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氏兄弟早期动画作品《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创作时间及相关问题

2013-03-31殷福军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1期

殷福军

(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2)

我曾在一篇文章［1］中对中国第一代动画艺术家杨左匋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进行考证并得出结论:杨左匋是中国第一位动画专家，他早年创作的《暂停》及《过年》两部短片为中国最早的动画片，中国动画诞生年于1923年。有研究者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万氏兄弟早在“1922年”就创作出中国第一部动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而杨左匋的动画短片其创作时间要明显晚于万氏兄弟。本文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查证及对比分析，推翻了《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创作于1922年及1926年的说法，确证其创作时间为1925年下半年，并指出这部动画广告片其实并没有摄制成功，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其意义及价值有待重新认识。

一

《舒振东华文打字机》是万氏兄弟最早创作的一部动画(广告)片，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关于其创作时间却颇有争议，历来说法不一，共有1922年、1925年及1926年三种说法。目前，动画学界公认的观点是《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创作于1922年。万籁鸣的回忆录《我与孙悟空》［2］是目前研究中国早期动画的珍贵史料，“1922年说”就是某些学者从这部作品中解读出来的。当然，由于书中这一问题的叙述较为含糊，因而，研究者多有误解，致使其真相被蒙蔽多年。

“1922年说”始自鲍济贵、梁苹的文章《中国美术电影69周年》:“1919年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万涤寰看了美国动画片后，不约而同地萌发了研制动画片的念头。从此，万氏兄弟开始了长达6年的艰苦卓绝的探索……到1921年底，万氏兄弟初步探索到动画制作的原始技法和逐格拍摄的动画原理。1922年初，上海商务印书馆以提供材料、场地为条件，委托万氏兄弟利用业余时间制作《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动画广告片。为了中国的动画事业，万氏兄弟接受了无报酬制作动画片的条件，废寝忘食地投入制作。制作动画广告片，是万氏兄弟探索动画进入运用原始技法和逐格拍摄原理的新阶段。这年底，《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动画广告片终于成功了。这个成功，虽然质量不高，但它可以说是中国动画片的雏形和先声。在这以后的两年时间里，万氏兄弟又断断续续制作了《益利汽水》和《味精》两部动画广告片。万氏兄弟制作动画广告片的成功，把开创中国动画事业从探索阶段推进到试制阶段。”［3］鲍济贵先生是《上海电影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自1989年起便参加了《上海电影志》的编辑工作，并整整工作11年。［4］二人的这一成果在收入《上海电影志》附录“美术片目录”时又有所改动:1922年，“商务”影戏部出品了动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1923年，“商务”影戏部出品了《益利汽水》，两片绘制(编导)、摄影均为万古蟾。［5］

张慧临的《二十世纪中国动画电影史》“第一章中国动画的第一个开创期(1922-1941年)”主要是在万籁鸣的《我与孙悟空》和鲍济贵、梁苹的《中国美术电影69周年》基础上完成的，其内容自然一脉相承。书中这样写道:“但就是这个简陋、原始的玩意(指卡通片)，竟花费了万氏兄弟整整四年的时间(1919-1922年)才搞清了它的原理。［6］动画片试制成功的消息被上海商务印书馆影戏部知道了，该部委托万氏兄弟制作一部片长为一分钟的动画广告片。万氏兄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委托，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1921年底，万氏兄弟初步掌握了动画制作的原始技法和逐格拍摄的原理。动画探秘阶段结束，进一步的实践探索阶段开始了。1922年底，《舒振东华文打字机》拍摄成功。这部被万籁鸣称为“简陋可笑”的动画广告片，宣布在我国诞生了。虽然影片质量不高，但它是中国动画片的滥觞。在制作这部影片的过程中，万氏兄弟也进一步积累了制作动画片的原始经验和极为朴素的动画理论。［6］p34在这以后的两年时间里，万氏兄弟又制作了《益利汽水》和《味精》两部动画广告片。万氏兄弟制作动画广告片的成功，把中国动画事业从探索阶段推进到试制阶段。”［6］p34-35《二十世纪中国动画电影史》是中国第一本动画史专著，同时，也是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国家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被指定为20世纪中国动画史及21世纪中国动画发展战略丛书，当时在业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全国各高校动画专业都纷纷将其选为教学参考书及学生用书。时隔三年，作为电影理论界献给中国电影100周年的厚礼，中国电影出版社又推出了由赵实担任主编的“百年中国电影研究书系”，颜慧、索亚斌的《中国动画电影史》就是其中的一本。这本书中同样写道:“……经过几年的实践，万氏兄弟于1922年制成动画广告《舒振东华文打字机》，便是中国动画片的雏形。尽管兄弟几个对这个作品很不满意，认为它过于粗糙，但这部动画广告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制作动画片的原始经验和极为朴素的动画理论依据。”［7］这两本动画史专著在国内影响都很大，流传甚广，此后，几乎所有的动画教材及其研究论文在谈到这一问题时皆以此为依据，故不一一列举。

2011年12月由孙立军教授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号称“国内第一部真实、客观、完整地反映中国动画87年发展历史、产业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专著”《中国动画史研究》问世，该书系文化部专项课题研究成果，由北京电影学院承担、文化部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指导编写，凝聚了文化部和业内大批资深动画专家、学者的宝贵经验和建议，其权威性可见一斑。书中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舒振东华文打字机》的创作背景及其影响力。关于其创作背景是这样描述的:“从1919年的理想到1922年的实现理想，已经过去了四年之久。……当时，商务印书馆得知试制动画成功的消息，就提供拍摄设备和场地，委托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制作一部广告动画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万氏兄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条件，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1922年年底才制作出了这部真正意义上的动画片。这部动画片后来被万籁鸣称为“简陋可笑”的。”书中指出《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在中国动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舒振东华文打字机》不仅是中国动画的雏形——他们在研究过程中积累的原始经验成为后人制作动画最为朴素的动画理论，并且它的制作成功标志着中国动画事业从探索阶段进入试制阶段，在中国动画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以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动画人也成为中国动画片的开山鼻祖。在经验和理论的支撑下，另外两部动画广告片《益利汽水》和《味精》相继问世。”［8］李保传、束霞平的新著《中国动画电影大师》［9］在谈及《舒振东华文打字机》时亦难逃窠臼。

“1925年说”多出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的影视辞典及工具书，但自《中国美术电影69周年》一文发表后这一提法便已销声匿迹。《中国艺术家辞典》在国内最早提到万氏兄弟的《舒振东华文打字机》，但当时并没有确切指明其拍摄时间:“经过上百次失败，克服了种种困难，利用业余时间终于研制成功。受商务印书馆影戏部委托，创作了第一部动画广告短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10］《中国电影家列传》中则明确写道:“1925年万古蟾为了更便于从事动画试验，放弃任教，接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担任该馆影戏部的美术设计，和兄弟们一起承担了该馆急需的动画广告的绘制工作。那时创作的《舒振东华文打字机》等三部共四百余尺的动画广告，今天看来虽颇简陋，然而，它却是我国早期动画片的萌芽。”［11］《中国戏剧电影辞典》中指出:“1925年万超尘与哥哥万籁鸣、万古蟾、弟弟万涤寰一起进商务印书馆附设的活动影戏部，绘制了我国第一部动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12］《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写道:“中国动画电影开始于1920年。动画先驱者万氏兄弟(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万涤寰)从中国的走马灯、皮影戏和美国卡通中得到启发，试制动画广告片。”［13］“1925年万超尘与哥哥万籁鸣、万古蟾和弟弟万涤寰一起绘制中国第一部动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13］p390-391可见，这些文献的记载是基本一致的。

令人吃惊的是，在《中国美术电影69周年》发表的前一年鲍济贵还曾撰文指出《舒振东华文打字机》是在1924年底到1925年上半年试制成功的:“1919年万氏兄弟中老大万籁鸣被坐落在宝山路上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招聘，从南京来到了上海。1923年后，万氏兄弟老二万古蟾、老三万超尘、老四万涤寰相继来到上海攻读美术专科学校。1924年，万氏兄弟四人分别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美术部和影戏部工作。万氏兄弟看了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的《银星画报》中有关介绍电影知识和当时影院放映的《大力水手》、《从墨水瓶里跳出来》、《勃比小姐》等美国动画片，深受启发，决心要研制出中国的动画片。……万氏兄弟利用业余时间，以超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克服了无法想象的苦难，在1924年底到1925年上半年，试制成功了《舒振东华文打字机》等三部动画广告片。”［14］据查，这篇文章1993年首发于《上海电影史料》［15］。可见，鲍济贵在《中国美术电影69周年》一文发表之前也并不认同“1922年说”。当然，这段文字中的某些内容还犯有常识性错误。首先，良友图书公司根本就没有出版过《银星画报》，而是《银星》月刊，这本杂志192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1928年1月出至第十六期后因亏本而休刊。［16］其次，美国漫画人物大力水手(Popeye the Sailor)是1929年1月17日出现于美国连环漫画的，1933年费雪兄弟工作室(Fleischer Studios)开始将其拍成卡通电影，此后才风靡全球。而动画片《勃比小姐》中的主角美国卡通明星贝蒂娃娃(Betty Boop)的形象同样也是由费雪兄弟工作室设计的，1930年8月9日面世，此后才现身卡通银幕。显而易见:《银星》月刊1928年就休刊了，绝不可能刊登介绍《大力水手》和《勃比小姐》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还谈到万氏兄弟是看了《银星画报》中关于美国动画片的介绍后，决心要研制出中国的动画片，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起码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于理不通。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舒振东华文打字机》是1926年制作完成的，但持这一观点的人目前并不多。金宝山的文章就采用了这种说法:“‘万氏兄弟’携手合作，在旧货市场买了一个法国老式木壳摄影机，自己动手修理改装，自己设计动画片画稿，在一间小小的亭子间里试制动画片。经过数百次的试验，终于在1926年正式拍摄动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和诙谐动画片《大闹画室》，一举成功。这是我国第一部无声黑白动画短片。”［17］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再次指出:“1926年，正式拍摄动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和诙谐动画片《大闹画室》，一举成功，这是我国第一部无声黑白动画片。它和另一部动画片《纸人捣乱记》在一些大影院同时放映时，观众如潮，孩子们看得捧腹大笑。”［18］拙文《中国最早的动画广告片创作时间考——万籁鸣〈我与孙悟空〉一书细节剖析》［19］通过对万籁鸣口述回忆录《我与孙悟空》一书的详细解读，并与一些相关材料进行比较分析，也曾得出《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创作时间于1926年这一结论。实事求是地讲，我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并没有读到万古蟾的回忆录《我的自述》及上述“1925年说”里所列举的相关书目，因而，对某些史实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准确。

二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1922年说”是目前动画学界公认的观点，“1925年说”则大多出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影视辞典及工具书，而持“1926年说”的人更寥寥无几。在探究《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创作时间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部作品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进入大众视野的。就目前的研究情况看，其最有效的传播途径就是万籁鸣口述的回忆录《我与孙悟空》。当然，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任何有关《舒振东华文打字机》的早期史料记载，可以说，这部作品完全是通过口述流传下来的。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又是万氏兄弟的试验之作，至今留存的可供研究的资料极其有限，因而，通过文献资料考证法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很小。1989年初，万古蟾曾应上海美影厂之邀撰写过一篇长篇回忆录《我的自述》［20］，旨在作为史料以备编写美术电影史之需。这篇文章对万氏兄弟早期从事动画创作的历史有较为详尽的描述，对当前我们研究中国早期动画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可惜至今未能引起研究者关注，枉费先生一片苦心。下面我就以《我与孙悟空》和《我的自述》比勘为基础，对目前动画学界对《舒振东华文打字机》一片的错误认识加以纠正，对该片创作时间及相关问题进行确证。

万古蟾在《我的自述》中写道:“母亲先后生下十个男孩，其中三个弟弟出世不久便夭折了，因此，在记忆中，我家是个共有七个孩子的多子家庭。由于家境不妙，我曾一度由姨妈(母亲的四姐)抚养。在强烈的炮舰前，中国早已海禁大开，洋货源源不断地侵入市场，本来就不善于经商的父亲更是处境艰难，不断靠变卖家产来维持奄奄一息的生意。生了病也无钱得到较好的治疗。我有三个弟弟分别在我八岁、十二岁及二十岁那年去世。活下来是大哥籁鸣、五弟超尘、六弟涤寰和我。生活的沉重感自幼就伴随在我的心头。”［20］31-32万古蟾之子、我国著名自动化和系统工程专家万百五教授称万超尘、万涤寰为五叔和六叔。［21］可见，万家是一个多子的家庭，万氏四兄弟中老大万籁鸣和老二万古蟾是孪生兄弟，生于1899年1月28日;老五万超尘生于1906年;老六万涤寰虽出生年不详，但至少应在1907年之后。万超尘于17岁考入南京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后入上海东方艺术专门学校学习装饰画。万古蟾回忆说:“一九二三年，南京美专成立，缺少教员，于是我与上海美专的同学倪贴德，还有留日回来的关良、许敦谷受聘赴南京美专任教，在招来的学生中，有我的五弟超尘。”［20］p35万籁鸣在谈到他们早期试制动画片的情况时说:“我们创造了一个今天看来十分幼稚可笑的办法:由四弟涤寰操纵摄影机，我和二弟古蟾俩用手拿着一张画，渐渐地向摄影机靠近，三弟超尘在一旁掌握时间，我们必须配合得十分熟练，才能获得电影中推进镜头的作用。”［2］P511923年，万籁鸣在上海，万古蟾在南京美专执教，万超尘在此读书，万涤寰在老家读中学。不言而喻，万氏四兄弟这时还尚无可能聚在一起试制动画片。

众所周知，万氏兄弟创作动画片系白手起家，一无试验场地，二无资料可供参考，三无资金购买必需的机器和设备。万籁鸣回忆说:“想到试验用的机器和设备，我更是一筹莫展。我们兄弟几个薪水都很少，每月薪水中还要扣出一部分替父亲还债。那时，我已经结婚有了孩子，负担更重，即使有点画稿收入，也无济于事。”［2］P44万古蟾说:“这时，只有我和籁鸣有经济收入。籁鸣已有了孩子。两个弟弟尚未毕业。对我来说，父亲欠下的债远未还清。大家只好节衣缩食，把生活水准尽可能底压低。”［20］p39无庸赘述，万氏兄弟在研制动画片时，老大万籁鸣已娶妻生子，这是毫无疑义的。万籁鸣生于1899年，十八岁到上海工作，过了5年光景才与夫人陈蔼卿结婚，这至少已是1923年的事了，再生了孩子，恐怕就要到1924年了，绝不可能在1922年就拍摄出《舒振东华文打字机》。有些研究者竟然认为万氏兄弟花费了整整四年的时间(1919-1922年)才搞清了动画片的原理，这显然是把万氏兄弟创作动画片的这一历史神话了，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乃无稽之谈。

“1922年说”漏洞百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一观点的始作者就是鲍济贵和梁苹。说实话，我很佩服二位的想象力，他们在缺乏任何史料依据及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仅凭其对万籁鸣的口述回忆录《我与孙悟空》的错误读解，并近乎以构思小说的方法完成了他们对万氏兄弟最初探索动画创作历程的书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将其作为一家之言，未尝不可，但堂而皇之地写入《上海电影志》，这就难免不合时宜。在这一问题上，张慧临的《二十世纪中国动画艺术史》和颜慧、索亚斌的《中国动画电影史》无疑扮演着推波助澜的重要角色，致使中国动画电影开创史的真相被蒙蔽多年，且至今难以翻身。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后来的研究者竟都对此深信不疑，堪称中国动画史上一大笑谈。

三

《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创作于1922年的说法已无可能，那么这部作品究竟是什么时间创作的?我认为万氏兄弟试制动画片的一个最最基本条件就是“兄弟四人齐聚上海”。那么他们是什么时间汇合在一起的呢?据万古蟾回忆说:“倪贴德爱写小说，翌年(即1924年)，他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玄武湖之秋》，因其内容涉及真人真事而被解聘。我因觉得校方(指南京美专)对此事处置不公亦愤然辞职回沪，但一时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不久，六弟涤寰中学毕业，五弟和六弟均在上海学习绘画。母亲捎口信，嘱咐籁鸣负担两个弟弟的生活及学习费用，嘱咐我替家中偿还欠债。这样我就不能顾及自己的愿望了，急于找一个能挣钱的工作。经籁鸣介绍，我在商务印书馆的艺徒学校担任图画教员。至此，我们兄弟四人又汇合在一起，全部走上从事绘画艺术的道路，初步实现了童年的愿望。”［20］p36万古蟾接着又说:“我进入商务印书馆时，籁鸣已成家了。我与他在苏州河北岸的闸北地区天通庵路的三丰里租了住房。他家住在二楼，我则住在楼梯拐角处一个很小的亭子间里。不久，两弟弟来上海，也与我挤在一起。这间亭子间就成了我们讨论动画片的场所，以后又成为试制动画片的工作室。”［20］p37万籁鸣说:“我和弟弟们所选择的动画艺术道路从一开始就是十分崎岖曲折的。所幸的是:几个在商务印书馆影戏部工作的弟弟在工作中了解到，电影是一格一格地连续拍摄起来的，通过影片的连续放映，利用人们视觉上的特点，影片中的人物才活动起来。通过对电影摄制、放映机械和性能的理解，我们受到很大的启发。”［2］P41万古蟾在回忆录中还写道:“当时商务印书馆有个影戏部(后更名为国光影片公司)，当时我和籁鸣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结识了其中一些电影工作者。于是兄弟们按各自所好向他们请教一些有关电影的艺术和技术问题。就这样，通过不断地自学和钻研，我们对电影这门新学问也逐渐地由外行变成了内行。”［20］p38

很显然，万氏兄弟是在老二万古蟾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艺徒学校担任图画教员之后才开始试制动画片的。那么万古蟾是什么时间进入商务印书馆艺徒学校的呢?答案是1925年。万百五教授回忆说:“我父亲于1925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由于有教书的背景，他先是被分配在商务印书馆的艺徒学校里教书，后来进入了影戏部。［21］p4万百五教授整理的《万古蟾先生生平年表》中明确写道:“1923.9—1924.12南京美术专门学校(绘画教员)。1925.1—1925.7上海商务印书馆艺徒学校(图画教员)。1925.7—1926.7上海商务印书馆影戏部(布景师)。”［22］

显而易见，万氏兄弟是1925年开始试制动画片的。万古蟾说:“不久，我们就进入了初试阶段，白天是用来上班挣钱的，一到晚上，试制工作就紧张地进行。亭子间经常灯火通明，直到深夜。冲洗胶片的暗房设在楼下的灶披间里。在盛夏，工作尤其辛苦，窗被严严实实地遮起，密不透风，蚊虫叮咬，难以忍受。”［20］p39万籁鸣同样说:“我们有了工作室，有了摄影机，还缺少暗房，因而一到夜晚，我们就立刻将灶披间里的煤球炉搬开，把窗严严实实地遮起来，为的是把它变成冲洗胶片的暗房。每当酷暑天气，我们打着赤膊在蚊蚋丛生、密不透风的灶披间里通宵达旦地操作，身上常被蚊叮虫咬，满身红斑像生水疹一样。”［2］p50上述文字表明:1925年盛夏，万氏兄弟还在试制动画片，但这时他们还没有开始着手绘制《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可见该片至少应该是1925年下半年制作完成的。

四

现在，我们再来探讨一下《舒振东华文打字机》究竟是1925年下半年还是1926年创作完成的。对此，万籁鸣的回忆说:“动画片试验成功的消息被商务印书馆影戏部知道了，便委托我们业余制作一部短本动画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这部简陋可笑的动画广告片却是以后动画片的雏形和先声，为我们提供了制作动画片的原始经验和极为朴素的动画理论根据。”［2］52此前国内动画研究者据此便指出:《舒振东华文打字机》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这实则是对万籁鸣所言“简陋可笑”的误解。试想如果该片确实摄制成功，那么《我与孙悟空》一书附录的影片目录里没有收录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动画广告片的做法未免令人费解。那么真相究竟如何?万古蟾在《我的自述》里有更加翔实的记载:“我们必须证实我们所猜测的动画原理是否正确，这就需要大量的胶片以供试验。大家正苦于没有资金时，恰巧商务印书馆要推销自制的《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得知我们已初获成果，便有意拍摄动画广告片，派影戏部导演杨小仲与我们联系，这真是喜从天降。我们当然立即响应，但一上手，又遇到了很多困难，主要的困难有两个:首先是画面带背景的，人物运动而背景静止，这就意味着要画成百上千严格相同的背景，但实际上每张画上该静止的部分不可能画得绝对相同。好在商务印书馆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厂答应为我们印上千张背景。这样，通过将人物剪出来贴在背景上的方法，解决了这一困难。其次是拍摄时，每张画片的位置要放得一样，若有一点误差，则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为此，我们先用三个铜钉来固定图片位置以减少误差，后又改进为用直角木条固定图片。洗印之后，拿到放映间一看，结果真令人哭笑不得，不论是该动的人还是该静的背景，都处在剧烈的颤动之中。我们梦寐以求让画面活动起来，可一旦动起来后，却又动得不可收拾，好像发生了地震一样。”［20］p39-40很显然，万氏兄弟在制作《舒振东华文打字机》时，并没有掌握动画片制作的关键技术，制作方法也较为稚拙，作品最终也没有取得成功，商务印书馆自然也就不会采用，当然就更上不了电影银幕。万古蟾在后来的叙述中也更加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画在白纸上的打字机动画广告片就这样失败了，这是一九二五年的事。这一次失败之举对我们却有很大的意义，它是画面在我们手中活动起来的首次尝试，也启发了我们去思索过去从未想到的难题。”［20］p40可见，《舒振东华文打字机》的确是1925年下半年完成，但并没有取得成功。

五

很多资料都谈到万氏兄弟继《舒振东华文打字机》之后紧接着绘制了《益利汽水》和《味精》两部动画广告片，但从目前公开的一些数据来看，这种说法实乃空穴来风。《舒振东华文打字机》拍摄失败后，万氏兄弟一直在苦苦思索改进动画技术的途径。首先，要解决颤动的问题。他们从活页夹上得到启发，改进了之前“用直角木条固定图片”的作法，他们自制了一个打孔机，在每张纸的边缘上打洞。然后把它们放在装有两个铜钉的铁条上(笔者注:相当于现在的“动画定位尺”)，铜钉正好穿过纸孔，从而达到固定作用，这样的“固定器”比直角木条好得多，以后一直沿用下去。其次，要解决背景静止的问题，这就必须要使用赛璐珞片。可是，万氏兄弟直到1926年才解决这个问题。1926年正月元宵节期间，老二万古蟾独自来到城隍庙时无意间发现了走马灯里使用的绘有各种京戏人物的赛璐珞透明片，这才从理论上解决了背景静止及移动背景的问题。［20］p40-41当然，还有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就是动画片的工作量太大，仅以四人之力利用业余时间绘制动画片，实在令人望而生畏。于是，万氏兄弟准备仿效美国动画家麦克思·费雪的做法，拍摄真人与动画的合成片以节省人力。万古蟾说:“这个想法固然好，但需要用到拍摄真人的电影摄影机。以前的试验早使我们钱囊一空，仅买一台普通的摄影机就使我们窘相毕露，至于电影摄影机，那简直连想都不敢想。”因此，他们才游说长城画片公司的老板投资投拍动画短片，《大闹画室》就是万氏兄弟创作真人与动画合成片的首次尝试。［22］p41而实际上万氏兄弟在制作《大闹画室》时仍然遇到了很多难题，他们对这部动画片的成绩也感到不大满意。他们说:“片子里有一段前面画着两个丑角打架，后面的背景是板壁，壁上挂着一个钟，下面画了些桌子、椅子一类的东西。放映我们发现了前面两个丑角虽是在表现打架，但动作并不像真而紧张，而相反地，后面的桌椅板壁的线条却震动得非常起劲，结果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该动的地方不动，不该动的地方偏动。”［23］此后经过了几个月时间的研究，万氏兄弟才通过“复印法”矫正了这一毛病。可见，万氏兄弟在创作《大闹画室》时才真正掌握了动画片制作的关键技术。正如万籁鸣说:“这个现在看来十分简单、十分明确并且理所当然的问题，在二十年代初期却成了长期困扰我的大问题。那时我百思不得其解，经过四年的研究和探索，直到一九二六年我和弟弟们才掌握了这个秘密。”［2］p39万氏兄弟此前绝无可能制作出《益利汽水》和《味精》，这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时间上都是不允许的。

那么这两部广告片究竟是什么时候制作的呢?据万籁鸣和万古蟾的回忆，他们仅制作过一部动画短片《益利汽水》，而且这部作品是在万氏兄弟1933年再次进入明星影片公司之后才制作完成的。

六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明确地解决了《舒振东华文打字机》的创作时间问题。下面，我们再来研究一下万氏兄弟四人进入商务印书馆影戏部工作的时序问题。万籁鸣在回忆录中谈道:“后来，早先来到上海的几个弟弟都从美专毕业，先后参加了商务印书馆影戏部的工作。兄弟四人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工作性质相同，而且都爱好美术，凡是认识我们的人无不啧啧称奇，认为是少有的。”［2］P36

很多研究者看过万籁鸣的回忆，误以为万氏兄弟四人都曾进入商务印书馆影戏部工作，实则不然。据我所知:万氏兄弟四人中，万籁鸣是最早进入商务印书馆的，但他进的是美术部，而不是影戏部，而且，他也一直没有更换过部门。1925年初，万古蟾经万籁鸣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艺徒学校担任图画教员，而此时的万超尘和万涤寰还是上海东方艺术专门学校的学生。1925年下半年，商务印书馆委托万氏兄弟摄制的动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以失败告终。而此时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美术设计人员紧缺，万古蟾与万超尘趁机进入影戏部工作。这样，万氏兄弟四人中万古蟾和万超尘二人最早进入了电影界，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机会研究电影的技艺。商务印书馆影戏部1926年后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1927年初，动画短片《大闹画室》制作完成后，为了摆脱生活困境，因长城公司工资较高，又缺乏电影工作人才，经联华影业公司的编剧孙师毅介绍，万古蟾和万涤寰，还有导演杨小仲、编剧陈趾青进入长城公司工作。［24］万超尘仍留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万古蟾于1927年成家，时年27岁，这在当时可算是真正的晚婚了。［20］43长城画片公司当年在上海电影界独树一帜，其作品被冠以“长城派”的美誉。万古蟾和万涤寰二人在“长城”担任美工设计，名声大噪，在当时被公认为是“美术界最懂电影技术的人”。在电影界，万氏兄弟四人中万古蟾名气最大。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目前被业界公认的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1927)就是由梅雪俦和万古蟾联手创作完成的。著名电影家程树仁在其主编的中国第一部电影业年鉴《中华影业年鉴》(1927年1月31日出版)里特设了“活动滑稽画家”一栏，简述活动滑稽画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并列出秦立凡、黄文农、杨左匋、万古蟾四人，以期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四兄弟中，唯有万古蟾位列其中，可为一证。翟民在《钢笔漫画摄制法》一文中也对万古蟾给予极高评价:“……不过做到钢笔画师的，非要富有经验，势难胜任。此种人才，最不易得，在国内电影界里，只有万古蟾是此中的能手，闻现与联华公司订立长期合约，从事绘制多量之钢笔漫画，以作寓言及科教影片云。”［25］因此，中国动画史的写作决不能忽视万古蟾的《我的自述》。

综上所述:万氏兄弟早年创作的动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在中国动画史上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及其历史意义。本文通过对万籁鸣的回忆录《我与孙悟空》、万古蟾的回忆录《我的自述》及其相关资料的比较分析，排除了《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创作于1922年及1926年的说法，确证其创作时间为1925年下半年。还需指出，《舒振东华文打字机》的真实性虽毋庸置疑，但至今不见任何史料记载，况且，该片仅为万氏兄弟早年的一部试验之作，并未拍摄成功，因而，其意义及价值尚有待重新认识。无庸赘述，中国第一代动画专家杨左匋创作的《暂停》(1923)及《过年》(1924)两部动画短片其创作时间要明显早于《舒振东华文打字机》，而且，这两部短片都是成功之作，在上海卡尔登及维多利亚大戏院映演，无疑是中国最早的动画片。可以确证，中国动画诞生于1923年。2013年中国动画即将走过九十年的华彩历程，谨以此文庆祝中国动画九十华诞!

［1］殷福军.中国动画艺术史溯源——中国首位动画专家杨左匋生平及其创作考略［J］.设计艺术.2011，6:47-52.

［2］万籁鸣口述，万国魂执笔.我与孙悟空［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

［3］鲍济贵，梁苹.中国美术电影69周年［J］.电影艺术.1995，6:42.

［4］鲍济贵.中国动画电影通史［M］.北京:连环画出版社，2010:后记.

［5］吴贻弓.上海电影志［Z］.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1043.

［6］张慧临.二十世纪中国动画艺术史［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30.

［7］颜慧，索亚斌.中国动画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3.

［8］孙立军.中国动画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9-20.

［9］李保传，束霞平.中国动画电影大师［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10］北京语言学院《中国艺术家辞典》编委会.中国艺术家辞典(现代第一分册)［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209.

［11］佚名.中国电影家列传(二)［Z］.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19.

［12］马奕.中国戏剧电影辞典［Z］.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