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学森

（池州学院 中文系 ，安徽 池州 247000）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唐代诗人杜牧这两句有名的诗，成为后人用以讥讽陈后主的典范之作。后主何以亡国？历来人们都说是他沉湎于女色寄情于诗酒所致，其诗如《玉树后庭花》甚至被视之为“亡国之音”，成为荒淫亡国的象征。《陈书·后主纪论》就说他：“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1]80。其宴集群臣饮酒赋诗固然荒恤了国政，但吟诗作赋即使是写作淫词艳曲，至多只能是亡国的一个次要因素，并不是亡国的主因。诗酒误国非必亡国，历史上好诗好酒好色的帝王，大有人在，却并不一定因此亡国。陈叔宝固然是一个无能的皇帝，但把陈亡的罪责全部归之于其“偏尚淫丽之文”，这并不完全符合客观事实。后主登基之时，南朝已是江河日下，在与北方的抗衡中渐渐失去优势，甚至落后于北方。后主治国又无多少手段和才能，其虽也曾谦恭问政却因不是王霸之具，终究不敌北方浩浩荡荡势如破竹的隋军，注定要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后主亡国既是其不善治国的结果，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与其饮酒作诗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作为文人和文坛领袖，后主嗜好文学奖励艺文，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一个时代文学的发展。

1 奖励艺文推动时代文学发展

陈后主嗜好文学，这在历史上是有名的。《陈书·江总传》说：“后主昔在东朝，留意文艺”[1]241。 《陈书·岳阳王叔慎传》也说：“是时，后主尤爱文章”[1]258。后主身边之人多为文学之士，《陈书·孔奂传》载后主不以“世有懿德，识性敦敏”的王廓为太子詹事，而偏爱江总，原因就是江总乃“文华之人”，“有潘、陆之华”[1]197。 《陈书·江总传》说：“（总）好学，能属文，于五言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故为后主所爱幸”[1]241。后主自己在《与詹事江总书》一文中说：“吾生平爱好，卿等所悉，自以学涉儒雅，不逮古人，钦贤慕士，是情尤笃”[1]322。后主所钦慕的贤士大多是有文学才能之人，其任人几乎唯以文学，由此可见其对文学是情有独钟。

后主爱好文学，故其大力奖励艺文，对文学之士多有奖掖，这在史书中多有记载。《陈书·文学传序》云：“后主嗣业，雅尚文词，傍求学艺，焕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献上赋颂者，躬自省览，其有辞工，则神笔赏激，加其爵位，是以缙绅之徒，咸知自励矣”[1]315。《后主本纪》亦云：“（后主）深弘六艺，广辟四门，是以待诏之徒，争趋金马，稽古之秀，云集石渠”[1]81。《岳阳王叔慎传》说：“叔慎与衡阳王伯信、新蔡王叔齐等日夕陪侍，每应诏赋诗，恒被嗟赏”[1]258。《姚察传》、《萧允传》、《文学传·褚玠》、《文学传·岑之敬》、《文学传·陆玠》、《文学传·陆琛》、《文学传·徐伯阳》、《文学传·陆琰》、《旧唐书·褚亮传》[2]、《旧唐书·袁朗传》等，分别记载了姚察、萧允、褚玠、岑之敬、陆玠、陆琛、徐伯阳、陆琰、褚亮、袁朗等文学之士，因有文才而受到陈后主的赏识，他们或被嘉赏，或被赙赠，或被拔擢。《姚察传》载后主不仅嘉赏姚察的才学，对其生活也可谓关怀备致：“时察母韦氏丧制适除，后主以察羸瘠，虑加毁顿，乃密遣中书舍人司马申就宅发哀，仍敕申专加譬抑”[1]243。“后主尝别召见，见察柴瘠过甚，为之动容，乃谓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即蔬菲岁久，可停持长斋。’又遣度支尚书王瑗宣旨，重加慰喻，令从晚食”[1]244。 作为君王，如此礼遇文学之臣，实在难能可贵。

陈后主爱好文学，又对文学人才予以奖挹，不管其主观目的为何，但在客观上推动了陈代文学的发展。陈后主的诗最为人所知的是以《玉树后庭花》为代表的宫体诗，作为南朝宫体诗的殿军，与其他诗人的宫体之作一样，陈后主的诗固然有绮艳纤靡阴柔无力的弊病，但其中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去品味的新鲜动人的东西，其诗在清新明丽之中，蕴含着女性之美、自然之美、韵律之美。其实宫体之外，陈后主亦多有创造，诸如写景、咏物、边塞、公宴、思乡、人生感悟等内容，在其诗中并不鲜见。虽然大多是传统题材，但在内容上有一定程度的拓展。陈代诗歌尤其是宫体诗的中兴，与后主的大力倡导密不可分。陈后主在太子东宫时，就经常与文人聚会赋诗，在其周围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东宫文人集团。即位之后，文会依然进行着，只是其中的成员发生了一些变化，又形成了一个皇宫文人集团。后主君臣日夜游宴鼓乐赋诗，直接促成了陈代宫体诗的高潮。后主偏爱那些侧艳之作，江总之诗“伤于浮艳”，故为后主所爱幸；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后主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而歌之[1]89，后主的这种嗜好直接影响了其周围的文人，因此宫体诗风成为当时诗坛的主旋律，很少有人不染指宫体诗的创作。

2 寄情诗文酒色荒恤国政

《南史·陈后主纪》曰：“（后主）后从至仁寿宫，常侍宴，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败岂不由酒？将作诗功夫，何如思安时事’”[3]203。隋文帝说陈后主亡国是因为沉湎于诗酒，后世论者多持此论。诗酒岂能亡国？《陈书》作者姚思廉在《后主纪论》中以“史臣”身份予以评论，指出君臣“以文学相处”，“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浸以成俗”，“后主因循”而已，但他错就错在“未遑改革”，乃至“朝经堕废，祸生邻国”[1]81。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其饮酒赋诗与亡国没有一点关系，至少寄情于诗文酒色荒恤了国政。早在当太子时后主就好酒好色好诗，《陈书·毛喜传》说：“皇太子好酒德，每共幸人为长夜之宴”[1]270。《陈书·江总传》也载：“（江总）以与太子为长夜之饮，养良娣陈氏为女，太子微行总舍”[1]241。后主今存公宴之作一半以上是在东宫时期所作。即位以后，后主更是创造条件游宴赋诗。《南史·陈后主纪》载:“后主愈骄，不虞外难，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妇人美貌丽服巧态以从者千馀人。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令八妇人襞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君臣酣饮，从夕达旦，以此为常。而盛修宫室，无时休止。税江税市，征取百端。刑罚酷滥，牢狱常满”[3]200。与后主游宴赋诗的主要是两种人，一是男性宠臣，二是女性妃嫔。他们“一入后庭，数旬不出”[4]445，“从夕达旦，以此为常”。后主为此还盛修宫室，“至德二年，乃于光照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1]89。其沉湎于诗酒，不恤国政，不虞外难，即使是大敌当前，后主仍然与众人只顾饮酒赋诗。《南史·陈后主纪》载，当隋朝大军兵临长江时，后主还在那里说“虏今来者必自败”，与孔范等人“奏伎纵酒，作诗不辍”[3]201。

陈后主饮酒赋诗完全是为了娱乐的需要，于治国几乎无涉。他之所以沉浸其中，一是因为他好诗，于是要发挥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二是因为他贪图逸乐，诗酒女色就是其人生追求；三是他治国无方，惟有寄情诗酒。在别人看来，陈后主创作了一些与其身份不相称的诗，然而只有这些诗篇或者是创作这些诗篇的过程，才能流露他的真性情。他也曾谦恭问政，但终究不是王霸之具。

3 谦恭治国却非王霸之具

陈后主游宴赋诗确实荒恤了国政，然而即使他不作诗，也不一定能治理好朝政。诗酒是其误国的一个原因，但绝不是其亡国的决定性因素，即使不写诗，他照样会亡国。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当皇帝的料，本性怯懦，政治上又很无能。

3.1 本性善良却治国无方

后主即位之初，实际上也很想有所作为，因而还算比较勤政爱民，这从他颁布的那些诏令就可看出，这些诏书大多载录于《陈书·后主本纪》。太建十四年正月丁巳日，也就是后主即位的当天，他就颁布诏书，说“思播遗德”、“咸与惟新”，他要依靠群臣的辅佐把先王的遗德惠及万民，并要实行革新，而且他的态度是谦恭的，说“方赖群公，用匡寡薄”[1]71，这样的姿态在后来的诏书中也时而可见，如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他下诏说自己“训俗少方，临下靡算，惧甚践冰，慄同驭朽”[1]73。即位的当年，他又先后下诏劝农、求贤、纳言、禁奢、安抚在陈朝的夷狄之民。如太建十四年三月辛亥颁布诏书免征租税、奖励耕种。农业是根本，乃百姓的衣食之源，后主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要鼓励农业生产，后来在至德二年冬十月又下诏免除望订租调，这当然也是英明的决策。太建十四年三月癸亥日，他又颁布诏书寻求治国之贤才，接着又下诏采纳谏言，甚至说“若逢廷折，无惮批鳞。”即使是批逆龙鳞的言论，也要接受。象这样纳言的诏书，后来在至德四年又下了一次，其说：“王公已下，各荐所知，旁询管库，爰及舆皂，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亲加听览，伫于启沃”[1]76。不仅要听王公官吏的建议，甚至还要向那些管理仓库之人，以至舆皂小吏征询谏言。后主还经常大赦天下，其在位七年先后有10次。登基即位大赦，是古之常制，但象后主这样频繁地大赦天下，却并不多见，这说明他还是比较同情百姓体恤民情的。

应该说后主也懂得一些治国道理，只是仅仅懂道理还远远不够，关键是要能以强有力的手段将这些决策落到实处，而这恰恰是后主的弱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史书中几乎没有一处述及他是怎样采取措施落实他的这些政策的，也没有论及他所颁布的这些诏令产生了怎样的效果。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怀疑，后主也许只会纸上谈兵，其想法是好的，却拿不出有效的行动策略和手段。他也许只会说些大话空话和套话，却干不了实事。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据《南史·陈后主纪》载，祯明三年春正月，隋兵已渡过长江，进入陈朝的腹地，后主乃下诏信誓旦旦地说：“朕当亲御六师，廓清八表”[3]201。但他真的这样做了吗？没有。后来隋军攻入宫廷时，“后主曰：‘锋刃之下，未可及当，吾自有计。’乃逃于井”[3]202。当然，这个例子更能证明陈后主乃贪生怕死之辈，但也证明了其只是个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所下的那些诏书也不必当真，其初衷是好的也是真诚的，但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却无济世之能。

3.2 昏而不暴然生性怯懦

“后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1]80，这样的生活使得他缺乏政治上的锻炼，因而显得很无知。他不善选拔辅佐之才，因而登基之后所颁布那些同情百姓的诏令并未落到实处；他不辨贤愚是非，因此逆耳忠言置若罔闻。《陈书·傅縡传》载傅縡“甚为后主所重。然性木强，不持检操，负才使气，陵侮人物，朝士多衔之。”施文庆等人“共谮縡受高丽使金，后主收縡下狱”。傅縡在狱中上书骂其“酒色过度，不虔郊庙之神，专媚淫昏之鬼”，“视生民如草芥，……神怒民怨，众叛亲离。恐东南王气，自斯而尽。”后主见书后大怒，等怒气稍解后，派人对傅縡说：“我欲赦卿，卿能改过不？”傅縡却说：“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则臣心可改。”后主于是益怒，遂赐死狱中[1]282。《陈书·章华传》载章华遭朝臣排诋，郁郁不得志，上书极谏，说后主“溺于嬖宠，惑于酒色，……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台矣。”后主大怒，即日命斩之[1]283。傅縡、章华上书极谏，不仅谏言未被采纳，反而被后主赐死或斩首，这时的陈后主与即位之初下诏要虚心纳言的陈后主判若两人。傅、章二人所言应是实情，但忠言逆耳，后主没有英主明君的胸怀，当然听不进去，甚至不能容忍。再加上后主身边聚集的大多是不持政务的佞臣，好话说尽，后主听多了，当然就听不进逆耳之言，“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有言之者，辄以罪斥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1]242。

后主的昏庸不仅表现在他听不进忠告谏言，更表现在他亲幸奸佞庸臣，任由他们蒙骗和摆布。正如《陈书·后主纪论》所言：“谋谟所及，遂无骨鲠之臣，权要所在，莫匪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临机不寤”[1]80。傅縡很有文才，本为后主所重，只因施文庆、沈客卿等佞臣说他受贿，后主就不明是非将其下狱。《陈书·后主本纪》又载祯明二年十一月，“隋遣晋王广众军来伐，自巴、蜀、沔、汉下流至广陵，数十道俱入，缘江镇戍，相继奏闻。时新除湘州刺史施文庆、中书舍人沈客卿掌机密用事，并抑而不言，故无备御”[1]78。这样的军机大事，后主竟然一无所知。后主不仅为奸佞之臣所蒙蔽，还听由后宫妃嫔决定朝政。《陈书·张贵妃传论》说：“（张贵妃）善候人主颜色。是时后主怠于政事，百司启奏，并因宦者蔡脱儿、李善度进请，后主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大臣有不从者，亦因而谮之，所言无不听。于是张、孔之势，薰灼四方，大臣执政，亦从风而靡。阉宦便佞之徒，内外交结，转相引进，贿赂公行，赏罚无常，纲纪瞀乱矣”[1]90。象这样佞臣与宠妃沆瀣一气，把持着朝纲，其结果可想而知。

人们说陈后主是昏君，并没有冤枉他。然而其固然昏庸无能，但又决非是一个暴君，与齐代的郁林王、东昏侯还有后来的隋炀帝相比，他实在是算不得什么！他并不时常乱杀无辜，相反，其还有心地善良重情重义的一面。傅縡上书极言相抗时，他还心存恻隐，只要傅縡能改，就赦免之。只是傅縡过于“负才使气”，让他下不了台，不得不杀之。章华上书极谏，亦有因“郁郁不得志”而泄私愤之嫌，况且其用词过于强烈，不要说陈后主，任何开明之君恐怕也难以容忍。再如后主即位之前曾遭始兴王叔陵的暗算，被斫伤颈部，差点死于王室内斗。后来长沙王叔坚又与其有怨，叔坚“刻木为偶人”，“祝诅于上”，就算是鉴于前事，后主也应杀叔坚，但他感其前功而赦之，甚至“以王还第”[1]255，由此可见后主还是很讲仁义和手足之情的。而最令人感动的，还是隋军攻入宫城时，他带着宠妃张丽华、孔贵嫔躲进景阳宫井一事。在自身安危难保之际，他还能想着两个宠爱的女人，可见其真是个重感情之人，这与楚霸王项羽之于虞姬、唐明皇之于杨贵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象陈后主这样重情在古代帝王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陈后主与妃嫔躲在井里逃命一事，之所以最招后人耻笑，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暴露了陈后主作为皇帝最大的弱点——胆小怯懦。陈后主为什么胆怯？因为他贪生怕死，为了苟活，他甚至不要气节。亡国入隋后，他甚至向隋文帝索要官号，又赋诗为隋朝颂美，都体现出他的懦弱无能苟且偷生。他不能象历史上许多的英雄人物那样，昂起头去迎接死亡，甚至不如南唐后主李煜，被囚后为故国悲歌不息。他其实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根本上不适合做皇帝。

作为文人，陈后主才华横溢；但作为皇帝，却平庸无能。不是他不愿理政，实在是治国无方。他不具备政治家的资质，因此不知道怎样举贤授能；他没有英主明君的眼力，所以不辨贤愚忠奸。他昏庸却并不暴虐，反而很胆怯，没有作为君王的勇武之气。所以，陈叔宝实际上不适合做万民之主，但他是宣帝的太子，不管他有无才能，都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他又不能不继承祖先打下的天下。因而他只有姑且在这个位子上坐下来，而且要象过往的君王一样，发布一些号召以图振兴国力，但做了一段时间后，他实在是力不从心，因此索性象当太子的时候一样，宴集群臣且酒且诗。皇帝的威风他展示不出来，而诗人的禀赋要呈现于世。他不是因为要吟诗作赋而不治国，而是因为治国无能干脆就去作诗。所以，陈的亡国与其政治上的无能和怯懦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不在于他作不作诗。

4 南朝江河日下无力与北抗衡

陈的亡国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时其内部虚弱，而外又有强敌，因此灭亡只是早晚的事。

陈朝历时33年，前后共有五位国主。与每一个新的王朝一样，陈朝的前几位君主，也能励精图治致力于王朝的兴盛。他们反复减免赋税，多次大赦天下，以求修养生息重振国力，让社会得以安宁。特别是文帝、宣帝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国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成效。正如《陈书·后主纪论》所载唐代史臣魏徵的总结：“世祖天姿睿哲，清明在躬，早预经纶，知民疾苦，思择令典，庶几至治。德刑并用，戡济艰虞，群凶授首，强邻震慑”。“高宗爰自在田，雅量宏廓，登庸御极，民归其厚，惠以使下，宽以容众。……辟土千里，奄有淮、泗，战胜攻取之势，近古未之有也”[1]79。经过几代帝王的努力，陈王朝的国家元气逐步得到恢复，至后主登基之时，社会比较安宁，经济稍有发展，国力有所起色。

然而，陈朝毕竟是在经济文化破败不堪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梁末侯景之乱和稍后西魏军的南下，让经济和文化曾经极度繁荣的南朝元气大伤。不仅社会财富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连人口也急剧减少。侯景之乱毁掉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城建业，《魏书·岛夷萧衍传》载：“初城中男女十余万人，及陷，存者才二三千人。……始景渡江至陷城之后，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为景军人所掠，或自相卖鬻，漂流入国者以数十万口，加以饥馑死亡，所在涂地，江左遂为丘墟矣”[5]。西魏军攻陷江陵后，南方的经济文化又遭重创，雪上加霜。在这个过程中，士族几近灭绝，据曹道衡先生的考察，谢、王、萧、刘等大族几乎衰落殆尽[6]。与前代相比，陈朝的疆域更为逼仄，《隋书·地理志上》载：“逮于陈氏，土宇弥蹙，西亡蜀汉，北丧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扬之域”[4]548。《陈书·后主本纪》载太建十四年夏四月后主下诏曰：“中岁克定淮、泗，爰涉青、徐，彼土酋豪，并输罄诚款，分遣亲戚，以为质任。今旧土沦陷，复成异域”[1]73。由此可知，这种情形在陈后主即位之前就已出现。魏徵就说：“高宗始以宽大得人，终以骄侈致败，文、武之业，坠于兹矣”[1]80。这说明后主尚末即位的宣帝后期，陈王朝就已日渐衰弱。而此时北朝已基本完成北方的统一，日益强大起来。在太建十三年（581年），也就是后主即位的前一年，隋文帝就己经在北方建国，并窥视着南方，开始其统一南方的计划，以实现其帝国梦想。

所以后主即位时的情势是国内的实力越来越弱，外部威胁又不断增强，如果其不是一位能力挽狂澜的英主明君，那么陈代的灭亡就为期不远了，而后主偏偏是一位善作诗却不善治国的皇帝，其结果当然就可想而知。

综上所述，陈后主游宴赋诗确实荒恤了国政，然而即使他不作诗也要亡国。政治上的昏庸无知和胆小怯懦的本性，决定了他成不了明主贤君，更没有一匡天下的帝王气概，他只有依靠饮酒赋诗来寄托人生。后主登基之时，南朝就大势已去，而北朝势力渐隆，以后主之资，亡国实乃必然，不在于他作不作诗。

[1]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87.

[6]曹道衡.南朝文学史上的王谢二族[J].文史知识，2000（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