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俊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240)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起到骨架与支撑作用的基本法律已经具备”，“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业已体系化”的时代背景下，法治建设的重心应当向法律解释[1]和法律执行转移。司法场域无疑是法律解释和应用的中心，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众多学者都将视角聚焦在司法之上。然而，社会生活中大量的法律适用并非都进入了司法系统中，在行政场域对法律的解释和运用似乎比司法场域所占的比重更大。尤其是处于行政体系的底层——街道科层官员在面对法律规范与复杂的社会事实之时，是严格执行法律还是遵循个案正义，是依照先例作出“整全性”的解释，还是在众利益之间权衡选择？街道科层官员像法官一样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往返流转”，还是有着自身特有的执法逻辑？他们在面临“疑难案件”时如何解决？

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的与街道科层官员的自由裁量权有关系。在面对多元价值的现代社会，街道科层执法人员如何实现公平公正的执法。法学尤其是行政法比较关注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是否有法律授权，其自由裁量的空间有多大，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如何细化规则以减少其自由裁量权，希望把自由裁量权限制到最少，甚至消灭，仿佛其是危害法治的恶魔一般。然而，科层官员的自由裁量权也受到了组织社会学和管理学的关注，其认为无论怎样严密的监督和控制，所有的工作中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