朝政治往往贬斥。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命令史臣补修前朝五史：《梁书》《陈书》《北齐书》《周(北周)书》《隋书》。唐太宗任命魏征担任修史的总监，各史官分工编写。贞观十年，这五本史书修成。贞观十五年，又命令李延寿等撰写这五个朝代的史志，历时15年完成。后来，李延寿为了更系统地记述南朝与北朝的历史，避免支离破碎与矛盾，就私自撰写《南史》与《北史》，到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完成。

唐太宗本来就否定梁朝的君主，魏征、李延寿又都是出生在北方的史学家，所以他们对萧绎取否定态度。李延寿贬斥萧绎说：“元帝居势胜之地，启中兴之业，既雪仇耻，且应天人。而内积猜忍，外崇矫饰。攀号之节，忍酷于逾年；定省之制，申情于木偶。竟而雍州引寇，衅起河东之戮；益部亲寻，事习邵陵之窘。悖辞屈于僧辩，残虐极于圆正，不义不昵，若斯之盛。而复谋无经远，心劳志大，近舍宗国，远迫强邻，外弛藩篱，内崇讲肆。卒于溘至戕陨，方追始皇之迹；虽复文籍满腹，何救社庙之墟？”(《南史·梁本纪下》)他接着引用了魏征对萧绎的非常激烈的批评：“昔国步初屯，兵缠魏阙，群后释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盘石之宗，受分陕之任，属君亲之难，居连率之长，不能抚剑尝胆，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驱；遂乃拥众逡巡，内怀觖望，坐观时变，以为身幸。不急莽、卓之诛，先行昆弟之戮。又沉猜忌酷，多行无礼。骋智辩以饰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将，心腹谋臣，或顾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菹醢，朝之君子，相顾凛然。自谓安若泰山，举无遗策，怵于邪说，即安荆楚。虽元恶克翦，社稷未宁，而西邻责言，祸败旋及。上天降鉴，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诬乎！其笃志艺文，采浮淫而弃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后寇仇。虽口诵六经，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学，有公旦之才，适足以益其骄矜，增其祸患，何补金陵之覆没，何救江陵之灭亡哉？”李延寿撰写《南史》与《北史》，本来就跟魏征有瓜葛，他又赞成魏征对萧绎的批评，那么，自然要引用魏征对元帝的评论了。

中派是能够折中南北的史学家。贞观五史中的《梁书》与《陈书》，是由姚思廉撰写的。姚思廉的父亲姚察，本来是梁、陈两朝的旧臣，在隋朝继续担任史官，他完成了《梁书》与《陈书》大多数篇章的撰写。姚思廉子承父业，完成了《梁书》与《陈书》。《梁书·元帝纪》评论萧绎说：“史臣曰：梁季之祸，巨寇凭垒。世祖时位长连率，有全楚之资，应身率群后，枕戈先路。虚张外援，事异勤王；在于行师，曾非百舍。后方歼夷大憝，用宁宗社，握图南面，光启中兴，亦世祖雄才英略、绍兹宝运者也。而禀性猜忌，不隔疏近，御下无术，履冰弗惧，故凤阙伺晨之功，火无内照之美。以世祖之神睿特达，留情政道，不怵邪说，徙跸金陵，左邻强寇将何以作？是以天未悔祸，荡覆斯生，悲夫！”姚思廉撰写《梁书》与《陈书》时，魏征担任修史的总监，所以，姚思廉虽然观点跟魏征有差异，但是不能忽略唐太宗的意见与魏征的评论。姚思廉只好在《梁书·敬帝纪》中跟李延寿一样引用了魏征对萧绎的评论。但是，姚思廉不在《梁书·元帝纪》中引用魏征对萧绎的评论，正是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

三派的评论，各有道理。南派的《梁典》，对萧绎只有赞扬，当然不全面。北派的《南史》与魏征的批评，为了突出历史的鉴戒作用，连萧绎平定侯景、复兴梁朝的功劳也抹杀了，更是偏颇的。代表中派的《梁书》对萧绎有褒有贬，既能肯定他平定侯景、复兴梁朝的功劳，又能批评他导致亡国的错误举措，是比较公正、公允的。以上三派的批评，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过于看重萧绎的个人素质，而没有看到造成萧绎悲剧的终极因素是封建体制的弊端。

二、平定叛乱，功不可没

《梁典》与《梁书》都肯定萧绎平定侯景、复兴梁朝的功劳。这是实事求是的。

萧绎年幼时就被封为湘东王。太清元年(547年)，担任荆州刺史，驻守江陵，并且都督荆、雍、湘、司、郢、宁、梁、南北秦九州诸军事，还有“使持节”“镇西将军”的官衔。荆州刺史的地位非常重要。东晋和南朝的疆域，主要在长江中下流。长江下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长江中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江陵。所以，担任荆州刺史，镇守江陵，实际上掌握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命脉，几乎可跟朝廷分庭抗礼。

萧绎身处重位，不贪图声色，而是喜欢读书、藏书、著书。他聚集到江陵城的图书达到15万卷以上；自己写了接近700卷著作。南北朝时代的藩王，大多数骄奢淫逸，无法无天。萧绎作为当时的一个藩王，是超脱时俗的。但是，他的作为，仅能适应不由自己担当国家安危的太平时代，不能适应需要自己担当国家安危的战乱时代。不幸的是，战乱降临了，而且必须他自己担当国家的安危。这是萧绎文弱的肩膀所不堪负担的。

萧绎担任荆州刺史的第二年，即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发生了一件天翻地覆的大事，那就是侯景之乱。原来，梁武帝萧衍晚年沉溺佛教而荒废政事，又法纪松弛而政治混乱。太清元年(547年)，东魏叛将侯景致信梁武帝，说他愿意依附梁朝，献上黄河以南十三州的全部土地。萧衍贪图土地，不惜破坏跟东魏的关系，接受侯景，封他为大将军、“河南王”，并运送大批粮食接应他。侯景却暗中跟萧衍的侄儿萧正德勾结，准备叛乱。太清二年(548年)八月，侯景起兵叛乱。当年十月，侯景兵临长江，萧正德秘密派遣几十艘大船接应侯景的军队从采石渡(今安徽马鞍山)渡过长江，侯景攻入首都建康。太清三年(549年)三月，侯景攻陷内城——台城，幽禁梁武帝。五月，梁武帝忧愤而死。梁武帝虽然子孙众多，但是，或死，或败，或另有野心，于是，平定侯景、中兴梁朝的重任落到了梁元帝身上。

据《南史·元帝诸子》记载，萧绎派长子萧方等去朝见梁武帝，正碰上侯景攻入建康，萧方等不肯退缩，萧绎就调集一万军队，要萧方等率领支援台城。萧方等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直到台城沦陷，才回荆州。又，《梁书·王僧辩传》记载，萧绎派遣他的主要将领王僧辩率领一万军队乘船东下，准备驱逐侯景。可惜，王僧辩率领军队到达京城，梁武帝已经跟侯景议和，并被侯景所控制。王僧辩只能先见侯景，再见梁武帝，然后脱身返回江陵。此后，因为侯景控制了梁武帝、简文帝，萧绎也不便采取行动。这时，梁朝的王侯官吏，纷纷到江陵依靠萧绎。如：江夏王萧大款，山阳王萧大成，宜都王萧大封，他们都是简文帝的儿子；还有郢州刺史南平王萧恪，等等。

太清三年(549年)四月，梁武帝秘密派太子舍人、上甲侯萧韶到达江陵，萧韶宣布梁武帝于三月十五日写的密诏，任命萧绎为侍中、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假黄钺”，就是可以代表皇帝的权力。“承制”，就是秉承皇帝的权力而代理皇帝行事。于是，萧绎准备东征，“令所督诸州并发兵赴都”(《北史·僭伪附庸·萧詧》)。

大宝二年(551年)十月，侯景杀死简文帝萧纲，萧绎也清除了后顾之忧。于是，萧绎可以名正言顺地讨伐侯景，也可以集中兵力讨伐侯景。大宝三年(552年)二月，萧绎亲自写了《讨侯景檄》。这篇檄文，篇幅宏大，气势充沛，颇多警句。如历数侯景罪恶之后，总括说：“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足书其罪。”他命令王僧辩率领大军从浔阳出发东下，陈霸先率领三万甲士担任先锋。不久，王僧辩、陈霸先会师白茅湾(今江西九江北)。三月，攻下军事重镇姑孰(今安徽省当涂)，再合围建康城。王僧辩击溃守军，侯景逃跑到吴郡(今苏州)。萧绎命王僧辩率领百官祭奠萧纲，追谥萧纲为简文帝，庙号太宗。四月，侯景在松江战败，只剩下三只兵船，想下海逃跑。羊鹍(名将羊侃之子)乘机杀死侯景，把尸首送到建康。王僧辩曝侯景之尸示众，又传首江陵。萧绎封羊鹍为明威将军、昌国县公。

侯景叛乱，到处杀戮掠夺，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严重破坏了江南经济。平定侯景之乱，萧绎起了中坚作用，这是他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劳。

三、身死国灭，因素复杂

在平定侯景叛乱，并战胜萧纪、陆纳以后，萧绎于太清六年十一月，在江陵即皇帝位，改元“承圣”元年。但是，他即皇帝位还不到两周年，灾难就降临了。

承圣三年(554年)九月，西魏派遣大将于谨、宇文护、杨忠(他就是隋文帝杨坚的父亲)等率领五万大军南下。十一月初，包围江陵。西魏军队先占据东方的渡口，拦阻梁朝的各路援军，然后用精锐部队攻城。萧绎命令胡僧佑等分工守卫，自己也巡行都栅。二十九日，魏军猛烈攻城，萧绎出枇杷门，亲自临阵督战。战斗中，主将胡僧佑中流矢牺牲，梁军溃败。反叛者杀死西门的守卒，引西魏军队进入城内，江陵城被西魏攻陷。萧绎派太子萧元良与王褒做人质，向西魏求降。然后，自己乘白马、穿白衣走出东门。他抽剑击城门说：“我萧世诚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啊！”这场战争，总共持续了28天。

萧绎投降后，被萧詧押往军营。萧詧对他进行数落、侮辱。当年十二月十九日，即公元555年1月27日，萧绎被押向刑场。行刑者用土囊压死萧绎。萧绎的太子萧元良、小儿子萧方略，同时被萧詧杀害。

造成萧绎悲剧的主要因素是当时的客观形势。西魏、北齐、梁三国鼎立，西魏最强大，梁最弱。萧绎即位时，梁朝已经非常衰败，版图大大缩小。河南、苏北、淮南都被北齐占据，汉中、蜀地、鄂西北被西魏占据，岭南地区又被萧勃(梁武帝的堂侄)所割据。萧绎能够管辖的范围只限于长江沿岸，西起江陵，东至建康。江陵处在西魏的威胁之下，危如累卵。正如《南史·梁本纪下》所说的：“自侯景之乱，州郡太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缘以长江为界。荆州北界武宁，西拒峡口，自岭以南复为萧勃所据。文轨所同，千里而近，人户著籍，不盈三万。中兴之盛，尽于是矣。”萧绎，没有能力改变北强南弱的客观形势，无力阻挡西魏宇文集团统一中国的步伐。

然而，北强南弱的客观形势是如何造成的呢？主要原因是南方政权比北方政权背负着更加沉重的封建体制的包袱，皇族争权夺利，自相残杀。

明末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深刻分析了封建君主制度的危害，他说：“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每个封建帝王取得天下后，都把天下当成自己的私人产业，大封亲族为王侯。梁武帝也不例外。《南史》的《梁宗室上》《梁宗室下》《梁武帝诸子》《梁简文帝诸子》等记载，梁朝有近四十个王，侯就更多了。这些王侯包括梁武帝的兄弟、堂兄弟、儿子，以及他们的后代。

众多的封建侯王往往是酿造祸乱的根源。这是因为：第一，他们不劳而获，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第二，他们占据高位，机构臃肿，使真正的人才不能脱颖而出，在危难时刻国家无人可用；而他们自己则养尊处优，完全丧失能力，“做官不办事，管家也不成”，“肉柔骨脆，体瘦气弱，不堪步行，不耐寒暑”(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战乱中只好任人宰割。第三，王侯多，既享受特权，又不受法律的制约，往往胡作非为，而且培养了各自的攫取更大权力的欲望，一旦中央政权削弱失控，他们就会起来争夺帝位，酿造祸乱，互相屠杀，这是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即使是统一而强大的秦王朝、汉王朝、唐王朝、明王朝，这种现象也屡见不鲜。在中央政权不稳定的两晋南北朝时代，这种现象更加突出。西晋灭亡的内因，就是“八王之乱”；东晋走向衰败，内因是晋孝武帝兄弟间的勾心斗角；刘宋王朝，宋明帝残杀皇族，屠杀他的兄弟辈与侄儿辈，宋武帝刘裕的儿孙们几乎被杀尽；萧齐王朝，齐明帝与东昏侯，疯狂杀戮皇族与大臣，终于走向灭亡。梁武帝想吸取前代的教训，为了防止骨肉互相残杀，对皇族采取宽容的政策。例如：他封六弟萧宏为临川王，后来发现萧宏贪污，反而更加信任；萧宏的儿子萧正德叛国逃奔东魏，不得志而回来后，萧衍竟然原谅他的过错，还重用他。梁武帝的这种政策，不仅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反而诱发了诸王侯争夺国家大权的野心。儿子萧综、侄儿萧正德的叛国，儿子萧纶、萧纪、萧誉、萧詧、萧绎因为争夺帝位而相互残杀，终于导致梁朝灭亡。所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分析侯景之乱说：“这次大祸乱归根是士族制度自然的结果。”钱穆《国史大纲》说：“宗室强藩，亦不能忠心翊戴，转促骨肉屠裂之祸。”

萧绎亡国，当然有主观因素，包括政治失误与个人素质。

萧绎作为一个君主，他个人的主要政治失误是：不识时务。这突出表现在重文轻武、定都江陵与缺乏外交经验上。

萧绎即皇帝位之后，就以为天下太平，对严峻的形势完全没有警惕。他偃武修文，沉溺于学术与文艺，亲近宗懔、黄罗汉、王褒、庾信、徐陵等文士，而疏远军事将领。王僧辩是他必须倚仗的军事大臣，却曾经受到他的侮辱，又不留在京城。谢答仁是一员战将，却被他怀疑。《南史》记载，当西魏大举进攻江陵快要沦陷时，武将朱买臣、谢答仁建议萧绎乘夜晚突围，投奔任约的军营，当时任约率领的援军就驻扎在临近江陵的马头岸。萧绎却拒绝了这个唯一可行的建议。一是因为他自己很文弱，不会骑马奔驰；二是因为轻信王褒的话。王褒说：“谢答仁、任约，原来都是侯景的部下，难道可信吗？不如投降。”萧绎轻信王褒而投降，终于遭受可悲的结局，谢答仁也壮烈殉国。萧绎在投降前，反思自己读书万卷，仍然免不了亡国，烧毁聚集到江陵城中的图书，这大概是悔恨自己重文轻武吧。可惜，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图书，反而造成一场文化浩劫；也可惜，他觉悟自己重文轻武太晚了。

《南史·梁本纪下》记载，当萧绎称帝时，曾经发生定都的争议。大部分人认为应该定都建康，宗懔、黄罗汉、王褒等却反对从江陵迁都建康，认为建康已经残破，而且“王气已尽”。宗懔、黄罗汉、王褒等都是楚地人，所以反对迁都到吴地。萧绎自己则缺乏对西魏的警惕，又贪恋江陵的繁华，不愿意迁到已经残破的建康，决定定都于江陵。等到西魏包围江陵，萧绎才省悟。朱买臣等请求说：“只有斩宗懔、黄罗汉，才可以谢天下。”萧绎说：“当时是我的意见，不能怪宗懔、黄罗汉。”宗懔、王褒等都是萧绎信任的文士，他们在萧绎被害后都被西魏俘虏，后来做了北周的臣子。如果萧绎不定都江陵，不把首都直接暴露在西魏的威胁之下，而是迁都到建康，就不会迅速被西魏灭亡。

萧绎对待西魏，最缺乏外交经验，既轻信，又没有谋略。萧绎对西魏屈服，却幻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西魏灭萧绎的导火线，是萧绎得罪了西魏的当权者。他对西魏的使臣不卑躬屈膝，还希望西魏归还部分领土。柏杨《中国历史年表》说：“孝元帝萧绎致书西魏太师宇文泰，请依旧图定疆界，词颇不逊。宇文泰笑曰：‘天之所废，谁能兴之？’遣柱国常山公于谨、大将军杨忠，率军击南梁，径围江陵，百道攻城。”萧绎不加强国家的力量，对西魏抱有幻想，缺乏外交谋略，也是亡国的重要因素。

萧绎的个人素质，也是有明显缺陷的。例如，他过于自信，性格暴躁，多疑猜忌。正如魏征所批评的那样：“沉猜忌酷，多行无礼。骋智辩以饰非，肆忿戾以害物。”《南史·梁本纪下》还举了两件例证：“悖辞屈于僧辩，残虐极于圆正。”

《梁书·王僧辩传》记载，王僧辩是萧绎最主要的将领。当河东王萧誉不服从征调军队的命令时，萧绎的长子萧方等讨伐失败而牺牲，萧绎急于派王僧辩领兵讨伐萧誉，王僧辩却反对马上出兵。因为，他认为必须等待自己先从竟陵调集一万精兵，否则不足以取胜。萧绎疑心王僧辩是故意拖延，召见王僧辩说：“卿何日当发？”王僧辩说出自己的意见，萧绎大怒，马上逮捕王僧辩。萧绎对王僧辩说：“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贼，今唯有死耳。”王僧辩说：“僧辩食禄既深，攸责实重，今日就戮，岂敢怀恨？但恨不见老母。”萧绎竟然拔剑砍伤王僧辩的左大腿，王僧辩大量出血而晕死，连王僧辩的儿子、侄子也被逮捕入狱。这时，萧誉的军队前来攻打江陵，萧绎不知所措，只好派人到狱中向王僧辩询问计谋，释放出王僧辩，任命他担任城内都督。对待王僧辩的态度，充分反映出萧绎的确性格暴躁，多疑猜忌。

又，《南史·梁武帝诸子传》记载，萧圆正是萧纪的第二个儿子，他在江陵任职(江安侯、散骑常侍)，并不赞成萧纪发动对萧绎的战争。萧纪在长子萧圆照的怂恿下，率领巴蜀大军东下，企图占领江陵，于是萧圆正被萧绎逮捕入狱。他在狱中看到萧绎写的《回首望荆门》诗，就写诗说：“水长二江急，云生三峡昏。愿贳淮南罪，思报阜陵恩。”萧绎看了圆正的诗，也感动流泪，却没有从轻处理圆正，而是希望圆正自杀。萧纪大军失败后，萧圆照也被捕入狱，萧圆正见到哥哥圆照，感叹说：“阿兄！何乃乱人骨肉，使酷痛如此？”圆照悔恨自己的失误。萧圆正是无罪的，但是，萧绎始终不放过萧圆正，而是命令萧圆正与萧圆照在狱中绝食，过了十三天，活活饿死。萧绎不放过萧圆正，虽然根源于株连无辜者的封建法律，但是也反映出萧绎的残虐，不能宽容。

四、具体批评，值得商榷

史学家们的某些具体批评，是值得商榷的。

魏征批评萧绎说：“不急莽、卓之诛，先行昆弟之戮”，“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后寇仇”。这种批评，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全面，值得商榷。第一，据《梁书》《南史》的元帝诸子传的记载，在侯景攻入建康后，萧绎就调集一万军队，要长子萧方等率领守卫台城；又据《梁书·王僧辩传》记载，萧绎为了驱逐侯景，接着又派遣他的主要将领王僧辩率领一万军队乘船东下。可惜，王僧辩率领军队到达京城，梁武帝已经跟侯景议和，并被侯景所控制，萧绎也不便采取行动。等到梁武帝一死、简文帝被杀，萧绎就大举进军，似乎不能说“不急莽、卓之诛”。第二，因为争夺帝位而相互残杀，主要责任还不在萧绎这一方，而在他哥哥萧纶、弟弟萧纪及侄儿萧誉、萧詧的一方。我们已经在前文叙述了这些事件。我们再看一段具体情节。《南史·梁武帝诸子传》记载，当萧纪率领巴蜀大军东下企图占领江陵时，萧绎还写信规劝萧纪，让他平安返回蜀地，永远镇守。萧纪不听劝告，被打败以后，萧绎又写信说：“吾年为一日之长，属有平难之功。膺此乐推，事归当璧。倘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于此投笔。友于兄弟，分形共气。兄肥弟瘦，无复相代之期；让枣推梨，长罢欢愉之日。上林静拱，闻四鸟之哀鸣；宣室披图，嗟万始之长逝。心乎爱矣，书不尽言。”并且写诗抒情：“回首望荆门，惊浪且雷奔。四鸟嗟长别，三声悲夜猿。”我们还可以把萧绎跟萧詧对比。萧绎没有主动进攻萧詧，而是萧詧配合西魏进攻江陵，侮辱、处死萧绎以及萧绎的子孙。对比一下，就可看出萧绎对待皇族中的对手，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个人还猜测，魏征的批评还有可能是有感于唐太宗兄弟间的相互残杀而发。

萧绎跟萧纶、萧纪相比，也不是急于做皇帝的人。《南史·梁本纪下》记载：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占建康后，就有手下大臣请求萧绎“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承制主盟”，萧绎坚决拒绝说：“议者可斩。”四月，萧韶到江陵宣布梁武帝于三月十五日写的密诏后，萧绎才担任侍中、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主盟。《梁书·元帝纪》反复记载了萧绎推辞的过程。太清四年(大宝元年)十一月梁武帝逝世后，南平王萧恪及萧大款、萧大成、萧大封、萧圆正等亲王们就上表劝萧绎即皇帝位，被萧绎拒绝。太清五年(大宝二年)侯景杀死简文帝以后，亲王、大臣们又在十月与十一月两次上表劝萧绎即皇帝位，萧绎回答说：“大耻未雪，何以应龙图？”四方官吏纷纷上表，萧绎干脆下了一道晓谕四方的命令：“四岳频遣劝进，九棘比者表闻。谯沛未复，茔陵永远。于居于处，寤寐疚怀；何心何颜，抚兹归运？自今表奏，所由并断。若有启疏，可写此令施行。”可见他是坚决拒绝的。太清六年平定侯景叛乱后，王公、大臣们于三月上表劝萧绎马上即皇帝位，仍然被萧绎拒绝。四月，萧纪已经在成都宣布即皇帝位，王公、大臣们于五月上表劝进，还是被萧绎拒绝。八月，萧纪率领军队东下，徐陵上表规劝，言辞特别恳切，其中有句云：“伏愿陛下因百姓之心，拯万邦之命。岂可逡巡固让，方求石户之农；髙谢君临，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见圣人之不仁。率土翘翘，苍生何望！”接着，王公、大臣们又三次上表劝进，萧绎才在十一月即皇帝位。而且，他仍然坚持“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

但是，如果全面考察萧绎的言行，他似乎不是一个腐化的君主，也不是一个残暴的君主。萧绎不腐化，是史学家们一致肯定而没有异议的，《梁书》《南史》都说他“不好声色”。萧绎是否是残暴的君主呢？否。且举几个实例。(1)侯景控制梁武帝、简文帝以后，梁朝的王侯官吏，包括简文帝的儿子萧大款、萧大成、萧大封等，他们纷纷到江陵依靠萧绎。萧绎都接纳安排，甚至委以重任。(2)除了在战争中消灭对手，除了王僧辩、萧圆正事件，萧绎似乎并没有迫害其他大臣，而且，他认识到自己对待王僧辩的错误后，一直重用王僧辩。(3)他关心农业。大宝三年正月发表《课耕令》；十一月即位后，次年三月又马上发布《蠲免力田诏》，关怀下层民众。(4)大宝三年五月，侯景传首江陵，萧绎下令斩侯景之左仆射王伟、少卿周石珍等四人于江陵，接着就发表《赦余党令》，赦免其他被侯景裹胁的人。这一切，说明他不是暴君。所以，魏征批评萧绎“爪牙重将，心腹谋臣，或顾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菹醢，朝之君子，相顾凛然”，似乎太过分了。

我们还要看到，萧绎对于自己曾经有所反省。他在《金楼子·自序篇》中说：“余不闲什一，憎人治生，性乃隘急。刑狱决罪，多从厚降；大辟之时，必有不忍之色。多所捶朴，左右之间耳。刘之亨尝语余曰：‘君王明断不凡，此皆大宽小急也。’”他还在《金楼子·立言篇上》中说：“性颇尚仁，每宏解网，重囚将死，或许伉俪自看，城楼夜寒，必绨袍之赐。……但性颇狷急，或有不堪，不欲蕴蓄胸襟，须令豁然无滞。”这种个性，是不适宜担任封建君主的，特别不适宜在乱世担任封建君主。他还说，自己特别憎恨叛变者、不服从命令者、违法者，规定“叛者死”“不附者死”“违令者抵罪”。这也大概是发生王僧辩、圆正事件的原因。

魏征又批说：“虽口诵六经，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学，有公旦之才，适足以益其骄矜，增其祸患，何补金陵之覆没，何救江陵之灭亡哉？”萧绎热衷甚至沉溺于学术与文艺，作为一个帝王，特别是作为一个身处乱世的帝王，当然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造成亡国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也不赞成因此而否定他的艺术成就，更不能因此否定他的人格。

李延寿贬斥萧绎：“外崇矫饰”，“攀号之节，忍酷于逾年；定省之制，申情于木偶”。萧绎的确有矫饰的毛病。其实，许多封建君主，包括有作为的君主，都有矫饰的毛病。因此，我们对萧绎不能责备求全，更不能深文罗织。梁武帝去世后，侯景把持政权，又立萧纲为帝，所以，萧绎既不能马上兴兵，又不能跑到建康吊祭。这是客观形势使然，不能说是忍酷于逾年。他母亲去世时，政治局势安定，他为什么不能刻木像而虔诚侍奉呢？如果连他为去世的母亲刻木像而虔诚侍奉，也认为是矫饰，那就太过分了。

总之，我们认为，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更不能以成败定人品，因此应该全面评价萧绎，既要批评他导致亡国的错误，也要肯定他平定侯景之乱的功劳。造成萧绎悲剧的客观形势是“北强南弱”，而终极因素是封建体制的根本弊端。在南朝的君主中，梁元帝萧绎，是不可以跟宋孝武帝、宋明帝、苍梧王、齐明帝、东昏侯、陈后主之流受到同样谴责的。他的亡国，主要是侯景之乱以后“北强南弱”的客观形势造成的，是封建体制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