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剑

（中国政法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 100088）

自新刑法以专章规定贿赂罪以来，学者对受贿罪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是这些理论成果，推动了我国立法对受贿罪不断完善，从而提高了司法实务的可操作性。尽管我国关于受贿罪的立法规定越来越完善，对受贿罪的研究越来越具体、细化，但是由于中国刑法贪污贿赂犯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取决于构成要件要素、刑罚体系以及罪刑关系的配置状况，［1］而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对受贿罪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受贿罪构成要件要素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直接导致司法实务部门在认定受贿罪构成要件要素上存在争议，从而限制了受贿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而通过分析受贿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受贿罪的本质特征，提高人们与受贿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 ；有助于正确认识受贿罪的犯罪构成、犯罪构成要件，推动受贿罪深层次的理论研究；有助于区分此罪与彼罪，界定好受贿罪的犯罪圈；有助于为法官正确量刑打下良好的基础，做到罪责刑相适应。有鉴于此，本文以受贿罪罪刑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对犯罪规制能力的影响为基础，选取5个受贿案例，通过对受贿罪罪刑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在具体案件适用中的运行效果进行考察，对相关构成要件要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立法完善建议。

一、受贿罪构成要件要素对犯罪规制能力的影响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犯罪构成包括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即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