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习、实践与社会空间
——布迪厄论社会分类*
2013-03-31胡春光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4期
胡春光
(重庆师范大学 社区发展研究中心,重庆 401331)
布迪厄终其一生关注的都是社会学传统中的一个经典问题: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或者说,社会世界是以何种方式表达与安顿自身的?社会世界表达与安顿自身的方式,就是社会合法化的过程和人类对社会世界的分类认知图式。涂尔干对该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1],并提出了“社会分类之源是集体情感”这个不太令人满意的论断。当我们继续追问:所谓的“集体情感”究竟是怎么出现的?如何存在?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造就了社会分类?等等。涂尔干的循环论证并不令人信服,正如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批评说:“情感,虽然很可能有助于社会群体的凝聚,但它更可能是这种凝聚的产物。无论如何,涂尔干和莫斯都没有解释,具有共同心理倾向的个体们是怎样生成这些既成体系而又千差万别的情感的。尤其是,他们没有解释,结构相似的社会一旦建立起来,为什么它们赋予世界的情感价值竟会相去甚远,以致形成截然不同的分类;按照他们的论断,社会秩序的相似性本应该促使这些社会也能产生相似的分类啊!”[2]布迪厄努力解决在涂尔干那里未能论证清楚的“社会分类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并在实践当中考察分类图式的具体运作,用“策略”取代“规则”对社会行为予以分析。他对分类和区别内在机制的根源追究,“直接指向的是权力问题以及对社会世界同谋状态的揭示。布迪厄是在心智结构与身体性情倾向的双重涵义上来看待分类图式的,且心智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本体论的契合关联”[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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