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爱莲

清朝从1644年入关到1911年被推翻，历时268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少数民族统治全国时间最长、最稳定的一个朝代。总结清朝治世理政的经验，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清朝的皇帝比较注重读书学习。本讲从介绍清朝皇帝如何读书学习，解读读书学习对每个皇帝执政带来了哪些影响，分析清朝最后灭亡和清帝读书的关系。

严格的读书家规和大内读书生活

清朝皇帝的读书学习生活，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幼年皇帝和皇太子、皇子、皇孙的启蒙培养；一种是成年皇帝的经筵典学。

对皇子皇孙的培养教育，是关乎一个王朝兴衰继绝的基本国策，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十分重视，清朝尤为甚之，而且做得更好。早在入关之前的后金时期，他们就对家族子孙读书学习有了严格的规定，入关后经过几个朝代的不断发展完善，到乾隆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严格规范的皇家读书管理制度。

首先，皇子均较早入学。清朝入关前，皇太极就要求，满蒙将领的子弟“但有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俱令报名读书，不许姑息容忍”，甚至他将是否送子弟读书作为将领能否从军出征的条件。“如有爱惜不令读书者，其父兄也不许披甲随征，可与子弟一起在家闲处。”从康熙朝起，对皇子皇孙的学习，有了更严格的规定：皇子6岁入学，“就师读书于上书房”。康熙认为，一个人幼年所读之书，将会终身受益。七八岁所读之书，五六十年犹不遗忘，二十以外所读之书，数月不温，即至荒疏。“成就德器，皆在自幼豫教”，“应须早学，勿失机会”。

其次，对皇子学习时间严格控制。读书的皇子，每天寅时（清晨3—5点）开始进书房，一边早读一边等师傅。5点至7点，师傅到书房后开始上课。中间用膳两刻钟，下午3点至5点左右放学。每年除了元旦、端午、中秋、皇帝皇太后生日、本人生日外，再没有其他假期，直到嘉庆十二年开始才规定，夏至至立秋期间，因天气炎热，每日上半天功课。这种规定对于五六岁的幼童几乎不近情理，但是清朝从顺治到康熙直至清末，除同治小皇帝常常以生病为由偷懒过外，始终被严格遵守。清朝皇子们读书的情景，连当时的一些汉族大臣也不得不折服。乾隆年间在军机处入值的赵翼曾说：“余内值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唯内府苏拉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依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对此，赵翼当时感叹到：我们专门指望读书吃饭的人，还不能每天那么辛苦地学习，而人家帝王之家的子孙却能天天如此，他们怎会学得不好！可以想见，当年每天清宫中起床最早的，是那些要上学读书的皇子皇孙们。

皇子们学习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先从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进行启蒙教育，一边学识字，一边学句读；然后学《四书》；再学《五经》；进而学《帝鉴》《资治通鉴》等；幼帝还要加上学读奏折，以训练当皇帝的基本功。以同治皇帝为例，同治四年之前（10岁前），主要学《四书》《庭训格言》；同治五年起，加讲《孝经》《诗经》；六年起，加讲《史鉴》和《圣训》；八年起，加讲《大学衍义》及《大学衍义提要》；九年起，加讲《易经》《会典》《左传》，并开始增加读奏折课程。十月十五日这天读“丁宝桢奏江北漕船挽入东境折”；十六日读“李鹤年雨雪粮价折”；十七日读“曾国藩府县期满甄别折”；十八日读“吴棠奏各营驿站马匹并无缺额折”；十年起，加讲《明史》《地图》和《读史略论》。所以，清朝不仅“宫中无不读书之子”，而且单从经史子集诗书画，也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国学”内容来讲，我们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乃至博士生恐怕也没有清朝皇子们学的多。

清朝成年的皇帝，学习内容更加庞博，除《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外，主要是史书，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等，另外还有佛、释、道，诸子百家，以及诗、赋、书、画。读书最博泛的是康熙皇帝，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农学等等，几乎无书不读。他说：“凡事可论贵贱老少，唯读书不论贵贱老少，读书一卷，则有一卷之益，读书一日，则有一日之益”。

为保证读书学习时间，他们还给自己定了规定：一是每天早起必须读《圣训》一章。清朝皇帝大体都是每天早晨4点半至5点起床，洗漱、拜佛毕，就进行早读。所以，每天鼓楼上五更的亮更鼓尚未敲响，城里的人们还沉浸在黎明的睡梦之中，在城中心的紫禁城里，已经有两处亮起了读书的灯光：一处是当政的皇帝在寝宫里开始读列祖列宗的“圣训”；一处是幼年的皇子皇孙开始了在上书房里一天的功课。《圣训》是其祖父辈皇帝一生重要诏令、谕旨的汇集，对后继位的皇帝来说，《圣训》就是他们行动的指南和准则。读《圣训》既是为了从其祖宗教诲中学习治世经验，也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不忘祖制。二是隔天进行一次日讲。即由“日讲起居注官”给皇帝讲解经史。为了每天能多学习一些内容，康熙朝日讲一般每次至少要讲一二章，也有时一次讲七八章。三是每年春秋两次在文华殿举行经筵。即皇帝和大臣集体学习四书五经。一般是提前定好选题，先由侍讲大臣讲，再由皇帝讲，更多的时候是皇帝自学。虽然自学不算是制度，但是从顺治起，理政之暇自觉读书学习，几成了清朝皇家家法和祖制。在《康熙起居注》中，有多处记载他理政之余抽时间读书的事迹，如康熙自己所说“朕在宫中，手不释卷”“朝于斯，夕于斯”。“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至于听政之暇，无问寒暑，惟有读书写字而已”。

面对略显枯燥和晦涩的经史子集、国学文典，清朝皇帝采取的是反复习读，由多而精，由博而通的方法。康熙时期，他无论对自己还是对皇子皇孙的读书要求都是：读书要读120遍，背书也要背120遍，写字要写几十遍，诵读经书要达到“纯熟舒徐，声音朗朗”，对经义讲解要达到“皆逐字疏解，又能融贯大义”。写字、书法更是要持之以恒的学习，康熙练习书法达到“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清宫中的数千法帖，他都临写过，“所临之条幅、手卷将及万余，赏人者不下数千”。清后期的皇帝虽没能像康熙那样坚持下来，但是一般读书也要读几十遍。

为了提高学习效率，他们有时也采取一些新的学习方式。例如，在清宫皇帝学习用具档案中，有一张《大学图》，这是把儒家经典《大学》的内容归纳提炼后，用表格形式制成的一张挂图，图中包括“内圣、外王、继天立极之道、心图、操存、省察”几部分，每部分用经典的词语层层分解，然后再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连接成大图，使人既可以一目了然理解大学的精神内涵，又能够容易记忆，还可以随处张挂，方便随时随地阅读。

为求得实学，他们在学习中，还利用日讲、经筵等形式与讲官和大臣开展互动，进行讨论，遇到问题或有何感想，则随时提问。同时做到学思结合，知行并重。用康熙的话讲就是：“凡看书不为书所愚始善”。也就是说，即要相信书中的道理，自己也要认真思悟，分辨出精华和糟粕，读出书的神韵，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做到信而不迷，正是学而不思则罔矣。

读书对每个皇帝执政能力的影响

清朝皇帝虽然都能严守家规，重视读书学习，但是由于每个人生活时代、读书环境不同，悟性资质、刻苦努力程度不同等，每个人读书学习的成效也有差异，这种差异明显表现在他们的执政能力上。

我们先从清朝四个统治阶段分析这个问题。清朝入关后共268年，加上入关前努尔哈赤1583年起兵到1644年顺治入关的60年，共十三朝12帝328年，可以划分兴、盛、衰、亡四个时期。从1583年至1683年，即从努尔哈赤1583年起兵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稳定了南中国，共100年为兴起时期；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乾隆三十年至四十年（1763年—1773年）前后统一北疆，确定了全国版图，清朝社会经济文化均达到鼎盛时期，约100年为清朝鼎盛时期；从乾隆四十年（1774年）前后到光绪二十年（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约110年为衰落时期；从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后到宣统三年（1911年），约15年为清朝最后的灭亡时期。

在这四个时段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兴盛时期的皇帝，普遍比衰亡时期的皇帝学习修养好。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虽然终日南征北战，但他们绝对不是一介武夫，而是都很善于学习，努尔哈赤提出以蒙古文字为基础创造了满文文字，从而结束了满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皇太极最喜欢读史书，他曾命人翻译了《辽史》《宋史》《金史》《元史》部分和《三国演义》。在清太宗实录中有50多处记载他运用史书经验指挥战争的事例，我们熟知的崇祯诛杀袁崇焕事件，就是皇太极用了《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的计谋——反间计，使崇祯皇帝听信讹言，误以为袁崇焕私通清朝。入关后的顺治和康熙皇帝，都是幼年继位，当时清朝江山未稳，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希望自己尽快成长，建立巩固的大清朝。雍正皇帝虽然45岁才登上皇位，但是他当皇帝前参加了康熙朝一系列的社会实践，处理过大事大案，他的学习是在韬光养晦，并非死读书。雍正最得心应手的就是驾驭百官，他上台以后首先连发12道谕旨，从中央到地方谈的全是吏治，学习和实践驾轻就熟。到了乾隆皇帝，虽然他也是在书斋长大的，但他一是参加过一定的社会实践，从雍正十一年起，“每岁代祀北郊”；参加西北用兵和西南改土归流决策。特别在其前半朝，还有创业兼守成，完成大一统的巨任，其学习也不是空读书。

所以在清朝入关后的皇帝中，康雍乾三帝，文韬武略，学识渊博，文化修养最高。康熙有御制诗1147首，乾隆御制诗41800首；康熙、雍正、乾隆均写得一手好字，都懂泼墨挥毫等等。广博的读书学习基础和修养，使他们能够在执政中鉴古知今，得心应手。清朝许多重要的方针政策，都是入关时发轫，康熙时制定，雍正、乾隆时完善。如清朝在边疆民族宗教上，采取的是尊其教，重其俗的政策，包括加封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四大活佛；康乾两朝建立避暑山庄外八庙，用于接待蒙古王公大臣；每年派大臣到西藏参加熬茶仪式等等。又如在政治上，实行的是满蒙联姻政治，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先后娶了9位蒙古族妻子，顺治的6个姊妹嫁给了蒙古王公，康熙皇帝20个女儿，除12个未成人外，其余8位有6位嫁给了蒙古王公。对边疆民族的管理，则根据地域等多种情况采取了多种方式：在蒙古实行盟旗制、在西藏实行驻藏大臣制；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制；在东北实行将军衙门制；在新疆、青海实行伯克制。这些政策和制度对稳固清朝北部陆路边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康熙曾自豪地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再如，清朝的后宫管理制度。清朝能够统治268年的一条重要原因，是后宫安宁，没有出现过去封建王朝惯于形成的太监干政、后妃干政或外戚篡权现象。清朝入关后接受明朝太监外戚干政的教训，顺治时期就严格规定，太监不许干政，并制定铁牌挂在宫中太监集中的地方。雍正四年再进一步明确规定：太监品级不能超过四品。所以清朝前期虽然出现孝庄皇太后佐三代君王定江山的事情，但她自己始终没有走上前台，只是扮演一个“贤内助”的角色。清后期出现了慈禧皇太后，开了后宫干政参政先河，但是她娘家人并没有过多干政参政，慈禧始终依靠的是爱新觉罗兄弟，所以减少了许多皇帝家族、朝廷大臣和外戚的矛盾。即便如此，这也是清朝衰亡时期所发生的事情，盛世没有太后干政现象。

又如，在吏制和用人上，康熙、雍正和乾隆在日讲和经筵中都曾多次和讲官大臣进行讨论，认真吸收汉族官制的经验，形成了“知人则哲”，“才有大小，学有浅深，朝廷因才使器，难拒一格”，选人“先观人心术，次才学”等用人思想，逐渐建立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官员任用考察监督管理制度：包括康熙时期开始实行秘密奏报制度，雍正、乾隆时期确立和完善了官员上任前的引见制度、任官500里的回避制度，三年“大计”、五年“京察”的考核制度；言官可以风闻奏事的参奏制度等等。这些政策和制度，都是促成清朝盛世的保障和有效经验。

但是乾隆四十年之后，清朝皇帝的读书功底虽然还在，但已经是盛极而衰，大清国力也开始日趋下降。进入守成期的嘉庆、道光和咸丰都是纯粹的书斋书生，嘉庆、道光在书房读书超过30年，读书范围也就是四书五经，其不论是知识的广博、扎实程度，还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能力，都远不如康雍乾三帝，他们虽然在其师傅的引导、教诲、帮助下做了皇帝，但师傅并没教会他们怎么当皇帝，上台以后越来越显实践经验少，人也变得越来越保守。最后的三位皇帝，都是幼年即位，同治是清帝中学习最差的一位，常托病逃学，有时上课没精打采，或嬉闹玩耍。其学习能力也较为一般，某些文章段落，其甚至要背诵若干年才能记住。光绪比较爱学习，但是在两宫垂帘的特殊环境下，埋没了他的天赋，控制了他的自由，成了死读书。

对皇子的学习制度，从乾隆中期开始，也逐渐趋于懈怠，表现在上书房读书制度松弛，皇帝本人缺少康熙帝持之以恒的自学精神，日讲没有严格坚持，甚至出现师傅旷职、皇子逃学的事情，这都是在清前中期不可想象的事情。到咸丰朝以后，皇帝都没有儿子，入上书房的只是皇亲国戚，虽然小王公也是天未明就入书房，但是天亮就放学回家。光绪年间京曹何刚德记述说：“近支王公子弟，令在上书房读书，余带引见，进内时，天皆未明，即见小王公纷纷下学。”“儒者有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语，今则甫经上课，至五更鸡鸣，则已回家安歇矣”。

清朝中后期皇帝这样的学习和功底，显然难以与前期的皇帝同日而语。文化修养的低下，直接影响其执政能力和水平。如康熙时期每年都要到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王公，乾隆共去过山庄40次，嘉庆去过8次，道光之后，去得越来越少，同治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外八庙，从而失去了外八庙联系蒙古王公的功能；又如，明朝太监乱政的教训尚在眼前，慈禧太后便毅然晋封宠信太监李莲英官级从二品，破坏了太监不许超过四品的规定等等。而在这些事例中，最为明显的，表现在康熙和同治、光绪对台湾和琉球事件的不同处理上。

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帝力排众议，大胆启用施琅，统一了台湾；又在一片反对声中，再从施琅意见，留台置县，开始了对台湾的有效管理。而到了同治十一年，日本以台湾“番民”杀害了琉球难民为由，出兵台湾。实际当时琉球是中国的藩属国，解决问题应该是中国和琉球间的事情。另外，中国当时兵力、国力都强于日本，并且在战争已经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清朝还向日本赔偿了50万元军费，从而开启了日本吞并琉球、侵略中国的野心。再到光绪五年（1879）日本灭琉球置冲绳县之前，琉球政府几次派员到清朝请求保护，在美国调停下，提出了“两分琉球”方案，即将南部八重山划归中国，北部划归日本。清朝政府即没能力保护琉球不被日本吞并，又孤陋寡闻，认为琉球南部是不毛之地，要了没价值，致使琉球问题不了了之。清朝舍弃琉球南部八重山等地，不仅失去了重要的战略要地，也给钓鱼岛问题留下后患，更失去了尊严。台湾则在光绪二十年甲午战败后割让给了日本。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清朝后期的皇帝拥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眼光，自然应该对清代之前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以及台湾、琉球群岛等问题有所知，有所思，也自然会恪守祖宗之制及战略安排，不致酿此大错，一改历史走向。在这里，可以说清朝皇帝的读书成效决定了他们的历史眼光，也决定了他们执政能力的高低，甚至决定了当时中国历史的走向。

清帝读书“偏科”与死读书的教训

清帝的读书与执政，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和启示。统治了268年一代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可算是长久的，但是面对一些后进国家的迅速崛起，为什么清朝帝国迅速走向了灭亡？如果深入思考，众多历史原因之中，清帝读书学习的一些不足应当列在其中。那就是，在清朝皇帝的读书学习生活中，有几个致命的问题——只读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没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只读了中国的书，没读关于世界的书；中后期纯书斋的学习脱离实际，为读书而读书，只为竞争上岗当皇帝而读书，很少考虑为治世而读书。

翻开清朝皇帝读书的记录，除康熙皇帝自己读过一些西方数学、地理、医学等书籍，光绪皇帝学过英语，读过一些西方的书之外，其他皇帝都没学过西方文化，而即便个别皇帝学习过西方文化，也仅局限在宫中了解。

如乾隆时期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曾带来了西方的望远镜等科技仪器，但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这些仪器都还存在清宫库房里，从未被认真学习和研究过，更甭提向社会推广。所以，若说在清前期，世界各国都还在中世纪徘徊，清朝在当时还是个发达国家，不读世界的书产生不了大的危机。但从乾隆中期以后，世界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进行了工业革命、法国发生了的大革命、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建立，及至19世纪，俄国废除了农奴制、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而这时的清朝皇帝还沉醉在天朝大国梦中，抱残守缺，只读《四书五经》，不了解世界发展大势，所以造成落后挨打，最后被侵略、被瓜分的残局。

清朝从雍正时起，政权基本稳固，皇子皇孙有了好的学习条件，但是也失去了参加社会实践、在大风大浪中锻炼的机会，个个都成了纯书斋里长大的书生，加上从雍正朝起实行了秘密立储制度，保证了在传位过程中政权的稳定过渡，但是也产生了一些弊端，不选皇太子，不公开竞争，只要老皇帝看中，就能当皇帝。所以清朝中间阶段的几个皇帝，从嘉庆开始，个个都是听话型、保守型，他们好好读书，都只是表现给老皇帝看的，实际执政能力却不行。所以只能使清朝沿着中衰——灭亡的路走下去了。

作者单位：国家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