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先生去世了。这位弱冠时即以哲学天分为人瞩目的才俊，临了却以20世纪中国最大的告密者形象永驻世间，足见命运无常，造化弄人。

也是巧合，晚生如我，三年前有幸在BBS论坛上与舒芜先生有过几次文字往还。舒芜当时八十有四，意气健旺。下面这段话，出自他的《现代朱批》，是他亲自贴到论坛上来的：

我们现在没有了皇帝，听说是群众至高无上，那么历次政治运动中革命群众审查牛鬼蛇神的材料所写的批语，也就相当于现代的朱批，无论是不是用红笔写的，同样应该重视。此类文件档案，有些已经发还被审查过的本人，有些没有归还，流落到旧书文物市场。如果有心人着意搜集，排比归纳，加以研究，实在是功在苍生的盛业。谨在此呼吁，年富力强的有志者曷兴乎来！

我无意为舒芜在胡风案中扮演的角色辩护，包括胡风在内共计两千余名牵连者身受的惨痛种种，容不得后人轻言宽容。当我们把牢狱里的光阴还原成静默的“滴答”声，而不是把苦难抽象成一个概念，同时，只要氤氲出大面积告密的那种妖邪氛围尚未从法律上根除，任何可能遮蔽历史的“向前看”之举，都应接受质疑。

读者想必注意到，上面摘出的这段话，与舒芜留给世人的告密者印象格格不入，夸张点说，好像秦桧在朗诵岳飞的《满江红》、姚文元在教育我们如何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气节。当然，这是个错觉，人的复杂性及既往时代的严酷性，足以让历史上的告密者幻化出十八般形象来，我们切忌把它归类成单一脸谱。作为一种人类现象，告密古已有之。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中甚至出现了“把告密人当作陶器运走”的荒诞情节。不过，今日之告密者，非得结合一种现代极权体制，方能得到有效观察。当一种政体闪耀出不容置疑且至高无上的道德和权力辉光，它就倾向于将异议者宣布成敌人，故无论逻辑上还是现实上，它都会鼓励出卖。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里说：“一旦一个国家……原则上允许甚至希望告密时，其他正派人就会被恐惧所驱使，而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尤其是当人们“不被怀疑是‘站在魔鬼一边而是站在上帝一边”时，他们更可能将告密镀上金光，好像告密不是出卖，而是向上帝献祭。

在与我们的体验更为切近的《古拉格群岛》里，索尔仁尼琴探讨了大量告密现象，他沮丧地写道：“我国的空气本身就促使人们去当‘密工……半个世纪或四十年来的狱外告密行为是一件完全没有危险的事情。”他分析道：“告密制度……收买面撒得这样宽的目的之一很明显的是：要使每一个黎民百姓都能闻到告密渠道的气息；要做到在每一群人里、每一个办公室里、每一所住宅里都有一名眼线或者使所有人都担心身旁有眼线。”一旦做到了这点，那么，他们“除了削弱人们之间的联系之外”，还能达到另一个目的——“凡是被收买过的人由于害怕被社会揭露，必定非常关心现政权的持续稳定。”所以，当“背叛成为生存方式”之后，“人们发现风险最小的生存方式就是经常地背叛”。

这是斯大林时代的告密，中国的情况或有不同。不过，索尔仁尼琴还说过几句让我脊背生凉的话，他说，“斯大林一生中差不多样样都是从奴隶制的东方（指中国）学来的”。当一些囚犯误以为会被关押到“距中国边界不远的地方”而高兴时，索氏冷冷地说：“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比我国还要坏得多。”谴责舒芜吗？可以，而且应该。但之前我们最好扪心自问：自己若生于彼，是否会出淤泥而不染？一周前看到一个帖子——“一份围攻胡风的名单”，作者刘火在“旧书店里觅得三册由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撞见一份壮观的名单，其中既有我们不以为怪的人，如姚文元、舒芜、周扬、何其芳，也有令人默然心伤的名字，如茅盾、曹禺，更有我们原以为不可能遇到的人物，如王元化。下面这句话，即出自王元化笔下：“不管胡风的露骨的宣传或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掩盖自己的主张，他的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是必须彻底批判的。”

我得说，此事并没有改变我对王元化先生的敬意，正如我不曾把最高的敬意献给巴金。这份名单的价值在于，它让我明白了尽管王元化相当优秀，但就坚守真正的知识分子立场而言，优秀到当年王元化那种程度，还远远不够。一个人在履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意志上有所亏欠，那么，无论他拥有多少令人称道的品质，都不足以逃离这份名单；假如他还同时拥有“一颗红心”，通体焕发着忠诚、奉献的品德，那就等于招认，他是一个随时待命的告密者，只要获得机会，他随时会在一种自以为圣洁的庄重气氛里，向至爱亲朋刺出致命一刀。

我曾自问：如果把我代入，我会进入类似名单吗？我确信不会。但我也知道，我如此确信，是因为先行替换了一个条件：今日之我所具备的独立意志，是拟想中的当年之我不可能具备的。在一个大棚养鸡场的环境里，想像自己与众不同地长出一根鹤的脖子，委实过于臭美。事实是，只有为数寥寥真正具有自由思想的独立人——如陈寅恪、钱钟书，尽管他们从未摆出战士的造型——才不曾在这些地方留下把柄。我想起索尔仁尼琴的深重喟叹：“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太多了。”

茨威格告诉我们，日内瓦有过一条制约告密者的法律，“任何控告别人犯罪的自由市民也要被拘留，直到他能证明他的控告是正确时才能获释。”我相信，即使有了这条法律，告密者仍会出现，好在那已问题不大了，只要舒芜的告密与胡风的悲剧不存在关联，我们大可仿效古希腊人的做法，“把告密人当作陶器运走”。到了那时，“最后的告密者”才会不再成为一种企盼吧？

“谨在此呼吁，年富力强的有志者曷兴乎来！”并遥祝舒芜先生灵魂安息。

（选自《异议的魅力》/周泽雄 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年10月版）