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显飞

(1.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732 ；2.长沙理工大学 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114)

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完成及其连续引发的几轮产业革命，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引发了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种族问题是20世纪的关键问题，生态承载问题很可能是21世纪急需解决的问题”。[1]与此同时，随着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许多女性主义者开始严肃地意识到：女性问题不是一个孤立问题，“压迫女性”与“压迫自然”存在着某种内在逻辑联系，在这种背景之下，生态女性主义诞生了。美国生态女性主义神学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ce Spretnak)指出：“生态女性主义者关注了当代社会最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从生育技术到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从有毒废弃物到新出现的政治和经济问题。”[2]本文简要梳理生态女性主义基本理论，并以蕾切尔·卡森对生物杀虫剂技术的分析为例，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技术—性别—生态问题进行整体探析。

一、生态女性主义：“性别压迫”与“自然压迫”具有内在关联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一词最早由法国学者F.奥波尼(Francoise d' Eaubonne)首次提出，她指出父权制或男性权利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源，认为女性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巨大，呼吁女性主义者发起一场颠覆男性权利的生态革命，目的在于建立男性与女性平等、人与自然平等的新型关系，并不是要建立以女性为中心、男性处于边缘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