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昱

(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广东广州 510632）

新约新制下的邮件递送及制度回应*

吴 昱

(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广东广州 510632）

在1858年及1860年签订的《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明确规定了清廷须履行代递各国信件的职责，然而此项功能与传统的邮驿体制互有冲突，不仅引发固有体制内部的抵抗，亦促使清廷建立新的递信体制应付新职，由此逐步开启中国近代新式邮政的建设历程。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邮件传递;新式邮政

传统邮驿制度，乃为契合皇朝统治的体制而设，民间商业信局，则主要为商民信息流通服务，而这种官民两分的体制并非泾渭分明①。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清廷与各国签订的《天津条约》及《北京条约》当中，均列有清廷须为签约国代递信件的条款。此举不仅使清廷逐渐接触现代国家义务观念，亦促使其开始在体制内增设新的功能，甚至催生新的体制以应付困境。

一 条约权利与使馆文书传递

在1858年与各国签订《天津条约》之前，清廷已利用驿站，为在北京俄罗斯馆的俄罗斯人提供邮递服务。但正如对此馆研究颇深的蔡鸿生教授指出:“建交伊始，清政府便用‘理藩’眼光看待俄国，给它‘特设邸舍，以优异之’的待遇。”②在其书第一章《俄罗斯馆的起源和沿革》中，蔡先生从官制、给养、邮递和接送四项，分析理藩院对俄罗斯馆的管理，其中在“邮递”节中，蔡先生写道:“按理藩院则例，北京俄馆与恰克图之间往来匣只邮件，‘轻者由驿递送，重者彼时若无差便应俟每年四月二十日、十月二十日前后，照例专差之便送往’(咸丰七年九月库伦办事大臣致署固毕尔纳托尔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