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 强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年初，从北京到天津，从河北到山东，从河南到广西，大范围的雾霾天气肆虐全国，人人几乎生活于“毒气”之下，“雾霾中国”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所推荐的空气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有7个在中国。[1]毫无疑问，城市空气污染已经成为转型期中国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事关“美丽中国”宏伟蓝图的实现。

回溯世界历史可知，城市空气污染问题并非当下中国所独有。早先完成现代化的美国也同样经历了城市空气质量由“乱”而“治”的漫长过程。南北内战后的高速工业化和同一时期的城市化进程共推互动，一方面实现了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另一方面却也产生包括城市空气污染在内的大量社会问题，20世纪50年代震动全美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可谓美国城市空气质量自进步时代后持续恶化的必然结果。[2]到了70年代，空气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当时美国所面临最为棘手的环境问题。[3]美国政府也从50年代开始着手从立法层面采取有效措施以积极应对空气污染：1955年颁布《空气污染防治法》，1963 年《清洁空气法案》为启动空气污染治理计划提供拨款，1965年的《机动车空气污染控制法案》为机动车排放提供了明确的国家标准，1967 年通过的《空气质量法案》则为美国控制空气污染制定了明确目标——保护和提高全国空气质量，提高公共健康、福利和国民生产力。[4]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空气污染监管法律体系，对空气污染的防控和治理也已被纳入法治轨道。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焦点拉长，集中于进步时代这一美国转型时期的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以期对转型时期我国空气污染治理提供借鉴。[5]

二、进步时代城市空气污染的产生背景

空气污染问题早已有之，并非近代产物，古典时期就已有这方面的记录。[6]前工业时代，类似森林大火、地震和火山喷发这样的自然现象同样也能且在较短时间内产生严重的城市空气污染。[7]比如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的爆发不仅带来污染空气的火山灰，更是将庞贝古城直接淹没于浓浓岩浆中，古罗马著名博物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也在这场灾难中窒息身亡。然而，本文所说的城市空气污染则主要是指因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而导致的人为性污染，正如学者所言，“日益严重的室外空气污染却是人类活动引发的结果”[8]，从工农业生产到家庭活动无不对城市空气质量带来直接或间接的负面作用。城市空气污染与人类活动之间的紧密关联在18世纪以来的西方国家体现得尤为明显，“最为严重的空气污染发生在城市”[9]。若依照先后次序，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第一个步入现代国家的英国首当其冲，美国的城市空气污染问题则凸显于世纪之交的进步时代。我们的问题是：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为何不早不晚偏偏于进步时代出现？对这一问题的考究则需回到南北内战后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方可清楚其中之脉络。

美国工业化自18世纪末便已开始，和英国类似，主要也以棉纺织业为主，并于19世纪上半叶获得较快发展，但由于受到动力来源的限制而主要分布于水源地旁。[10]相比之下，重工业则要相形见绌得多。虽然冶铁业在独立战争后有一定程度发展，但在南北内战前的30年内，生铁产量年均增长仅为6%，1820—1860年冶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为1.1%—1.4%，还不到棉纺织业的一半。[11]与之类似，1790年首次进行人口普查时，城市人口占全美总人口的5.1%，1820年仅升至约为7%，1860年也只有19.8%。[12]南北内战后，借助于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有力推动，美国经济在此后数十年内高速发展。石化、汽车、钢铁和电力这4大行业发展迅猛，涌现了一批大公司和大企业，产业结构也从之前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向重工业转变。到1900年，美国已经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大国。与此同时，大量农村人口带着实现“美国梦”的美好理想纷纷涌入城市，加之大量外来移民的到来，美国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人口比例不仅从1860年的19.8%增至1900年的39.6%，城市数量也有着明显的提升，1万到2.5万人的城市由58个增至280个，10万人以上的城市则从9个增至38个。[13]1880至1910年间，美国城市总人口增长3倍。[14]1920年，城市人口（5420万）一举超越农村人口（5120万）。[15]全国第一大城市纽约不仅傲视群雄，而且也已经跻身世界性大都市行列，作为“城市国家”的美国开始成型。[16]可以说，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两股巨流推动美国实现脱胎换骨，一个现代化的美国屹立于20世纪初的北美大陆。

虽然进步时代被誉为美国“通往现代之桥”[17]，但其一系列后遗症却也令民众心生寒颤。住房拥挤，市政腐败、人畜粪便难以处理，街道污秽横行，疫病时有流行，几无卫生设备可言，更有贫民窟、犯罪和卖淫等问题的存在，著名黑幕揭发记者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所撰写的《城市之羞》便是当时美国城市不堪状况的真实写照。[18]这也恰好印证了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的判断：“现代化必然使社会各领域不断经历变迁，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混乱脱序不可避免。”[19]对于普通美国人而言，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并不都意味着福音，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便是随之而来的阴影。[20]总之，19世纪末的美国虽然已经是一个工业社会，但对于普通城市居民而言，心中仍充满忧郁、压抑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城市空气污染便是笼罩在头上的“紧箍咒”，影响和威胁着他们的正常生活。那么，进步时代美国城市空气污染源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它有哪些具体表现形式？

三、进步时代城市空气污染的来源和表现形式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需从两方面入手：其一为能源转型；其二则是前文已有述及的产业结构调整。就关系而论，前者是基础，甚至可以说，能源革命的实现刺激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新兴产业的发展，而后者所包含的诸多重化工业在其日常生产中排放的各种物质则是造成进步时代城市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21]。

何为能源转型？纵观整部美国能源史，19世纪初至一战前的一百多年内存在两次比较明显的能源转型。一是19世纪中叶发生的以煤炭作为主要能源取代之前沿用已久的水力、风力、畜力和木头，煤炭也成为此后半个世纪内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动力引擎和主导能源，实为美国完成工业化的重要能源保证；继之则是20世纪初煤炭逐渐让位于石油和天然气。[22]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两次能源转型并不意味着某种能源的完全退出，即使是水力和木头直至19世纪末也仍在美国能源版图中占据一定比例，木头更被有的学者视为“美国经济的基础”[23]，而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则构成3大主要化石能源使用至今。能源转型背后所映衬的其实是在美国民众中流行多年的“单一能源心态”，它反映了美国人在某种新能源出现后所表现出的极度乐观——总认为新能源没有任何缺陷，甚至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欧洲移民主要借助于水力、风力、畜力和木头作为他们日常生活和开疆拓土的主要能源。[24]虽然他们也将欧洲的采矿技术带至北美，但却鲜有将它应用于生产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当时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条件。因此，上述4种动力来源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得到广泛运用。但它们也都存在各自难以克服的症结：水力和风力需要有相宜的自然条件做配套才能被大规模利用，畜力则明显无法满足18世纪末已经开始的工业革命对更为强劲动力的迫切需求，而大量使用木头（特别是家庭壁炉取暖、汽船航行和铁路机车的运转）则会导致滥砍滥伐并对森林生态系统产生短时间内难以修复的破坏性影响。可以说，煤的适时出现不啻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对时代需求的回应。

就储量和分布而言，美国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特别是在阿巴拉契亚山脉，阿巴拉契亚煤田也是美国最为重要的煤田。[25]19世纪，英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爵士（Charles Lyell）考察这一地区后写道：“我完全震惊了……煤层非常丰富，山脊上和山谷里到处都是，我在别处还从未见过如此易于开采的煤藏。”[26]美国煤炭业从起初的开采直至发展成为煤炭工业也经历了一个从无烟煤（Anthracite，又称硬煤）到烟煤（Bituminous，又称软煤）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汽船和铁路的发展成为推动煤炭工业发展的两大推手。

早至1820年代中期，无烟煤即已被运用于蒸汽机中。到了1835年，汽船和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都已使用无烟煤作为燃料。[27]相比于汽船，火车对于煤炭的需求量更大。1830年代，美国开始大规模修筑铁路。火车虽然一开始以木头作为燃料——即便是那些专职运输煤炭的火车也是如此，但由于木头燃烧快、热量低，火车不得不经常停下来补充燃料。但很快，火车便转向使用无烟煤，并成为耗煤大户。据统计，美国已有铁路于1880年当年就使用了950万吨煤，约占全年煤炭产量的13%和火车机车燃料来源的90%。[28]同时，冶铁业从1840年代也开始以无烟煤作为主要铸铁燃料，促进了冶铁业的现代化。[29]无烟煤的使用有力挑战了之前木头的主导地位，1820—1850这30年堪称无烟煤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其产量从区区365吨急速增至400万吨。1860年，无烟煤约占美国全部煤炭产量的55%，但至1870年，其重要性已显势微。[30]此后，烟煤的使用量和重要性迅速提升，尤其成为19世纪末美国钢铁工业发展的重要保证。

可以发现，在能源转型过程中，煤炭和美国工业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共推互动的“嵌套”关系。煤炭为美国工业的转型升级创造了条件，而工业生产的巨大需求则反过来直接推动了煤炭工业自身的迅速发展。南北内战后，美国逐渐形成近代意义上的煤炭工业。内战后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煤炭工业不仅有力推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同时也受益于大环境而使自身获得飞速发展。1870年，煤炭工业年产3500万吨，投资总额为7亿美元。1900年产量高达24470万吨，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31]1909年，年产量已增至38000万吨，资本总额则增至30亿美元。[32]除了工业之外，煤也成为城市居民取暖、烹调和照明时的主要燃料。在时人眼中，煤炭因其重要性而被称为“煤炭大王”（The Coal King）。

1850年之前，石油在美国仅有的商用价值是医学领域，也被称为“塞尼卡油”（Seneca Oil），早期白人殖民者从土著印第安人那学到不少石油的医疗功能。由于技术所限，有着丰富石油资源的美国未能将其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中。美国第一口油井迟至1859年才诞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北部的，但甫经开采，便被广泛运用。[33]石油开采和生产其后也拓展至西弗吉尼亚、俄亥俄、印第安纳和加利福尼亚等地，并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具备一定规模的石油工业。距第一口油井开采后的不到10年时间，美国石油工业投资额已达2亿美元，年产量接近500万桶。1869年，美国石油制品已经成为重要的外贸商品，当年出口接近1亿加仑，市值3000万美元。10年后的1878年，仅就宾夕法尼亚一地的石油产量就已超过1500万桶，石油已经成为美国第5大出口品及实际上的第一大出口工业品。[34]宾夕法尼亚也成为19世纪美国石油工业的中心，到1881年，该州石油产量相当于全美石油总产量的95%。1900年，美国石油产量已经超过10亿桶。[35]如果说煤炭是美国19世纪工业化的支柱，那么，石油则成就了20世纪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36]

虽说如此，煤炭在美国能源市场中的“霸主”地位仍无法撼动。1915年，煤炭消费仍占美国能源消费市场的74.8%，石油则仅有7.9%。[37]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仅就石油消费的绝对值而言，其所占比重仍无法与煤炭相提并论。但与煤炭相比，石油因其易于运输、价格便宜而更具优势，涌现出像标准石油公司这样被誉为“石油世界大王”[38]的巨型石油公司。石油工业的发展也得益于同一时期的美国汽车工业和即将来临的一战。1893年，亨利·福特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以汽油为动力的汽车，石油自此与汽车工业开始联为一体。1905年，已有86%的汽车使用汽油作为燃料。[39]福特汽车公司于1908年生产出第一辆民用T型汽车，因其价格低廉而进一步加速了汽车的普及，美国汽车工业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迅猛发展。1903年，美国所拥有的汽车还不到1万辆。1910年，美国汽车工业产值已经在工业体系中的排名从原来仅列第150位一跃而至第21位，全国此时的登记车辆已达468500辆，高居全球之冠，汽车在20世纪的头十年已经成为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40]除汽车外，农业机械、轮船和刚兴起不久的飞机工业也大力推动着石油工业的发展。总之，交通部门成为石油大显伸手的领域。

“向化石燃料的转化加速了美国的现代化进程，帮助美国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型”[41]。但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利用也同样导致进步时代美国城市环境的蜕化。具体而言，煤炭和石油这两种重要能源成为美国工业化能够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但这两者之于美国社会的影响犹如硬币之两面，既有提高生产效率和使生活更加便捷的一面，同时也带来了极为严峻的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两相权衡，煤炭燃烧对城市空气的影响在进步时代较之石油更具危害，而烟煤又较之无烟煤排放更多。“随着煤炭被作为主要能源并对工业发展增长显著做出重要贡献，它也反过来给城市带来极为严峻的空气污染问题”[42]。烟煤在其燃烧过程中，除了一部分转化为热能和动能外，大部分剩余物质直接排入空气中，形成笼罩在城市上空浓密的黑烟。事实上，煤烟也成为进步时代美国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海斯也明确指出：“工业城市中的污染煤烟也是美国社会首先碰到的空气质量问题。”[43]

综合上述，进步时代美国城市的空气污染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工业化的必然产物，烟煤的燃烧成为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作为一种综合性社会现象，哪些城市会沦为空气污染重灾区？城市空气污染将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影响？政府和民众又将如何因应？

四、进步时代城市空气污染的地域分布、危害及其因应

根据学者的研究，空气污染被人类视为“公害”已有数个世纪之久。[44]城市空气污染问题的产生则在很大程度上与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以及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以伦敦、曼彻斯特为代表的英国大城市最先成为城市空气污染的受害者。[45]就世界范围而言，19世纪末的英国，其城市空气质量可能是最糟糕的。1881—1885年的大气污染记录显示，在冬季的12月和1月，伦敦中心地区所拥有的明媚阳光数只是其他4个城市同类天数的1/6。[46]

相较于英国，同一时期的诸多美国城市也同样遭遇到极为严峻的空气污染——城市上空的煤烟。就程度而论，进步时代工业城市所遭遇的环境危机是此前美国所不曾有过的。[47]时人以“黑烟麻烦”（Smoke Nuisance）或“黑烟恶魔”（Smoke Evil）来形容煤烟，既形象生动，又表现出人们心中的恐惧和无奈，因为这些煤烟对于城市及生活于其间的人们来说无异于灾难。

城市空气污染的区域分布与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布局和城市类型成正相关。19世纪后期，“中西部城市的大规模兴起，正是美国工业化向纵深发展的最直接反映”[48]。这一时期，匹兹堡、底特律、圣路易斯、芝加哥、辛辛那提、克利夫兰、密尔沃基、哥伦布等城市依靠临近苏必利尔湖铁矿和宾夕法尼亚西部煤田的优势，借助于快捷的铁路交通条件而着重发展了机械制造、钢铁冶炼、食品加工等新兴工业，成为美国的重工业基地，这些城市在生产过程中的能量供应则以燃烧烟煤为主。相比之下，原来位于东北部的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则主要分布纺织、制革、烟草加工等轻工业，以无烟煤为主要燃料来源（圣弗朗西斯科则已开始使用天然气）。由于产业格局有异以及主要依靠的燃料不同，中西部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明显强于东北部城市，不平衡性也成为进步时代美国城市空气污染问题的突出特点。

煤烟所造成的危害也令人触目惊心。首先，因煤烟导致或引发的各类疾病对人们的身心健康产生极大危害，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因此而大大受损。匹兹堡和圣路易斯两市居民就抱怨他们的鼻子、喉咙和支气管经常疼痛，一些观察者也认为肺炎、白喉、伤寒、肺结核等疾病的引发其实都可追溯到因煤烟而产生的城市空气污染，许多医生甚至宣称煤烟已经影响到人们的心理健康和社区和谐。同时，煤烟也会威胁建筑物外观及缩短其使用寿命，如腐蚀大理石雕像、墙体变黑，甚至露天晾晒的衣物也会由于烟尘颗粒而受污染。煤烟甚至对城市周边森林的存活也是一大“杀手”，圣路易斯市森林官员在他们的报告中说明煤烟已于1904—1905财年导致大约1/3的树木死亡。

面对煤烟所造成的城市空气污染问题，美国人起初还将那从高炉和烟囱中冒出的滚滚黑烟视为人类文明和财富的象征，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意识在工业化开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在人们头脑中基本付之阙如。“在竞争年代，经济发展意味着进步，大多数人未能对保护环境质量引起足够重视。进步的数量而非质量尺度主导了那些宣扬无限增长的人们的思维方式”[49]。民众意识尚且如此，政府也未能进行有效监管。不论各州还是联邦，当时的美国各级政府还缺乏一套针对空气污染行之有效的监管标准。政府监管之所以会缺位，这与美国联邦政府自1776年建国以来长期信守的有限政府理念有关。在此思潮影响下，联邦政府甘当社会经济发展的“守夜人”而非积极介入。此外，技术滞后也使各主要工业城市未能安装足够的消烟设备。

联邦政府虽然踟蹰不前，但那些面临煤烟污染的城市却早已祭起立法大旗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城市空气污染。美国城市试图控制煤烟的努力早于19世纪中叶即已开始。一些城市禁止以烟煤为燃料的机车从城市中通过，匹兹堡于1869年开始禁止城市范围内蜂窝炉的建造和使用。[50]同为1869年，匹兹堡通过一项法令禁止高灰分煤（Dirty Coal）的使用，辛辛那提也于两年后通过类似法令。事实上，进步时代为保护城市空气而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当属各城市的空气立法。到1912年，28座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中已有23座颁布相关法令（Ordinances）。但遗憾的是，这些城市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未能很好贯彻，法律因而也被束之高阁，流于形式。立法目的与现实操作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主要还是地方主政者头脑中的“政绩”使然。虽然他们也意识到应该对工业发展进行监管，但他们也同样偏好工业化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担心因严格执法而对本市经济发展不利。其实，不仅是煤烟排放问题，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政府自身也存在贪污腐败、市政管理水平低下的问题，客观上也不具备对城市空气污染的治理能力。

直至世纪之交，进步主义运动此时正席卷全美，进步主义者多秉持只有消除工业化所带来的“工业文明综合征”才能取得社会整体进步的乐观信念，他们笃信科学和精英对改善城市人居环境的作用。革除弊政与追求进步成为进步时代美国社会的主轴，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也被进步主义者逐步纳入市政改革范畴。妇女俱乐部、工程师和公民联盟是致力于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改革的3大进步主义组织。

由于女权意识的觉醒，各种妇女俱乐部于进步时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妇女俱乐部中的成员多为城市白人精英女性。出于女性对环境的天生敏感及其负有照看家人（特别是儿童）健康的重任，煤烟问题也成为妇女俱乐部的重点关心议题，她们的主要任务则是直接面向大众，呼吁人们注意和重视煤烟所产生的危害，敦促地方政府尽快立法以保护城市空气环境。如匹兹堡的“20世纪俱乐部”（Twentieth Century Club）和“妇女健康协会”（The Ladies’Health Association of Pittsburgh）、圣路易斯的“星期三俱乐部”（Wednesday Club）等皆为当时最为活跃的妇女俱乐部。芝加哥的舍伍德（John B. Sherwood）、辛辛那提的塔夫脱（Charles P. Taft）、匹兹堡的麦克奈特（Kate McKnight）、圣路易斯的克勒格尔（Ernest R. Kroeger）也在运动中成为领一时之风骚的著名女性领袖。妇女俱乐部并未将她们的宣传局限于本城，而是积极发动其他城市的妇女组织，使之成为全国性浪潮，形成一股合力。截至1912年，不仅在匹兹堡、圣路易斯和辛辛那提，盐湖城、巴尔的摩、扬斯敦（Youngstown，位于俄亥俄州东北部的一个城市）等城市中的妇女组织也都先后发起针对煤烟污染的活动。为了壮大声势，妇女俱乐部还与其他社会组织展开合作，最为著名的当属1906年成立的“辛辛那提消烟联盟”（Cincinnati Smoke Abatement League），该联盟由辛辛那提本地的几家妇女俱乐部联合由辛辛那提著名的外科医生和妇科医生查尔斯·里德（Charles A. L. Reed）创建的消烟组织，“辛辛那提消烟联盟”随即也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环保组织。

除了妇女俱乐部之外，工程师则是另一群城市空气污染问题的关注者。与妇女俱乐部不同，对工程师来说，煤烟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个技术问题。换言之，与妇女俱乐部着重于健康和道德层面相比，工程师们考虑的重点在于如何提高燃煤效能以减少煤烟排放。可贵的是，他们并未止步于技术创新，而且也作为智囊为城市空气立法出谋划策。各类公民团体也积极参与，思考如何应对煤烟问题。“商会和公民联盟”（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civic leagues）就在其组织内部建立了一个单独的委员会以专门研究煤烟问题。克利夫兰商会、圣路易斯公民联盟、圣路易斯公民消烟协会、辛辛那提乐观者俱乐部、汉密尔顿县公民消烟联盟、芝加哥公民俱乐部、芝加哥商会等都是为了应对空气污染而成立的公民团体。

总体说来，城市政府的立法和进步主义组织的宣传并未对缓解城市空气污染起到太大作用。这既与当时人们的环保观念普遍较低有关，也与城市之间各自为政、缺乏全国性的统一监管有关，更重要的在于美国此时的发展模式仍然是建立在高能耗基础上的粗放型经济，过于注重经济发展而未能将其与环境保护有效结合，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五、结语

回顾进步时代美国城市空气污染问题后可以发现，“工业城市中的环境退化是那些鼓励快速无节制增长的公共政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51]。也就是说，人类的不当发展方式才是导致进步时代美国城市空气污染的最主要原因。基于此，对进步时代美国城市空气污染的研究也就绝不仅仅具有单纯的历史价值，更不是对它者“伤疤”的揭露，而是以此历史教训来告诫国人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这也就是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和美学家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至理名言的意义所在。

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52]同时，新一届政府已将新型城镇化作为未来10年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在此过程中，如何保护好城市环境，做到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有机统一也将是考验中国的一道重大历史命题。马克思在为《资本论》第一版所写序言中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53]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句话，至少在城市环境领域，中国未来的发展恰恰要避免美国历史上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政府监管、个人行动和社会参与这三者基础上努力构建城市环境保护的合作机制。

注释：

[1]张庆丰,罗伯特·克鲁克斯.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46.

[2]对于进步时代的具体起讫时间,国内外学者有多种不同划分方法,但各说法之间的出入并不大,本文将其时间范围大致限定于1890年至一战前.

[3]George H. Hagevik, Decision-making in air pollution control: a review of theory and practice, with emphasis on selected Los Angeles and New York City management experience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0, p. V.

[4]Louis S. Warren(ed.),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pp. 267-270.

[5]马丁·梅洛西和萨缪尔·海斯是目前美国学界中对研究进步时代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有着较大影响的两位著名城市环境史学者.各自代表作分别有:Martin V. Melosi(ed.), Pollution and Reform in American Cities, 1870-1930,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0. Coping with Abundanc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in Industrial Americ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Samuel P. Hays, Beauty,Health, and Permanc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部分法学家和经济学家也从各自学科角度展开对此问题的研究,这也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多元化的思考路径.相比之下,国内美国史学界中,李剑鸣教授《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一书虽有对进步时代社会问题的探讨,但并未就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专门论述.由余志森先生担任主编的《美国通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则在城市化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中提及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光污染等工业城市所产生的各种污染问题,但由于通史体例的限制,全书故也未能做出详细说明.

[6]Arthur C. Stern(ed.), Air Pollu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p. 6.

[7]Kenneth Wark and Cecil F. Warner, Air Pollution: Its Origin and Control, New York: Thomas Y. A Dun-Donnelley Publisher, 1976, p.2.

[8]比阿特丽斯·特鲁姆·亨特:《空气与健康》,段盛、王灵芝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1页.

[9]Joe O. Leobetter, Air Pollution, New York: Marcel Dekker, Inc., 1972, p. 11.

[10]传统观点以织工萨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突破英国移民限制于1790年到达普罗维登斯,并在布朗家族支持下建立北美历史上第一座阿克莱特式水力纺纱厂作为美国工业化的起源,但殖民地时期的积累已为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参见付成双《试论美国工业化的起源》一文(《世界历史》2011年第1期,第45页).

[11]韩毅等.美国经济史:17-19世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05.

[12]David R. Goldfield, “The Stages of American Urbanization”, OAH Magazine of History, Vol. 5, No. 2,Urban History (Fall, 1990), p. 27.

[13]David Ward, Cities and Immigrants: A Geography of Change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22.

[14]Otis L. Graham, Jr., The Great Campaigns: Reform and War in America, 1900-1928, New York:Robert E.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p. 4.

[15]Fred I. Greenstein,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Urban Party Politic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353, City Bossesand Political Machines (May, 1964), p. 4.

[16]James L. Bahret, “Growth of New York and Suburbs Since 1790”, The Scientific Monthly, Vol. 11, No.5 (Nov., 1920), pp. 413-416.

[17]Price Fishback, “The Progressive Era”, Price Fishback(ed.), Government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A New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 288.

[18]David Ward, “The Progressives and the Urban Question: British and American Responses to the Inner City Slums 1880-1920”,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Vol. 9, No. 3(1984),pp. 299-314. 该文以比较视野对1880—1920年间英、美两国如何因应城市贫民窟问题做了详细分析.

[19]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历史的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74.

[20]Carolyn Merchant,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10.

[21]Hazel Erskine, “The Polls: Pollution and Industry”,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36, No. 2 (Jul 1972), p. 263.

[22]Martin V. Melosi, Coping with Abundanc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in Industrial America, p. 9.

[23]Brooke Hindle, “The Artisan During America’s Wooden Age”, in O roll W. Pursell, Jr.(ed.), Technology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1981, p. 9.

[24]Joseph A. Pratt,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in Kathleen A. Brosnan(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11, p. 60.

[25]Kathleen A. Brosnan,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in Kathleen A. Brosnan(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 36.

[26]巴巴拉·弗里兹.煤的历史.中信出版社,2005:91.

[27]Martin V. Melosi, Coping with Abundanc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in Industrial America, p. 27.

[28]Paul H. Cootner, “The Role of the Railroads in United States Economic Growth”,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3, No. 4 (Dec., 1963), p. 520.

[29]Alfred D. Chandler, Jr., “Anthracite Coal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46, No. 2 (Summer, 1972), p. 148.

[30]Martin V. Melosi, Coping with Abundanc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in Industrial America, p. 30.

[31]G. E. Harding, “American Coal Production and Use”, Economic Geography, Vol. 22, No. 1 (Jan., 1946),p. 46.

[32]Richard Newcomb, “The American Coal Industry”, Current History, Vol. 74, No. 437(May 1978), pp.207-208.

[33]Paul Chastko, “Anonymity and Ambivalence: The Canadian and American Oil Industries and the Emergence of Continental Oil”,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99, No.1(Jun 2012), p. 167.

[34]Samuel Rezneck, “Energy: Coal and Oil in the American ”,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7,Supplement: Economic Growth: ASymposium (1947), pp. 63-64.Economy

[35]Martin V. Melosi, Coping with Abundanc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in Industrial America, p. 39.

[36]David S. Painter, “Oil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99, No.1(Jun 2012), p. 24.

[37]Martin V. Melosi, Coping with Abundanc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in Industrial America, p. 50.

[38]Joseph A. Pratt, “Exxon and the Control of Oil”,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99, No.1(Jun 2012), p. 148.

[39]Michael L. Berger, The automobile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 reference guide, Westport:Greenwood Press, 2001, p. xviii. 早期汽车以蒸汽和蓄电池为动力来源.

[40]James J. Flink, “Three Stages of American Automobile Consciousness”, American Quarterly, Vol. 24, No.4 (Oct., 1972), pp. 453-454. Martin V. Melosi, “Environmental Crisis in the C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 Pollution”, in Martin V. Melosi (ed.), Pollution and Reform in American Cities,1870-1930, p. 25.

[41]Martin V. Melosi, Effluent America: Cities, Industry,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1, p. 50.

[42]Martin V. Melosi, Effluent America: Cities, Industry,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p. 26.

[43]Joel A. Tarr, The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Sink: Urban Pol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kron, Ohio:The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1998, p. 14.

[44]Albert Parke, “Air pollution from the use of fuels”, in Albert Parker(ed.), Industrial Air Pollution Handbook, Lond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Limited, 1978, p. 19.

[45]Catherine Bowler and Peter Brimblecombe, “Control of Air Pollution in Manchester prior to the Public Health Act, 1875”,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 6, No. 1(February 2000), pp. 71-98. William H. Te Brake, “Air Pollution and Fuel Crises in Preindustrial London, 1250-1650”,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16, No. 3 (Jul., 1975), pp. 337-359.

[46]布雷恩·威廉·克拉普.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环境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13-14.

[47]Martin V. Melosi, Effluent America: Cities, Industry,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p. 23.

[48]王旭.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4.

[49]Martin V. Melosi, Effluent America: Cities, Industry,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p. 24.

[50]Joel A. Tarr, The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Sink: Urban Pol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 15.

[51]R. Dale Grinder, “The Battle for Clear Air: The Sm R. Dale Grinder, “The Battle for Clear Air: The Smoke Problem in Post Civil War America”, in Martin V. Melosi,(ed.), Pollution and Reform in American Cities, 1870-1930, p.

[52]胡锦涛:《十八大报告》,新华网2013年6月11日(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53]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序言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